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杖、廉耻、气节，这三个名词，看起来它们之间毫无关系，却形成了明朝一代的风气。三者之中，廷杖作用最大，引起了后面两个问题。
我国封建社会的每个朝代，都有自己一套刑法，犯了罪的被剥去衣裳，鞭打一顿，叫鞭刑或笞刑，这在封建刑法中是很普通的。但是廷杖，就是臣子触犯了皇帝，在朝廷上当众扒掉裤子，打一顿屁股，轻则血肉横飞，重则毙于杖下，这却是明朝独特的创造。在它之前那么多的封建王朝，没有这个刑法；在它之后的清朝，也没有这个刑法。
《明史·刑法志》的初稿，是清初学者姜宸英撰写的。他虽然是一个封建正统的史学家，对明朝的这种独创的刑法却很不满意，据实而书，受到清朝另一个著名史学家全祖望的赞许，认为“淋漓痛切，以为后王殷鉴”(《鲒<SPS=0195>亭集·姜先生墓表》)。说明这对封建时代的史学家来说，象姜宸英这样正直的学者，是极难能可贵的。据《刑法志》所载，明初，有个永嘉侯朱亮祖，恃功骄横，明太祖不喜欢他，父子一齐鞭死。又有个工部尚书薛祥，犯了罪(什么罪，连《明史》也说不清楚)，也被杖死。这就是廷杖之刑的开始，原来也并没有载入明朝王法之中，是由皇帝本人一时喜怒决定的。好处是可以立即执行，用不着由什么三法司来审定。既然祖宗创了例，后代子孙照此执行，就有了根据。正统年间，宦官王振擅权，虽然皇帝信任他，他却怕大臣夺他的权，谁要冒犯了他，不管尚书、侍郎、祭酒，用皇帝的名义，当廷杖责。从这以后，廷杖就成了明朝皇帝处分臣下的常事。宪宗是个自作聪明的皇帝，他任用太监汪直，听他的诬陷，一次就廷杖二十人。南京有几个官员联名的章疏中有个错字，宪宗摘了出来，很得意，立即叫锦衣卫去南京，在午门前每人打二十记屁股，并由南京守备太监监刑。武宗是个荒淫的皇帝，各处游荡，游了北方，还要游江南，臣子们劝他不要去，他一次就廷杖一百四十六人，死了十一人。到了世宗，他是由藩王入继登位的，一心要把自己亲生父亲加上皇帝称号，受到一些臣子的反对，叫作“大礼之争”；他一发火，就廷杖了一百三十四人，死了十六人。他在位四十多年，杖杀的朝士，超过前代一倍多。他还有个折辱臣子的办法：打完了屁股，立即命令上班办事，让这些臣子含羞带愧，在同僚面前抬不起头来。世宗之后是神宗，也是个专横昏庸的皇帝，廷杖不断，一次也有上百的。
明朝皇帝这样滥施刑罚，折辱臣下，所造成的结果是怎样呢？嘉靖年间，有个詹事霍韬给皇帝上了一通奏章，写道：“昔汉光武尚名节，宋太祖刑法不加衣冠，其后忠义之徒争死效节。士大夫有罪下刑曹，辱矣。有重罪，废之诛之可也；乃使官校众执之，脱冠裳，就桎梏，朝列清班，暮幽犴狱，刚心壮气，销折殆尽。及覆案非罪，即冠带之朝班。武夫捍卒指目之曰：‘某，吾辱之；某，吾系执之。’小人无所忌惮，君子遂致易行。此豪杰所以兴山林之思，而变故罕仗节之士也。”
霍韬的奏章，反映了明朝刑法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惜予人以辱，使廉耻扫地以尽，并且提出了气节的问题。没有疑问，这通奏章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明朝统治者的利益着想，因为封建社会称道的所谓气节，无非是维护王朝正统和对皇帝个人的效忠，所以稍有远见和稍有头脑的统治者是无不加以提倡和表彰的。这对他们有利。但是，明朝的皇帝都是些蠢货，他们会的是一顿棍棒，打得痛快，又显威风，把臣子们的颜面、人格和仅有的一点感恩之情全打光了。人无廉耻，还讲什么气节呢？霍韬奏章说得够沉痛，忧心忡忡，为明朝的存亡敲了警钟。但是昏庸的明朝皇帝，怎听得进臣子的忠告，他们只当作耳边风。
一直到明亡，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在农民起义军雷霆万钧般威力的扫荡下，临自尽前，还说出这样无知的话：“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把这个腐朽透顶的明王朝的覆灭命运全诿过于臣下，真是自以为圣明，至死不悟了。
辛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