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杨刚同志的翻译作品，我的藏书中有她的六个集子。这大概就是这位优秀女作家留给世间的全部的书了。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女作家的成就应该重视，也是值得骄傲的。这些女作家的出身经历，生活环境，思想立场都不一样，因此她们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也很不统一。就以艺术风格来说，一般女性作家总带有婉约纤柔的特点吧，可是我在读杨刚作品的时候，却少有这样的印象，只觉得她感情深沉，气势轩昂，一气呵成。特别是她的诗和散文，没有丝毫的矫饰和呻吟。
这种风格的形成同杨刚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还在学生时代，她就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不管以后到《大公报》当记者，还是在香港、美国，她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其次才是作家。很自然地，她的创作里也显示了她这种不平凡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在《东南行》这本书的“后记”里，杨刚向我们披露了她的思想和写作的态度：“我的态度一向是直接的、逼近的接近人，人的生活，人的战斗，人的命运。有一位朋友举出人类爱来做我的特点，我觉得这个名词于我是很含混，很空洞的。我可以说，对于人，我有一种莫大的好奇心，自始至终，不能衰竭。这种好奇心使我追求着要知道人在各种方式之下究竟是怎样生活着，怎样行为，怎样想，怎样感，怎样悲哀和愤怒，欢喜和恨恶。……我发觉了这点对于人的好奇心，我又努力培养了它。我要把它培养成一种经常的，持久的，强烈的关心，并且，我要把这种关心，变成我的行为。”杨刚的写作，正是想“从这滚滚血流的中国”“摸出了一星半点受难者的骨渣”，光是“人类爱”不能说明杨刚的世界观。她的作品为我们留下历史的面影，理所当然地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可是多年来既没有重版过她的书，也没有编过她的一部选集，更不要说她那些未经结集而散见各报刊的作品了。
现在依出版先后为序，我把所藏的六本书名抄下，以供爱读杨刚作品的读者参考。
一、《公孙鞅》，历史小说，“少年读物丛刊丙辑”，1939年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二、《沸腾的梦》，散文，“文艺丛书之一”，1939年4月上海美商好华图书公司出版。
三、《我站在地球中央》，诗集，“文学小丛刊第二集”，1940年7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四、《桓秀外传》，小说，“文学丛刊第七集”，1941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五、《东南行》，报告文学，1943年1月桂林文艺出版社出版。
六、《美国札记》，通讯，“世界知识丛书之四十七”，1951年4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是否还有笔者未能见到的杨刚作品呢？愿知者给以补正。
《伏园游记》的特色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新书局出版了孙伏园的《伏园游记》第一集。此后似乎并没有出版过第二集。这本游记共分四题，即：《南行杂记》、《从北京到北京》、《长安道上》、《朝山记琐》。
《南行杂记》刊于一九二0年《晨报》的第七版，孙伏园说：“那时第七版还不曾独立成为副刊哩。”内容是写回绍兴省亲归来时的旅途见闻。“五四”时期游记的形式也是一种解放，写来很随便。孙伏园这本游记的特色不在于记述见闻，而是借着一点由头便议论开来，意在揭示社会人生。在《战氛》那一节里，孙伏园写到工人“扬州老五”的命运。工头无故打他个半死，然后把他辞掉。待到伤好后，又有新工人顶了他的班，而这位新工人的命运也还是被打伤后再辞掉，这样工头又可以“介绍入厂做工”为名来收取新的佣金了。这篇游记几乎不写环境和风光。
《从北京到北京》写一九二二年赴济南和游泰山、曲阜的经过，然而作者对于泰山的印象却未置一字，重点是为在济南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的几位学人写了小记。乍看简直不象是游记，可是游记的写法本来就不拘一格，为什么非要写景不可呢？《朝山记琐》是一篇研究京西妙峰山进香风俗的游记，当时孙伏园会同顾颉刚等人进山考察，可以说是“五四”以后民俗学家们初期的一次考察活动。
最值得注意的还是《长安道上》了，因为作者在一九二四年的这次西安之旅，恰好是与鲁迅先生同行的。关于这次旅行鲁迅只在日记中有简略的记载，而孙伏园的游记正好补充了它的不足。那时从北京出发，火车只能坐到汉南的陕州，此后便要乘木船入陕，沿途要走四天，一百八十里的黄河水路。鲁迅在日记中记下“夜泊灵宝”，可是在孙伏园的笔下就不只这四个字了。比如，他面对这绝好的景色曾经对先生说：“宜乎美出生在这里了。”然而，“鲁迅先生静静的望着，没有什么表示。”这段话见于孙伏园写的《鲁迅先生二三事》，而在《长安道上》更能见到鲁迅先生旅途中的一些活动。当他们归途行舟至山西永乐县境时，在岸上以四十铜子，买了一大筐花红，并且在树下可以随摘随吃，鲁迅先生以为这种经历还是平生第一次。孙伏园又记述了黄河船夫生活的艰辛，他们身上连一丝衣片也没有。鲁迅先生在船上同船工们生活了好几天，且曾与他们融洽地交谈，船工猜测鲁迅先生在同行人中年龄是最高的。也不过“三十左右了”。其时鲁迅已经四十四岁，在船工们看来，城里人总是显得年轻吧。
孙伏园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一篇游记《长安道上》，竟在半个世纪以后成为研究鲁迅先生的可贵资料，否则当时他一定会更集中地写下鲁迅先生的一言一笑了。
《不惊人集》的下落
一九三三年徐懋庸编好了他的第一本杂文集《不惊人集》，可是读者见到的他的第一本杂文集，却是鲁迅先生为之作序、一九三五年六月出版的《打杂集》。他在本书的《作者自记》里说：“我的第一个杂文集子《不惊人集》被一家出版社要去，迄今快要两年了，可是总不见出版。……这个集子到底能不能出版，连作者的我也不知道了。”
事隔二十几年以后，徐懋庸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还不无遗憾地说：“后来编成一本《不惊人集》，但被国民党的检查机关禁止印出，连稿本也无影无踪了。”(见《我的杂文的过去和现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号《人民文学》)这么说，似乎《不惊人集》不曾出版过。然而，《不惊人集》确曾问世过。那是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千秋出版社出版的。
作者何以未能见到此书呢？猜想书出之际正是抗日战争爆发之时，那时他正携家回到浙江上虞县的故乡去，后来又经武汉，转道去了延安。这本想来印数也不会多的《不惊人集》，便在兵荒马乱之中不为世人所知，连他的作者也无缘见到了。
《不惊人集》收杂文五十篇，大多是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的。其中的《草巷随笔》是作者一九三0年以前的旧作，可以说是最早的试作。徐懋庸的动笔写杂文，完全是受了鲁迅和《自由谈》的影响，这同唐<SPS=0348>开始向《自由谈》投稿，以及鲁迅为他的第一本杂文集《推背集》的出版出力一样，都是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事实。唐<SPS=0348>和徐懋庸是同时期热衷于写杂文的作家，彼此都有突出的成就。只是徐懋庸中断了近二十年的杂文写作，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又重新拾起笔来。主要的原因，是他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干了别的一些行当。
这次重新拾笔，又是一发而不可收。一九五七年五月，他将新写的杂文编成一本书，名为《打杂新集》，共五十三篇。想不到全书已排出校样，因为政治运动的袭来而不得不报废了。其中一篇《小品文的新危机》，竟成了他主要罪行之一。这篇以“回春”作笔名的杂文，无非指出在当时杂文正面临着一个危境，还有许多尚未解决的矛盾。为了引起社会上的重视，他列举了若干矛盾，同时也是为了方便讨论。若果抱着研究问题和正视事实的态度，应该欢迎这样持之以故的文章，可惜那时把真理弄颠倒了。我至今记得徐懋庸提出：“现在的小品文作者，必须从头学起，在探讨真理的态度和方法方面提高自己，并保存优良的传统，克服过时的积习，使自己的作品总有点儿生活，有点儿思想，还有点儿艺术，也可以有点儿科学，而且，还应当有自己的风格。”我不明白，这样的小品文难道不正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吗？何罪之有！
姜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