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个人一样，一种刊物总要有点自己的性格。不然的话，在千百种刊物中，你就不能吸引人，，站不住脚，并且终于难免夭折。那么，《读书》是不是已经形成自己的性格了呢？自己说，不算数。还是要请读者加以判断。
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听取读者的反映。我们分析读者来信，研究报刊发表的评论，召开读者座谈会，有时也请几位同志到我们编辑部来海阔天空一番。大家对本刊的性格大致有以下描述：一、你们(指本刊)解放思想。历经两个寒暑，你们不怕顶头逆风，不信歪门邪道，解放思想的旗帜始终鲜明，不含糊，不吞吐，我们(指读者)正想说的话，被你们说出来了。二、你们平等待人。有不同意见，可以批评，可以讨论。然而又不是无休止的争论，到时适可而止，以后再有新意，还可继续商量。你们只用批评的武器，不用武器的批评。打棍子的文章你们不登；这样好，我们赞成。三、你们提供知识。十年浩劫，草木凋零，当前，老、中、青三代各有各的知识饥渴。你们博采中外，掇拾古今，我们每读一篇或长或短的文章，总会觉得有所受益。四、你们文风可喜。一般没有废话、空话，帮腔帮调不用说，八股文那套起承转合，洋洋洒洒，不知所云的东西也比较少。两年前，你们刚刚创刊时已在文坛率先倡议，注意文风，我们双手赞成。
以上四点看法，是不是把本刊的性格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了呢？当然不能这么说，事实上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也还不少。这些看法，我们认为只是对我们的勉励和鞭策。
那么，你们编辑部的态度呢？
《读书》编辑部在万千读者的鼓励下，预备保持这四点性格。不言而喻，有缺点仍然要改正。粗暴、发脾气(姑且不说打棍子)，不行；害软骨病、无原则迁就、不敢批评，也不行。人到中年，一个人的性格大致已经形成，不易改变(当然不是绝对的)。一种刊物的性格就该扬长避短，不断更新。不然的话，你就会失掉读者。
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尽人皆知，谁也没有不加分析地提倡“开卷有益”，胡乱读书。何况在《读书无禁区》一文中，作者早已说过：“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和阅读，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种玷污人类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因为这类图书根本不是文化。它极其肮脏，正如鲁迅所说，好象粪便或鼻涕。”我们引此长段，在于说明最初一文已把话说在前头；大可不必草木皆兵、杞人忧天。就此问题，本刊曾经发表过不同意见，今后我们对一些读者关心的问题仍然打算这么办。再补充一句：凡在本刊发表的文章，不就是代表本刊编辑部的观点。文责自负嘛，人人都可以对某篇文章发表不同观感。
《读书》是以书为中心的文化思想评论刊物。我们刊登的有份量的书评还太少，希望读者、作者多多写稿。但是，书评并不限定一个格式，可以就某些思想诱发读者看一点书，也可以从某些书引出一些看法。思想要活跃，形式也要活跃。有些文章虽然和书直接搭不上线，但是所谈内容却是当前不少同志关心的文化思想问题，我们也酌量发表。文化思想评论总的目的是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我们力求作到文章能发人深省，有所启发。摆起面孔训人，本来就不足取，而今思想活跃，要回答的问题很多，一时回答不上来，就引导人们去探索。这种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
我们认为不管从事什么工作，研究什么学问，眼界开阔一些总是大有好处的。鸦片战争以前闭关自守，与世隔绝，已有足够的历史教训。十年浩劫期间在国内荡涤一切科学文化，自然谈不上吸取海外对我有用之物。现在我们痛定思痛，我们再也不能孤芳自赏。本刊各栏文章有中有外，有古有今，有事有人，有情有景，比例不好安排，但要努力作到开阔眼界。本刊已出各期，谈外国的较多，谈文艺的较多，有同志说这是一个缺点，我们也希望改正。但是，也有同志认为多年闷居斗室，没有吸收新鲜空气，现在多作一点深呼吸似乎也有好处。不管怎么说吧，今后我们还想多介绍一些外国新思想、新成就，不要弄得人家已经人人尽知，而我们还毫无所闻。这是不利于发展我们的科学文化事业的。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把重点摆在我们自己的新思想、新成就上去。这要费一点力气。也许一时不易办到。希望读者在这一方面多多给我们帮助。
本刊各栏，长短文章，力求提高质量。对于约稿、来稿，一视同仁，绝不马虎。本刊选用来稿，约占百分之三十，这个比例也许算是高的，但是还可以努力把这个比例再提高一些。一切决定于质量。只要言之有物，不是空发议论，对读者能够启迪思想或者提供知识，一定会得到本刊编辑部的重视。编辑部人数虽少，还是要作到慎重处理，不使遗漏。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我们自己水平有限，误选、漏选也在所难免。凡是刊登出来的，都欢迎读者批评。我们把读者的批评，认真地看作是对我们的监督。
本刊从发稿、排印到出版，周期太长，而且一时还难于改变。因此，我们不大发表配合某个纪念日的应景文章。对于古今中外思想界、科学界、文艺界某个名家的生卒纪念，也不打算逢场作戏。但是我们也不是绝对不登这类文章。纪念前人，仍然是为了今人。文章巧妙，各有不同；只要对我们的思想界、读书界有所助益，我们仍然乐于刊登。
本刊提倡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讨之风，和以平等待人之风，期以蔚为风气。越来越多的人有此四风，对于克服官僚主义、改革领导体制，促进我国“四化”都会发挥无穷无尽的思想力量。
《读书》只是一个小小的园地，要它全部负担思想战线上的重任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敢如此不度德，不量力。但是，一支小小的蜡烛总会发出一分光，因此，我们也不妄自菲薄。我们有广大读者作我们的后盾，我们的刊物一定会越办越好。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