如果和其他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比起来，譬如说，和欧里庇底斯的悲剧、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比起来，《红与黑》显然更为“刺眼”。当然，所有的优秀外国古典文学作品，包括以上的这些杰作，都曾被当作剥削阶级的“货色”而受到暴风骤雨的冲击，但正如“右派”之中还有“极右派”一样，外国文学中也有“毒素最重”、“危害性最大”的“毒草”。《红与黑》就经常被视为这样一株毒草，它在历次运动中的命运正说明了这点。
“毒”究竟在哪里？为什么《红与黑》的“毒”更为刺眼，以至那末容易屡招批判的火力？除了指责《红与黑》是“黄色小说”外，最经常被数落的罪名，莫过于“美化了野心家的向上爬”、“美化了两面派的不择手段”了。还有什么比这对社会主义道德更有腐蚀性？还有什么比这对革命青年更有危害作用？于是，必须以“社会主义道德”的名义、以“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名义，对《红与黑》加以判决，必须一批再批、批深批透，告诫人们特别是告诫青年：这是一本坏书，这是一个“坏蛋”，切勿上当，切勿中毒，姚文元就“代表无产阶级”扮演过这种法官的角色，其任务就在于把这本书搞臭。
这种批评无疑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学批评，而是一种封建社会主义道德化的批评，它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从《红与黑》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对作品作出科学的解释，而是因作品不符某种主观模式和“道德标准”而加以谴责和讨伐；它不是从社会主义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需要，从中吸取有用的东西，而是从某种落后的封建主义残余的狭隘意识出发去加以拒绝和否定。
《红与黑》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的历史内容、社会内容是什么？它赞扬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在当时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在今天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这些年来，每当运动过去，《红与黑》似乎也可以享受到贝多芬第六交响乐第四乐章式的轻松和宁静，得到一些宽厚的待遇和评价，不外是反映了现实生活、揭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等等，其实这些评语用在任何一部外国十九世纪文学作品的身上也未尝不可，总之，《红与黑》的要不得，显然是批得过头，而它的可取处却远远说得不透。但是，某一部作品的意义能否说透，是要取决于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的，要充分阐明《红与黑》的意义，只有在“四人帮”那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受到彻底清算的日子，才有可能。
《红与黑》虽然正式出版在1830年七月革命胜利之后、资本主义秩序在法国最终地得到完全胜利的时候，但它却是写于1828—1829年，这正是法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时期，即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进行最后一次严重较量的时期。这时的法国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
在这之前四十年左右，发生了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世界史上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政体，摧毁了封建贵族土地所有制。此后，就是被打倒的封建贵族阶级与新获得统治权的资产阶级之间反复的、激烈的搏斗，这种搏斗经过大革命高潮中的国内战争、经过拿破仑时期一直到1830年的七月革命，持续了将近四十年之久，斗争的实质，从政治上来说，是哪一个阶级掌握统治权的问题，从经济关系上来说，则是哪一种所有制取得统治地位的问题。这一场大搏斗的酷烈和范围的巨大，都是历史上少见的。整个欧洲都卷入了这场搏斗：早在大革命高潮中法国封建贵族阶级被推翻的时候，欧洲的君主国就支持法国被打倒的阶级，对法国革命进行了干涉，于是，法国的国内战争一开始就带有国际的背景和性质；当拿破仑在法国建立了强有力的军事专政、为资本主义的巩固和发展继续开辟道路的时期，斗争就进一步在全欧范围里进行，拿破仑与欧洲君主国多次反法联盟的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的斗争。拿破仑1814年的失败，使历史发展出现了大的曲折，在大革命中被推翻的波旁王朝又在哥萨克的刺刀保护下回到了巴黎。尽管封建贵族阶级又恢复了政治统治权，但是他们面对着的却是一个“今非昔比”的法国，一个被大革命的风暴把全部封建主义的根基都彻底铲除了的法国。君主专制没有了，贵族教会过去占有的土地早在大革命中都被没收、分成小块卖给成百万自由农民了，从前是整个法国主人的波旁王朝，如今在君主立宪制的约束下会感到满意吗？过去享受种种特权的贵族阶级的残余，丧失了自己的天堂和所有制，不梦想再获得那一切吗？于是在1814—1830年这一个时期里，恢复君主专制和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就成为王室—极端保王党、反动贵族的理想和纲领。既然封建阶级这一方要在法国完全恢复过去时代的政治秩序和所有制的秩序，而资产阶级这一方则要夺回政治统治权并要在法国建立资产阶级的秩序，这样，政权形式问题、所有制问题，就成为了这个时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焦点，成为了历史是倒退还是绕过曲折继续前进的关键。
斯汤达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写出《红与黑》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要从纷纭复杂、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中，理出历史发展的头绪，对几十年来阶级关系的和社会历史的动向、趋势、变化、规律、实质，有一个明确的符合实际的认识和理解，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特别是在还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这一种远望镜的时代，何况要把这种认识和理解用艺术形象来加以表现呢？令人惊异的是，斯汤达就是这样理解认识当时的历史发展和阶级关系的，还极为出色地把这种深刻的认识表现在《红与黑》中，他的认识也并不是图解式地表现出来的，而是渗透在整个的形象描绘之中。这只需要看一看第二卷中整整四章关于那个黑会的描写就够了。在这里，斯汤达直接触及了最上层的政治活动，把复辟时期最高统治集团形形色色的人物展示在读者的面前，揭露了他们的大阴谋，这一阴谋虽然包括了种种计划和细节，但最核心的纲领只有两条，一是取消君主立宪的宪章，“把法国的君主专制重建起来”，再一条就是恢复过去的所有制，把土地归还给被剥夺的封建主。这一击中要害的揭露性的描写，几乎可以说就是对实际生活中波旁王室和极端保王党反动政治活动的直接写照和影射了，一部作品能够这样揭示重大的政治斗争课题，而且揭示得如此合乎客观历史的实际，在十九世纪文学中是少见的，这需要多么高明的政治见识、多么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多么准确的政治洞察力！当然，在《红与黑》中，有价值的远远不止这几章，第一卷中所有关于外省社会政治生活、关于保王党与自由党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带来的紧张气氛的描写，第二卷中关于巴黎权贵大臣客厅中各种贵族人物以及他们的活动、爱憎、希望、忧虑、恐惧的描写，与这几章上下呼应，有机结合，浑为一体，从各个角度栩栩如生地呈现出复辟时期政治社会生活的整体与细节，它在反映这个历史时期某些“本质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并不低于今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那个时期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以及其发展趋势、变化规律的认识，这是足以使我们吃惊的。
如果《红与黑》只是对当时代的政治斗争作了直接的影射、对社会政治生活作了真实的写照，那它也许会成为另一种类的杰作，而不会成其为《红与黑》。《红与黑》之所以成为了一部对当时代的人来说具有某种典型意义、对后来时代的人来说也保持着强烈的吸引力、往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文学作品，原因还在于写出了于连这一个典型人物，并通过他的遭遇和命运，提出了在一定历史阶段都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个人的发展与社会制度、社会环境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说，对于《红与黑》在反映时代社会的矛盾和斗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过去的评论还是作过一些肯定，虽然肯定得并不够，但对于小说主人公于连，对于于连的憧憬、追求和奋斗以及对于斯汤达本人对于连这个人物的感情和态度，评论者就苛刻严厉了，也正是于连问题使得《红与黑》在历次运动中总要受些冲击，使得人4门总是对它侧目而视。但是，这个问题恰恰是《红与黑》全部形象描绘的集中点，在这个问题上否定了《红与黑》、对《红与黑》予以不公正的对待，这部小说的主要价值不就大成问题了吗？这就是《红与黑》总是被视为“毒草”的关键。，
于连是一个野心家、两面派、伪君子吗？在决定是否应该对他进行谴责之前，首先应该对他进行科学的历史的解释。于连的幼年是在拿破仑时代渡过的，而他成年入世则是在复辟时期。这两个对立的时代在他身上造成了尖锐的矛盾。在拿破仑时代，他看到的是法兰西在欧洲的光荣，是银盔银甲的将士凯旋而归的场面，于是，拿破仑成为了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圣的偶像，拿破仑时代成为了他心目中最美好的时代，特别使他感到亲切、受到鼓舞的是，在那个时代，不讲门第，不讲血统，不讲资历，文职人员以其干练可以擢升为高级官吏，普通士兵以其战功可以成为将军元帅。作为一个只有才能和勇气而无任何别的本钱的小资产阶级青年，怎么可能对这种前景不悠然神往？于连正是在拿破仑这种政策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理想，他的理想既不是以吸他人的血来肥自己为内容，也不是以通过卑鄙的手段、龌龊的勾当来谋求私利为目的，而是要以自己的才能和勇敢立功战场而获得光荣和地位。这里，除了他所追求的东西中也有“财富”和“美女的青睐”而还达不到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外，他为达到目的所准备通过的途径却是无可厚非的，还不失为一种正派的严肃的志向，而且，于连还能追求什么别的更高尚、更伟大的东西呢？他毕竟是一个生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的小资产阶级者。根据于连所理想的生活道路，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出现1814年以后这一段历史弯路的话，象他这样一个精力充沛、坚毅勇敢、才能出众的青年，未尝不会成为拿破仑手下缪拉式的英雄。然而，他生不逢其时，他刚成年的时候，正碰上了波旁王朝复辟。光荣的时代过去了，眼前是一个倒退、委琐、卑劣的时期，再也没有过去那些轰轰烈烈的举动了，人们再也不可能得到拿破仑时期那种以自己的能力而获得光荣的机遇了，门第，血统，资历又成为了取得地位和荣誉的必备条件，甚至成为了衡量人的价值的首要标准，于是，在现实生活里，显赫闻达、高官厚禄的是一批早已丧失了生命力的社会渣滓——流亡贵族和一批卑鄙无耻、善于钻营的小人。面对这种现实，于连内心里并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他仍然热爱卢梭，崇拜拿破仑，强烈惋惜那个时代的一去不复返，他并无意于成为一个卑劣无耻之徒，也不愿意在权贵者、贵族上流社会的面前摇尾乞怜，他面对他们一直保持着敌对的情绪和难得的骄傲，因此，根本不存在于连成为了一个坏蛋的问题。
然而，问题在于他在复辟时期那个对他这种出身的青年冷酷无情、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里，不仅要保护自己、要活下去，而且还要尽可能求得个人的发展。因此，他就不得不掩饰他对拿破仑的崇拜，因为这种崇拜当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他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感情走教会的道路，因为只有教会可以给他一个饭碗，还有可能给他提供一个进入上层的机会；他就不得不勉强装出一副虔诚的姿态，因为这已经成为了那个社会共同的精神道德准则和规范，至少表面如此；他就不得不在维护自己平民尊严、并对保王党的阴谋有反感的同时，又为木尔侯爵卖力效劳，因为木尔侯爵毕竟给他提供了一个好的前程。总之，活下去的需要，求个人发展的需要，使他不得不藏起他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这种主客观不统一的矛盾、自己不得不从事的事情和自己内心真实愿望明显相违、尖锐对立的矛盾，其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矛盾，并不是于连所特有的矛盾。在我国“四人帮”猖獗的时期，人们不是也经常陷入了这种矛盾吗？因而，以这种矛盾责备于连是“表里不一”的“两面派”、“野心家”，显然是不公正的。难道可以因为二十世纪一个雇员不得不为企业主效劳，一个士兵被迫为战争贩子开枪放炮，而谴责他们的“表里不一”的“两面派行为”吗？即使他们也有向上爬的打算，即使他们的行动造成了恶果。这是一种社会悲剧，而不是道德谴责的问题。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对于连在复辟时期的行为加以称赞，当于连在德·拉·木尔侯爵手下一帆风顺因而由苟安一时而到几乎飞黄腾达的时候，实际上他是陷入了他作为小生产者家庭出身的青年人的盲目性，他并没有理解也没有认识到他为之服务的那个保王党的阴谋正是以牺牲他所属于的小生产者阶层的利益为内容的，既然大革命造成了大量的小生产者，那末取消大革命的成果、恢复大革命前的秩序，首先受害的就是这个小生产者阶层。于连在顺利的时候的确存在着一种幻想，自以为可以和自己那个阶层的命运脱离开来而在上流社会里获得自己个人的更好的命运，然而，最后教会的告密和他的下狱使他清醒了过来，原来，那个封建贵族的上流社会并没有忘记他是一个平民，并不认为他以自己的才能就配享有与平民有所不同的更好的命运，而且对于他居然想获得这种命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而特别感到愤怒，必欲严惩才肯罢休。当于连在监狱里终于认识了这一点并在法庭上公开道破了这一点的时候，当然时间已经迟了，他必须为他的清醒过来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于连在复辟时期的所作所为，并不是道德上、品质上的败坏和卑劣所促成的，而是一个社会悲剧，一个小生产者极为深刻的悲剧，一种社会的阶级的局限性所造成的悲剧，对此，应该根据历史条件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解释，道德化的谴责在这里没有它的合法席位！
其实，于连对拿破仑时代那样羡慕、对拿破仑以才取人的政策那么梦寐以求，就是在人的价值问题上向往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兑现；而他与上流社会的对立、他对封建贵族的傲慢，正表现了他对复辟时期以门第、血统作为人的价值标准的反感和鄙视。在这个问题上，拿破仑代表了资产阶级原则，他以才取人的政策正符合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投合了封建关系、封建束缚被打破后中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以至更底层的人们寻求自由发展的要求，因此，在他的军队和帝国政府里，人材辈出，较之于封建时期的上层建筑，他的行政机构和军事机构才得以充满了活力，具有较高的效率。封建贵族阶级则与此相反，他们顽固地以门第、血统、资格作为人的价值标准，这是他们已经丧失了生命力的表现，他们正是用门第、血统来掩盖他们的腐朽无能、维持他们反动的统治。总之，于连所感受到的生不逢时的矛盾，就是两个阶级的两种价值原则、两种制度的不同标准的矛盾。在复辟时期，面临着感受着这一矛盾的，何止一个于连？而是整整一代小资产阶级青年。这一代人，正如缪塞在著名的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所描述的，他们生在拿破仑的战鼓声中，呼吸的是晴朗天空下充满了光荣、响彻了刀兵声的空气，鞋匠出身的元帅缪拉是他们的理想，他们期望着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崭露头角，但拿破仑的消失、波旁王朝的重来，使这一切都成了泡影，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空虚，英雄主义的出路没有了，只剩下了教会这一卑鄙的行业。于是，就产生了整个一代人想走缪拉的道路而不可得的绝大的苦闷。于连就是这一代小资产阶级青年中的一个，他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和典型。
不言而喻，斯汤达是满怀着同情来写这个人物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个人物身上注入了他自己深切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斯汤达本人就是一代于连中的一个，只不过他的年岁稍长。他也属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法国社会大变动中经济地位不稳的中小资产阶级，当然容易接受卢梭的影响，拥护大革命，拥护代表着法国革命最后阶段的拿破仑，特别是他作为这一个阶层一个谋出路、希望改善自己地位的知识分子，拿破仑时期的价值标准也更投合他的需要。实际上，他从中学毕业后才十七岁就在拿破仑军队中得到了一个职务，从此整整十五年跟随拿破仑转战欧洲，虽然没有因军事才能卓绝而成为达乌、缪拉式的人物，但也分享了拿破仑帝国的光荣，个人的才能也得到了相当的施展。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他失掉自己的光荣、地位甚至饭碗，不得不离开了法国。他所经历的这一沧桑，当然使他尖锐地感受到了两种价值标准的差异和冷暖，也有助于他体察比他更年青、还没有来得及分享拿破仑时期的光荣就被复辟扼杀了全部希望的一代人的愤慨和苦闷。因此，当他在法院公报上看到关于一件情杀案的报道后，他就对这个素材作了根本的加工改造，赋与深广丰富的社会内容，通过于连的故事写出一代青年的命运，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矛盾问题。他以鲜明的态度站在上升的资本主义的价值标准一边，反对封建主义贵族阶级落后腐朽的价值标准，以明显的赞赏塑造出于连这样一个出身寒微但生气勃勃、毅力坚强、才能出众的青年，肯定他谋求个人发展的合理性，怀着深深的同情描写他对拿破仑时期的原则和标准的追求，以及他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正因为斯汤达自己从来就是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信徒，也正因为他在十八世纪末以来两种制度、两个阶级的大搏斗中，始终置身于资产阶级的营垒，对几十年来历史发展的内容有着深刻的理解，所以，整部《红与黑》充满了强烈的反封建的精神和对于毫无生命力、腐朽垂死的贵族阶级不肯退出法兰西现实生活并倒行逆施、肆虐逞凶的极大愤慨。
显而易见，于连所追求的原则和标准以及斯汤达在《红与黑》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从发展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的东西总要比封建主义的东西进步一些、优越一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何况，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根本不存在用无产阶级的原则和标准来加以衡量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于连的追求却使《红与黑》在过去总成为外国文学作品中被批判的重点？
一本书在一个时代的命运总是要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在“兴无灭资”这样一个口号被神圣化、绝对化的时期，人们对资产阶级的东西自然都有格外高的警惕，只看到它的阶级局限性和它与社会主义的矛盾，而不看到它与封建主义东西相比的进步性和优越性，至于封建主义东西本身的腐朽落后，对不起，倒似乎被忘得一干二净了。于是，于连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原则和价值标准，就被剥去了它原来所具有的黑暗的封建主义背景的反衬，而被放在一个真空中，甚至被放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标准之下，那它怎么不显得“卑鄙”、“龌龊”呢？怎么会不受到谴责呢？然而，这种谴责却正是反历史主义的，是一种道德化的批评。
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有着更为根本的原因：封建主义在中国历史中根深蒂固，中国并没有经历过法国大革命那样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很不充分，社会主义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而来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出现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出现封建社会主义的东西，是不足为怪的。这种政治路线必然给文学批评打下封建道德化的烙印，在外国古典文学中，还有什么比拿破仑以才取人的价值标准、比于连的追求，更与封建法西斯主义的“龙生龙、风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类血统论、门第论针锋相对呢？还有什么比于连那种要靠自己的才能和奋斗来取得荣誉和成功的志向更和那种饱食终日、无所作为、怠惰寄生的贵族老爷式的人生态度格格不入呢？于是，《红与黑》被视为“毒草”、于连被当作“反革命”，必须以一种一尘不染、高得脱离了任何现实条件的道德标准加以判决！这就是对《红与黑》的封建性道德化批评的根子。
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在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实际上还存在着反封建主义残余的历史任务，而某些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如资产阶级法权、资本主义价值法则、资本主义竞争和择优的原则、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与那些封建主义的残余相比，仍然有有利于现阶段社会发展的一面，并没有完全丧失其积极的历史作用。当经过了十年动乱、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当反封建残余的问题已被提了出来的时候，对《红与黑》的意义就可能予以比较充分的阐明了。我们并不要向于连学习，于连是个有阶级局限性的悲剧人物，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是在从事伟大的事业，应该比于连站得高得多，但是《红与黑》中强烈的反封建的精神、于连的经历所显示的社会真理，对于我们今天清算封建法西斯主义、清除社会生活中某些封建性的残余，显然不是完全没有借鉴意义的。
如果要讲“洋为中用”，这也许是《红与黑》的一个用处。
一九八○年八月
柳鸣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