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马克一生写了十一部长篇小说、一个电影剧本和一个舞台剧本。长篇小说中除《西线无战事》外，最畅销的是《凯旋门》(Arc de Trio-mphe，1946)，其次是《生死存亡的时代》(Zeit zu leben und Zeit zuzusterben，1954)。前者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为背景，写一个德国流亡者在法西斯追捕下的种种惊险经历；后者则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品的情节和人物跟《西线无战事》颇有近似的地方，只是对战争、对法西斯德国、对军国主义的谴责和抨击更为有力了。
《里斯本之夜》(Die Nacht von Lissabon，1964)是雷马克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作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为背景，写一个名叫约瑟夫的德国人，因为反对纳粹政权，被他的妻弟纳粹冲锋队长告密，关进了集中营，释放以后逃出了德国，在国外流亡了五年多。有一次在巴黎，由于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个名叫施瓦茨的奥地利难民，并接受了他的馈赠：几幅名画和一些旧邮票。这个人不久就死了，又留给他一张护照和一点钱。约瑟夫把护照上的相片改贴、把出生年份改填了，从此就更名为施瓦茨。弄到了这张伪造的护照，他就冒险潜回德国去看望他的妻子海伦，并带她一起逃出国境。他们一路上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好容易到达法国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又被关进了难民拘留营。凭着约瑟夫的机智勇敢，两个人先后逃了出来。在马赛，约瑟夫不幸又落入了德国秘密警察之手。他巧妙地杀死了一再迫害他的妻弟，带着海伦离开法国到了西班牙，又从西班牙到了葡萄牙的里斯本。去美国的签证和船票都弄到了，正等着轮船的开航，可是身患癌症一直瞒着丈夫的海伦，却因为既无法改变她丈夫去美国的计划、又明知道自己不可能被美国所接纳而自杀了。对海伦来说，走自杀这条绝路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对未来的一切信念，她都已经放弃了”，而在约瑟夫看来，“只要象笑咪咪之流的野蛮人仍然活着，那么自杀将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那就糟蹋了一条本来可以用来跟他们战斗的生命。”就这样，约瑟夫在妻子海伦死去以后，便取消了去美国的打算，决定参加外籍志愿兵团，同德国法西斯战斗到底。
《里斯本之夜》的主题，仍然是作者在不少作品中一再表现过的爱与恨。只是这里的爱，当然并不局限于小说主人公约瑟夫对他的妻子海伦，而是包括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热爱；这里的恨，也远远超越于约瑟夫对他的妻弟格奥尔格的个人恩怨或家庭嫌隙，而是应当看作广大人民对纳粹法西斯的大恨深仇。约瑟夫要把格奥尔格干掉，而事实上也确是把他杀死了，无疑地是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的：“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复仇——消灭了他，就可以救出几十个无名的受害者。”正因为这样，这部小说从总的来说，反法西斯的政治倾向是鲜明的，思想意义是积极的。
作品的进步意义首先在于它深刻地揭露了纳粹德国的法西斯暴行。有时候具体地描写了纳粹秘密警察所施行的酷刑，“先用一根电话线缚住我的下体，随后把我吊起来”：“用一根纤细的、炽热的铁丝，把它慢慢地通进耳朵，或者往上穿到鼻孔里”；“默勒吸了一口纸烟，便把那纸烟按在我的眼睑上。那好象把火灌进了我的眼睛里”。有时候只那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法西斯匪徒残杀无辜的狰狞面目。约瑟夫在马赛，从美国领事馆弄到了签证以后回来，发现一个十一、二岁的受惊的孩子，蜷缩在他们的汽车里。作者介绍这个孩子的身世，只说是“当国家社会主义文化的卫道者们猛击他祖父脑壳的时候，他才三岁；七岁那年，他父亲被绞死；九岁那年，他母亲给毒气熏死——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二十世纪的孩子。他好不容易从集中营里逃出来，凭他的机智越过了边境。要是他给逮住，那准定会被送回集中营去绞死”。这样一个幼小的孩子，犯了什么罪非得关进集中营去不可呢？作者告诉我们，在纳粹德国，“有几十条理由可以把人关进集中营，或者把他处死”，“他或者是个犹太人，或者属于一个敌视现政权的政党，或者自己的冤家已经爬上了有权有势的地位”。有人从亲身的经历中甚至还体会到，“清白无辜是最严重的罪行，而清白无辜的人往往会受到最严酷的处罚”，无怪这个孩子也成为纳粹党徒迫害和追捕的对象了。
作品的进步意义还在于它无情地嘲讽了当时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这在今天看来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作者借已经被迫流亡了五年多的约瑟夫的嘴，回顾一九三八年秋天在巴黎的情况。那时候，“我已经不存什么希望了。那正是慕尼黑协定签订以前不久。我的恐惧已经达到了顶点。……战争总会爆发，德国总会开过来把我抓去。那是我的命运。我只好听天由命了。”可是，“随后来了个慕尼黑协定。那一年秋天，我们获得了满怀希望的新生。生活是那么美妙，那么轻松，我们都无忧无虑了。”这个慕尼黑协定，是当时英、法等国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的产物，是他们向纳粹法西斯屈膝投降的表现。小说揭露：“希特勒不断地叫嚣，他是和平的鼓吹者，别的国家却把战争强加在他的头上；他不仅向全世界这样宣扬，而且他自个儿也这样相信。五千万德国人也跟着他信以为真。其实只有他们自己这几年来一直在扩充军备，别的国家可没有一个在准备战争，这个事实却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大家的看法”。因此，到了一九三九年春天，“个个人都知道战争就要爆发了”，“那已经不再是几个月的问题，而是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之内就可以发生的事了”。在奥地利，“我看见火车上满载着军队，可是跟我交谈的人，大多数都认为不会发生战争。他们料想会有一次新的慕尼黑；他们确信欧洲的其他国家都太软弱，太腐败，不敢冒这个跟德国作战的险”。特别是那些外交官们，都“闭着眼睛，做着一厢情愿的美梦——来一下第二个慕尼黑，或者第三个慕尼黑，或者随便什么玩意儿，只要不发生战争就行”。在这种绥靖主义思潮的毒害下，当时整个欧洲，几乎“个个人都希望出现一个奇迹。第二次慕尼黑。随后再来第三次。第四次，这样一直下去”。作者指出：“从来没有象我们这个时代这样，有这么多的人相信奇迹，而且是在根本没有奇迹的时候。”可是战争毕竟爆发了。这一事实以及小说中一些人物的悲惨遭遇，都是对当时绥靖主义政策的最有力的谴责。
作者雷马克对纳粹法西斯暴行的揭露和对绥靖政策的嘲讽，是从“仁慈”、“人道”的角度出发的，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揭露与批判纳粹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动统治者的同时，又描绘和颂扬了一些“好心肠”的警卫、军曹、典狱长乃至省长；在对被希特勒残酷迫害的流亡者怀着满腔同情的同时，又对那些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逃亡国外的帝俄贵族和白卫军官表示了无限的惋惜。正因为他对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怀着真正的仇恨，而对社会主义革命又抱着怀疑乃至敌视的态度，他对消灭战争、改造社会必然会缺乏信心，他所塑造的正面人物便只能是一些消极的受害者，是某种宿命论的化身。即使给他无限同情的小说主人公约瑟夫安上一个参加外籍志愿兵团与纳粹战斗到底的结尾，也很难改变弥漫在整个作品中的那种忧郁的气氛和低沉的调子。
《里斯本之夜》通篇是“我”与改名为施瓦茨的约瑟夫的对话，时间是从深夜到清晨。这种表现手法在雷马克还是第一次运用，也是唯一的一次。除了这一点以外，整个作品都还保持着雷马克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文笔总是那么洗炼、简洁，既没有拖沓的描叙，也没有冗长的对白。讽刺总是那么辛辣，抒情总是那么感人。例如有两处关于宗教的论述，确是颇能发人深省的：
教堂里的气氛比外面的更幽雅，更温和；可是，这种劝说我们爱上帝、爱邻人的宗教，也并非一直都是那么温和的；在漫长的黑暗世纪里，它也曾经流过大量的鲜血。它一旦不再受人迫害，就马上反过来，开始用火，用剑，用拷问台去迫害人。
弥撒正在进行。……蜡烛在无动于衷地燃烧，风琴在弹奏，火光在举起着的金色圣餐杯上闪耀，这圣餐杯里盛着基督的血，就拿这点血他拯救了世界。它引向哪里？它引向流血的宗教战争，宗教的盲目信仰，宗教裁判所的严刑拷打，对行巫者的搜捕，以及对异教徒的火刑——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仁爱的名义干出来的。除了这种严肃的讽刺，作者也还有幽默的讽刺，例如：
一个拘留犯只要住在有刺铁丝网后面，那就是安全的，谁也不会想起他，可是一朝他逃跑了，他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在集中营里，给他一片面包皮已经太优待了，等他逃跑以后要去追捕他，多大的花费可一点也不会吝惜。只是随着作者阅历的增长，许多警句中包含的哲理比过去更深邃，而流露的情绪也比过去更消沉了。
朱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