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那些专为领导者盖的豪华小楼，彭总十分不安，无法入睡，直到半夜，他还在围着那些小楼转圈。“我们不是帝王将相！”这是多么铿锵有力的语言！今天读来，更使人感到深刻而切中要害。
做帝王将相，还是做社会公仆，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原则问题。我们所说的“帝王将相”，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术语来说，就是“社会主人”。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公职人员是处于社会公仆的地位，还是处于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社会主人的地位，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一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论是奴隶主专政的国家、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还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把公职人员变成了统治人民、压迫人民的社会主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公职人员是由人民挑选来执行国家管理职能的。他们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社会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而不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当官做老爷，做社会的主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防止党政干部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同自己队伍中某些意志薄弱者和投机钻营者追求升官发财，向帝王将相蜕化的倾向作斗争，这是关系到保持党的先进性，保持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大问题。“我们不是帝王将相！”这句话的深刻性，就在于它抓住了执政党建设和政权建设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做帝王将相，还是做社会公仆，集中地表现在特权问题上。列宁给剥削阶级国家的官僚下了一个定义：“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列宁全集》第2卷第290页)作为公职人员，就都要干行政事务，不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还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都是一样，尽管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但无产阶级国家的公职人员与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公职人员相比较，有一个基本的差别，就是享受不享受特权。前者是人民的公仆，受人民的监督，不得享受任何特权。而后者则都是特权的享受者。在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身上，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多次肯定公社采取的防止公职人员追求升官发财的实际措施。他们特别赞赏的是，公社的措施使“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55页)干部搞特殊化，享受特权，是同巴黎公社的原则背道而驰的，是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大相径庭的。彭德怀同志说得好：“这种规矩，以后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决不能有！”
做帝王将相，还是做社会公仆，对于已经取得胜利，处于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也是一个很尖锐的现实问题。建国三十年来的实践经验表明，我们的党政干部，特别是那些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大多数是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虽然地位变了，物质条件好了，但他们能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自觉地做社会公仆。“非澹泊无以明志”(《诸葛亮集》第28页)。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恰恰是有力地证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仍然保持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保持了革命者的坚强意志。这是十分可贵的。因而他们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敬重。在这方面，彭德怀同志和其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在彭总身边》这本书中，就有不少很感人的事例。
遗憾的是，我们有些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上行动上没有明确地划清帝王将相与社会公仆的界限。他们不是把职务和头衔理解为为人民服务的担子，而是自觉不自觉地认为是做官，追求升官发财，利用手中的权力搞特殊化。在政治上，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官气十足。与群众平起平坐，同大家一起吃饭乘车，平易近人，这本来是共产党人特有的高尚风格和情操的体现，可是，现在有些人却觉得这样做是有失身份，很不光彩。他们找种种理由，采取种种措施，把自己同群众隔开，甚至隔绝，以特殊为荣为乐，更不要说接受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了。在生活上，则竭力追求享受，在住房、坐车和其他各方面，搞各种特权，有的甚至豪华成癖。不仅如此，还要利用职权，为家属子女亲友牟取私利。当彭德怀同志看到一些特殊化的东西时，他警惕地指出：“有些人硬要把我们往贵族老爷、帝王将相的位置上推。”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情况确是存在的。有的是照顾首长，出于好心，但做过了头；有的是势利眼，看到谁的官大，就顺着搞特权，以便有朝一日，能够捞个一官半职，或晋级荣升，踏上权贵之阶。但是，更令人担忧的情况是，自己在往贵族老爷、帝王将相的位置上爬！
搞特殊化，不仅使自己在群众中的声誉不佳，而更主要的是，损害了党的威望，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有人曾经向一些工人作过调查，多数人表示，他们最反感的事就是干部特殊化。这是一个警号，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和警惕。
为什么在我们党掌握政权以后，会出现一些人搞特殊化这样的歪风呢？这个问题很有研究的必要。除了我们的具体制度和工作上的问题外，还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在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阶段很长，又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因此，地主阶级的思想影响根深蒂固。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来说，小生产曾如汪洋大海，即便到现在，其影响还是既深且广。干部特殊化，就是这两种思想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发生作用的结果与表现。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的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在为人佣耕时，曾与他的穷哥们相约：“苟富贵，无相忘。”可是，当他成了张楚王后，就大不一样了。穷哥们到王宫去看望他时，首先一个感觉就是：“涉之为王沈沈者！”(陈涉做了王，多阔气啊！)以实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为理想的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们，进入南京以后，在同反革命激烈搏斗的同时，就追求起个人的权势和生活享受来了。他们不仅占据官僚的衙门和富商的住宅，供自己享用，又征用大批劳力，不惜工本，大兴土木，营建宫室。那些王府宅第，今天的参观者，不是也为其阔绰而惊叹吗？由鼓吹平等的思想，提出平均的纲领，而后又反其道，向帝王将相蜕化，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几乎都是循着这条道路发展变化的。小生产者在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时，要求平等，主张平均，但在他们的地位改变，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以后，他们对平等、平均这样的思想和主张，就不再感兴趣了。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和狭隘眼界，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提出新的政治理想。“王侯将相今有种乎！”以王侯将相作为自己的榜样，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其结局，或者是转化为帝王将相，使农民起义成为封建统治者改朝换代的工具，或者是严重脱离群众，导致起义的失败。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但是，我们党内有不少人是出身于小生产者。他们中的大部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已经无产阶级化了，但也有些人还拖着一条小生产者的尾巴。社会上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观念又无时不在侵染着我们党。在我们党取得胜利，掌握了政权的条件下，一些人就自觉不自觉地搞起特权来了。对于做帝王将相还是做社会公仆，是升官发财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原则界限，也就逐渐模糊起来了。毛泽东同志一再要我们把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引为鉴戒，今天看来，这样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纠正搞特权的不正之风，一方面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改进我们的某些制度，从制度上措施上杜绝人们追求升官发财搞特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坚持不懈地批判肃清封建思想和小生产思想的影响，使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都十分明确，我们不是帝王将相。
沈宝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