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搞翻译尽管已有不少年头，也陆续译出几本书，但从未敢自诩风雅，更不敢觊觎文学家的桂冠。相反地，每想起自己从事的这个行当，总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这倒不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经过革命群众批斗，认识到自己宣扬封资修思想，罪孽深重，而是因为不论译什么东西，总是捉襟见肘，穷于应付，深怕应了马克思对译者下的警告，“翻译者”(traduttore)很容易滑为“背叛者”(tradittore)①。我想任何一个译者都有此同感，书译得越多，沦为“捕蟹老手”②的危险也就越大。谁个又敢妄自尊大呢？
译事之难，每个从事实际翻译的人都深有体会，有的地方似乎很难为外人道。幸亏我国文学大师鲁迅先生也兼事翻译，讲过公道话：“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到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象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鲁迅先生所说的翻译者的苦处，正是译者终生要走的艰辛的历程。一路颠顿竭蹶、风险频遇，直待最后一行译完，才能暂时搁笔喘一口气。如果有机会把译者召集到一起，谈一下体会，是大有“苦水”可诉的。当然了，译者花尽心血，也不无得意之笔。在绞尽脑汁之后，得到一句传神的译文，捻断几根胡须之后，想出一个贴切的对应语，其喜悦心情，或许不下于作家写出精采的文句。这就使我想到，译者花费的心血，不一定要别人都知道，但译者的甘苦，似乎可以交流一下，相互借鉴，共同提高，也可免闭门造车之嫌。勿庸赘言，在这样的组织和集会上，应该讨论的还有远比译文得失更重大的问题。建国三十年翻译工作有什么发展和提高，“四人帮”的黑暗统治给翻译界留下什么暗影，今后翻译工作的方向如何，新生力量该怎样培养……应该谈的问题很多，一句话，在举国奔赴四个现代化的今天，翻译工作者怎样才能做好与国外文化交流的工作。
讲到翻译工作者要不要成立组织，首先要弄清楚翻译者的社会地位：社会上承认不承认译者的劳动，领导文化工作的部门如何看待译者。我们看到，自从全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大会开会以来，我国又相继成立了书法家、出版工作者、杂技工作者等等协会，只有翻译工作者至今仍是单干户(吸收入文联、作协的至今只是很少几位知名翻译家)。翻译这一事业和译者的劳动在社会上似乎未得到承认。不妨再举两个例子。最近斯诺的《西行漫记》经董乐山同志重译出版。新华社为此发了报导，北京日报也发表了评介文章。但无论是新闻稿或评论文章都只介绍作者斯诺和这本书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这次重新出版的意义，对新译本的译者哪怕是顺手捎带提一下也没有。如果出版的是一部创作，即使是一首短诗，作者是不会不提到的。一篇外国文学作品如果在电台播送，朗诵者、演员、连配乐工作者都要报告给听众，只有译者永远是无名英雄。至于外国文学作品的中文译本，封面同书脊上不标译者姓名，已成定例，这当然是怕译者和世界大小文豪并起并坐，分沾人家的声誉。这一点我还是理解的。唐朝大诗人刘禹锡曾为翻译者鸣不平，他劝告当时的人士“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看来唐朝的风气沿袭至今，翻译徒或翻译匠是绝对不配跻于文人雅士之林的。
正在<SPS=0362>徨莫解中，偶然得到钱钟书先生旧作新辑《旧文四篇》，读了其中最后一篇《林纾的翻译》，宛如醍醐灌顶，头脑中的一切不平之鸣、非分之想顿时一扫而光。钱钟书先生是我国知名学者，博览古今中外书籍。在这篇文章中，他引用了中外许多例证，说明翻译家的地位——更确切地说，翻译家的无地位。这里转述两三个例子，以示梗概。以这篇文章中心人物林纾为例，他之所以知名，是因为最早介绍了大量外国文学到中国来，<SPS=1701>译了170余种作品。但林老夫子自我标榜的是桐城派古文，最恼别人恭维他的翻译。中国另一位翻译老前辈严复，把“雅”列为翻译的三个标准之一，也是想求助这一法码加重译文的重量。“今赫胥黎之道……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SPS=1915><SPS=1915>与晚周诸子相上下。”③换言之，翻译本身是微不足道的。至于外国，歌德把翻译家比作下流的职业媒人还算是客气，厉害一点的，如苏格兰诗人彭斯就干脆把蹩脚翻译比之为谋杀，使翻译家人人冒有受刑事处分的危险。我虽然也听说现在国外有所谓翻译中心、翻译协会，也有翻译工作者国际组织为译者设立了工作和休憩的地方，更有国家还授予优秀译者某种名誉称号，然而这都属于海外奇谈，对中国来说是不足为训的。英国诗人蒲伯翻译荷马史诗，有人就劝他“这样一位好作家是不该去充当翻译者的”。我既无诗才，也没有朋友劝我放弃这个行当，所以翻译这个十字架还准备继续背下去。但是在读了钱钟书先生的文章后，却象服了一剂清凉药，火气全消。如果有人读了这篇东西，误认为我倡议成立什么翻译家组织，那决非这篇文章本意。牢骚是有一些的，但人贵有自知之明。
① 见《马恩全集》第34卷第139－140页。
② 恩格斯在一篇评论《资本论》的英文译文中谈到翻译之难，他举出《科伦日报》驻英记者不理解catch a crab(未划好桨)这一成语而闹出的笑话，讽刺《资本论》的译者布罗德豪斯是个“捕蟹能手”。见《马恩全集》第21卷，第266—276页。
③ 见吴汝纶为严译《天演论》所作序言。
傅惟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