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原名轸，字<SPS=0112>午(庆午)，号克强。湖南善化县(今属长沙)人。
孙中山先生是辛亥革命的领袖。他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一日通告黄兴逝世书中称赞“黄克强先生自创同盟会以来，与文同事，奔走艰难，迄于今日”。章太炎挽黄兴联曰：“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辛亥革命时期，人们常把“孙黄”并称。这些都说明了黄兴作为孙中山亲密战友之一的重要地位。
有人认为黄兴是革命实行家，笃行实践，少有著述。《黄兴集》的编者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同志们，遍历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北京等地，普查了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查阅大量书籍报刊，走访黄兴的亲属和辛亥革命老人，也吸收了海内外刊行的黄兴著作，辑录了黄兴著述近四十万字，已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为深入研究黄兴的思想、全面评价他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第一手材料。
黄兴是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严重危机的情况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十九世纪末，他愤恨清朝顽固势力镇压康有为和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支持过唐才常等发动的自立军起义。二十世纪初，他留学日本，更多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一九○三年，他参与领导拒俄运动，组织拒俄义勇队，回国宣传反帝爱国和民主革命。同年底，他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并任会长。
黄兴是领导辛亥革命的政党——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黄兴自己的论著中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述，当事人之一的宋教仁在日记中却有记载。孙中山最先同黄兴商议把兴中会、华兴和光复会合组成中国同盟会，黄兴表示赞同。鉴于原革命团体中对于实现联合存在意见分歧，在讨论组建同盟会会议上发生争论，黄兴在会上提出了“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的建议，为与会者所接受，实际上大多数人后来都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同盟会。黄兴这一富有灵活性的建议，打破会议僵局，促成了革命联合，使孙中山关于建立同盟会的思想得以实现。同盟会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进入新的阶段，也是黄兴同孙中山合作，推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开端。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日，黄兴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中说过：对于革命事业只是“表同情”是不够的，这“不过是旁观的说话”，作为“自己的国民却不是要他表同情，是要他负这革命的责任”。针对与会的学生，他列举国外历史事实说明：“欧洲大革命的事业是学生担任去做的”，“日本革命的事业也是学生担任去做的”。他希望大家“莫要说今日做学生的时候，是专预备建设的功夫，须得要尽那革命的责任。”
黄兴要求别人不要做革命的旁观者，自己更是以革命为己任，身体力行，艰难奋斗。从同盟会成立到武昌起义，革命党人先后发动过一系列反对清政府的武装起义。黄兴参与了多次起义的准备、组织和领导。“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这是黄兴一九一一年参与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时写的绝笔书中的誓言。在这场战斗中他伤右手而断两指，仍然指挥队伍，坚持到剩下他最后一个才撤走。黄花岗之役激发了全国人民继续革命的决心。黄兴在香港听到武昌起义的胜利消息很快回到上海。十月二十八日抵达武汉，任民军总司令，指挥武汉保卫战。《黄兴集》收辑的一组黄兴签署发布的作战命令、布告和谈话，记录了他在保卫首义地区所作的贡献。
黄兴不仅实践了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努力杀贼的誓言，而且还勉励自己的儿子同清兵英勇作战。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从武汉前线给参加江浙联军正在攻打南京的长子黄一欧捎去了一封写着“努力杀敌”的亲笔信，黄一欧读之“辄有中宵起舞、灭敌朝食之慨”，受到极大鼓舞。
黄兴十分注意维护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威信。一九○七年六月间，同盟会本部章太炎和陶成章等因潮惠起义失利和对分配日本馈赠的款项不满，公开攻击孙中山，要求改选黄兴为同盟会总理。黄兴郑重地申明：“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一九○九年，陶成章和章太炎等在南洋和日本大肆诋毁孙中山，公开恢复了光复会的活动。黄兴连续发表了多封书信，旗帜鲜明地维护孙中山的威信，谴责章、陶用“卑劣无耻之手段”攻击孙中山。在经过必要的反驳，“章太炎之名誉扫地”的情况下，黄兴奉劝孙中山“以大度包之”，这样既澄清了事实真相，又可以避免革命队伍内部陷于无休止的论争，而影响革命大业。
黄兴和孙中山在共同革命过程中，也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一九○七年初，同盟会本部讨论国旗图式时，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首次起义用过的青天白日旗；黄兴持反对意见，提出“作井字旗；示平均地权意”。双方意见相左，黄兴先是“发誓脱同盟会籍”，但“未几复还”。“为党与大局”，他放弃己见，服从孙中山的主张。
黄兴与孙中山之间最大的意见分歧是关于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问题。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之所以失败，“全在不听我的号令”，今后“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他在手订中华革命党入党誓约时写有“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的誓词，入党人要署名并印指印。黄兴认为“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要求孙中山修改。各自未能说服对方。黄兴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并前往美国。他一再声明自己“非反对孙先生”，并且认为中华革命党章程未能修改“原非孙先生之把持，实为三五人所梗”。他到美国后，没有把自己同孙中山的意见分歧公诸于众，始终坚持“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中山，其他不知也”，而不另立山头。“未私有所标帜以与先生异”。他向孙中山表示，自己今后的行动“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他在美国“将袁氏罪状节节宣布”作为自己的任务。孙中山也没有抹杀黄兴对革命的贡献，“仍视之为革命老友”。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步伐加紧进行之时，黄兴遵从孙中山敦请，离美抵日，积极投入讨伐袁世凯、维护民主共和国的斗争。孙黄殊途同归。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面临着一场同野心家、阴谋家袁世凯篡夺领导权的尖锐斗争。《黄兴集》提供的大量材料说明，在这个斗争过程中黄兴的政治妥协性有明显表现。
袁世凯玩弄两面派手法妄图攫取临时大总统职位，黄兴却表示：如果袁世凯“与民军一致行动，迅速推翻满清政权”，“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他自己和其他革命党人“决无有怀挟私意欲与之争者”。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窃踞临时大总统位置后，黄兴以为“今南北一家，总统得人，民国从此万年，迥非当年比也”，把“巩固”“民国初基”寄托于袁世凯。为了“尽泯”“南北猜疑”，黄兴大量撤减南方军队，过早撤消留守府。袁世凯为了麻痹革命党人、欺骗全国舆论，于一九一二年八月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商谈国事。孙、黄先后赴京调和南北感情。孙中山北上后说：“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世凯”。革命党主要领导人的这些赞美之词，掩盖了袁世凯同革命民主派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材料又告诉我们，袁世凯一旦暴露了狰狞面目，黄兴又毅然同孙中山共同讨袁，为夺回丧失的革命果实而奋斗。
后来黄兴谈到武昌起义后向袁世凯作妥协的教训时说：“只以袁氏当时戴假面具赞成共和，吾人以革命之目的已达，加以吾党以人道自持，不忍再动干戈，至人民涂炭，故让总统于袁氏耳。”而唯恐军事斗争而“招外人干涉”，深怕同袁世凯斗争而影响外国政府对共和国的外交承认，则是对袁妥协的又一原因。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时指出：“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同样表现在黄兴身上的缺点，也只要对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和所处的历史环境加以分析，也就可以理解了。
一九八一年八月七日
(《黄兴集》，湖南社会科学院编，一九八一年五月中华书局第一版，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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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