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卡·欧茨今年出版了第三十五本新作《贝尔弗勒》(Bellefleur)，它描述了美国贝尔弗勒家族六代人的生活。小说从一个名叫琼·彼埃·贝尔弗勒的被法国放逐的人开始。1802年他在阿迪龙达克山区建造了一个城堡，离奇的情节就从这里展开。小说是一部恐怖的家族史，既有现实的也有超现实的场景，是神秘、任性、悲哀和幽默各种情感的揉合体。
《弗雷迪的书》的作者约翰·加德纳在7月20日的《纽约时报》图书评论中写道，“不管它有什么缺点，《贝尔弗勒》无疑是部辉煌的作品。”他称欧茨为“当代伟大的作家之一”
欧茨说，“多年来，我一直想写《贝尔弗勒》。我一直在留心观察——一架击弦古钢琴或者一句偶然听到的话，都引起我的注意。但我一直未能找到小说恰当的基调。一次，我将写就的草稿扔在一边，我似乎山穷水尽了。”
然而，一天，她看到一个女人坐在一个荒草丛生、破旧不堪的园子里的摇篮旁边，这形象似乎突然给她以启迪和灵感。她回忆道，“啊，当时我真想长久呆在那里。那是一个温暖的、令人怀念的、消逝了的时代的形象。”这个形象使欧茨找到了她作品的基调。从1978年夏天她移居普林斯顿起，欧茨就开始投入紧张的写作《贝尔弗勒》的生活，一直耕耘到去年五月才脱稿。
小说的主题是描写美国性格中贪婪和妄自尊大所造成的悲剧，描写这种性格最终导致自暴自弃的情景。
《贝尔弗勒》比其他任何作品更使欧茨神往和疼爱。“这是很奇怪的，”她说，“我自己也无法解释。每天清晨，我急急忙忙地走到书桌前，虽然有时坐好几个小时而只字未写，但我总设法一天写一章。我的精神处于一种十分紧张和激动的状态。只要和人一谈起它，我就会感到悚然。”她对人说，“在写这部小说时，我对于十九世纪的恐怖小说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例如，写一个狡猾凶悍的人，往往是描写极端的、几乎变成兽性的感情的一种手法”
“写小说时，我觉得是在和时间赛跑。我想作家都有这样的心情，唯恐在完成作品之前死去，所以总是有一种紧迫感。”
当欧茨写完《贝尔弗勒》最后一页时，一种深深的忧郁却攫住了她。她写道，“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使你的心悸动得更快了，没有任何东西使你惧怕了，……一种留恋之情涌上了心头，犹如你要离别一个你再也不会返回的地方一样。”
出卖—— 新作品的主题
欧茨和她的教授十八世纪文学的丈夫雷蒙德·史密斯住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郊区一条宁静的街上。一位访问过她的美国记者是这样描述这位女作家的：“她身材是高大的，腰板如灯塔一样地挺直。”“她的脸十分吸引人。”“第一眼，当你看见她的精致的发型、涂着玫瑰红口红的嘴唇和披挂着的中欧的肩巾，你也许会认为一条饰边的围裙或者手饰更适合于她。然而，当你看到她的棕色的眼睛——深邃而明亮，比一般人大一倍，看事物也许也深一倍，你就不会这样想了。”
威廉·亚伯拉罕今年编辑了《1980年欧·亨利奖获奖作品集》，而欧茨编辑了《1979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她正在创作一部以出卖为主题的小说，关于政治的出卖和个人的失望。她对人说，“我有一些朋友，她们被丈夫出卖了。这使我厌恶。这种出卖是最恶劣的。它犹如一把剑，使你有朝一日醒来，发现你一直深信不疑的真的东西却都是假的。你简直无法适应这种现实。”
欧茨塑造的人物大多想躲避他们所处的复杂的环境。他们自悲自悯，妄自尊大，竭力用自己的一孔之见来解释周围生活中的混沌现象。他们或者自暴自弃，孤芳自赏。欧茨总是给他们安排一个忏悔和醒悟的新生的结局——甘愿接受世间自然的法则，承认世上没有解决他们问题的答案，在美国社会中随波逐流。欧茨的作品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各阶层人民的生活。
在美国，有的文艺评论家批评欧茨的小说过多地描写了谋杀的细节。儿子谋杀母亲，宗教领袖挖去自己的眼睛，底特律贫民区的血案，或者医学院学生割去尸体的子宫煮了吃等等，都是她作品的题材。
对于这种批评，欧茨说，“我并不是凭空臆造底特律的街道的。当我写一个人谋杀或者自杀时，我的思想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数百个不同的例子中汲取的，是从我们民族的暴力和玩世不恭的性格中汲取的。”
一年两部作品
欧茨经常从报纸的新闻中吸取创作的素材，她认为她的作品应该是美国生活的反应。如果说诺曼·梅勒可以致力于写作事实小说来描述美国的话(例如他的被认为“真实生活的小说”的《刽子手之歌》是写加里·吉尔摩的生活的)，那么，欧茨也完全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用高于生活的形象来再现美国的人物和事件。
她说，“当人们指责在欧茨的小说中有太多的凶杀，那我可以说，只因为在生活中这种事太多了。”
欧茨今年四十二岁，1970年获得全国图书奖，数次获得欧·亨利奖，她是美国科学院和文艺院的院士。自从她1963年发表第一部作品以来，她已出版了十二部小说，十一本短篇小说集，八本诗集，三本文艺评论集，一个剧本和数百篇书籍评论文章，平均一年两部作品，可谓多产了，以致有人讥讽她为“自动写作机器”。这是不公平的。
欧茨有时几乎一天写作二十四个小时。无论是驾车、打扫屋子或在厨房执勺，她都在构思她的小说。有一次，临睡前，她躺在床上，为已经出版的“幻游世界”(Won－derland)想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于是她赶紧将它记下来，再版时作品的结局果然改了。
晚上，她经常蜷曲在沙发里，象个小学生似的，手中拿着本子和铅笔，在纸上疾书。临上床前，她每每要重读一遍草稿和笔记。她每天早晨从八点半一直工作到一点钟，然后下午给友人打电话、教书或者去纽约会友。晚饭后，她从八点一直写作到十一点半。她说，“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发现写作不象以前那么快了。我不得不屡屡重写，有时达十七次之多。”
自从她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文学教授后，她改变了过去深居简出的习惯。欧茨不如和她同年龄的美国作家为世人所知，可能和她极少接见记者、极少受邀去电视台露脸有关。她来到普林斯顿大学后，这个菲兹杰拉德曾经执教过的地方似乎使她与文学界的关系更为紧密了。她从这里经常乘火车去纽约拜访唐纳德·巴塞尔姆、约翰·厄普代克和其他作家。她说，“和文学家们聚在一起，这是一种新的经验。”
国际文坛漫步
朱世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