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阅三文，主体部分基本相同。《中国青年》上是用文学笔调，细致描述了安源罢工的全过程；《革命文物》上在说完了安源罢工全过程之后加了一条长尾巴，从罢工胜利后一直写到一九六四年；《江西日报》上用了一整版篇幅写罢工全过程，而后又用了近一版批判林彪、“四人帮”，大部分内容是前版材料的缩写和综合。
作者在写作态度上是不严肃的。文中有明显的自相矛盾的地方。现举几例。
一、《革命文物》：“一九二五年六至七月间，刘少奇同志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江西日报》：“一九二五年五月，在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上……”。一个是“六至七月间”，一个是“五月”，相差了一个月。同一的作者，写同样一件史实，竟然互相矛盾。这显然不能说是严肃的态度。
二、《中国青年》一文在描述刘少奇同志与敌方谈判时写道：“刘少奇同志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我刘少奇秉光明正大之宗旨，做正大光明之事业，死有何惧！’”一查资料，原来这句话是俱乐部副主任朱少连和职员蒋先云、蔡增准对付号称“当局傀儡”沈开运恐吓时的声明(见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如此张冠李戴，也是极不应该的！
还值得指出的是，这三篇文章都不适当地夸大了刘少奇同志在安源罢工中的领导作用，因为历史事实是，刘少奇去安源是协助李立三领导罢工的。有一篇还象写文学脚本一样，这样描述：在工人和前来镇压的士兵紧张对抗、互相冲突时，少奇同志竟能当着敌营长和反动监工王三胡子，“和气地”向士兵们发表长篇演说，对士兵进行“阶级教育”，而士兵们也立即“被感动了”，“举着的枪”也“慢慢放了下来”，还“流着眼泪连连声明”，表示同情和支持工人罢工。
为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平反，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撰写一些拨乱反正的文章，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如上述这种做法，却是用得着一句古话：此风不可长。
黄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