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正好是我在师大附中做学生会主席的时候，这时我已经不演戏了，学着写戏，头一个见不得人的独幕剧就发表在北京《晨报》的《文学附刊》上。一九二八年，我已经考上了清华大学，害肺疾，担了个清华戏剧社社长的虚名。一九四○年，于伶同志和几位同仁扩大统一战线，把我从暨南大学找出来，为了使话剧打入法租界，筹备演《爱与死的搏斗》。我们只想着为“孤岛”时期的话剧运动填补空白，一点也没有想到要纪念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一百五十周年。那时演出戏，磕头求奶奶的，有多困难啊！巴金兄从内地回了一趟上海，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把《爱与死的搏斗》剧本印出来，又匆匆去了内地，好象演戏、出书都是为了纪念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一百五十周年似的。
现在解放了，日子好过多了，临到一九七八年，我以十分喜悦和感谢的心情读到蒋路同志送我的一本书，书的名字是《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我仔细读了一遍，发现里面有一篇论文谈《爱与死的搏斗》，还发现译文引用的第九场是经我校改过的译文。什么时候我为译者校改过的？我完全想不起来。这就是老年人的苦处，忘性大，眼前就是有书，也想不起是怎么一回事。是徐成时老弟作成我校改的？什么时候？一定是在十年浩劫之前了。十年浩劫！可怜徐成时老弟还白坐了一趟牢，而我已然老态龙锺了。
但是，能读到《论文学》我还是十分高兴的。我带着感谢的心情读完了他这篇论文，得到的印象却很不愉快。又是怎么回事呢？是我理解错了还是怎么一回事？我想来想去，怎么也弄不明白。卢那察尔斯基当时为什么那么不给罗曼·罗兰留有余地呢？
首先，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他怕这个独幕剧太长。他说：“这出大戏是一个发生在同一地点的连续性的故事，换句话说，事实上没有空当和闲隙来落下幕布。要一气听完全剧，在观众相当困难。”因而他认为“这里所显示的艺术是否太多一点，这可能给实际演出造成困难。”上海剧艺社当时的演出盛况就否定了他这种多余的担心。观众始终是聚精会神地在看戏。后来我们还却不过观众的盛情，又加演了两场。而且演出用的是原装，和中国观众有些距离。尽管我在翻译上给观众留下不小的困难，可是这挡不住观众进戏。王统照先生有一首热情洋溢的诗就是证明。观众深深被戏打动了，也许因为在生死问题上，我们的演出对当时的“孤岛”处境和全国抗战气氛有很大的作用。贪生，还是不怕死？这是引起观众共鸣的一个根本原因。
卢那察尔斯基在后文透露当时“在法国以外有五十七个剧场立刻着手上演这个剧本，它们的观众会受到感动。”我们的演出是一九四○年，和原剧已经相隔十六年了。但是一九四○年“孤岛”的观众却是依然还“受到感动”。我们承认观众当时大部分都是小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然而就当时而论，除去汉奸之流暗中使坏以外，又有哪个观众不被戏所感动呢？
这是题外的话。不过，我还要老实不客气地问一句，蒋路同志，你在说明引文来龙去脉之后指出：“一九三九年法国大革命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时，罗兰将本剧第九场略加增补。但全剧基调既错，修补也无济于事了。”(538页注2)这个注证明你完全是站在卢那察尔斯基一边的。你说“基调既错”，什么是这出戏的“基调”呢？还说“修补也无济于事了”。你大概是没有看过上海剧艺社的演出才说这番话的。我们的演出确实根据的是“修补”的第九场演出的。可是“基调”是什么，我想了再想，始终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什么是一出戏的基调呢？是指无产阶级立场？我还很少听人用“基调”这种模棱两可的字眼来说明一场戏或者一出戏的。其实，戏写的是历史，反映的是历史真实，而作者又是小资产者。蒋路同志何苦把调子提的那么玄而又玄呢？
这算题外话之二吧。
卢那察尔斯基在评论文章一开头，就用堂吉诃德来形容罗曼·罗兰，说什么“我觉得，用堂吉诃德的特点来形容这个同革命实际发生冲突的现代理想主义者，是确切的。”看到这里我又糊涂了。“革命”是戏里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戏外的苏联无产阶级革命？不管是哪一种，“发生冲突”就似乎严重了些。这位“现代理想主义者”从来没有发表宣言反对过列宁领导的苏联革命。如果指的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那发生“冲突”又有什么坏处呢？文章写到后来，卢那察尔斯基又把他的《被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再作一番宣传，说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促使那些原先被它忽视了的读者去注意注意它，因为最近它在欧洲也颇有影响。目前它在柏林一家大剧院上演四十多场，经常满座。”(522页)我们知道有“五十七个剧场”要演罗曼·罗兰这出戏，是卢那察尔斯基告诉我的，罗曼·罗兰在“序”中一句也没有提到他有过这种光荣。可是拿自己的《被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和《爱与死的搏斗》相提并论，我们却是从卢那察尔斯基自己的论文里才知道的。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一位无产阶级战士还不及一位资产阶级“敌人”(看下文)？这种对比让我有些替作者面红耳赤。这算题外话之三吧。
现在还是看第二部分，因为很可能在这里找到“基调”，虽然“全剧基调既错”，我们还是以寻找一下为是。
十八世纪法兰西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方才已经稍稍点到了这一点，当领袖的大部分是小资产者。他们把同事一个又一个地先后送上了断头台。人心涣散了，果实让有野心的拿破仑抢了去。怎么好混淆资产阶级革命和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呢？当时工人阶级还在萌芽阶段，参加革命最多的也不过是些手工业者、农民和知识分子，不是律师，就是教师、科学家、文学家或者百科全书派。说到底，无非是小资产者。农民靠不住，在旺代省(Vendèe)三番两次跟着反动的教士跑，与革命为敌。他们中间的情形是极为复杂的。读卢那察尔斯基这篇文章，表面上头头是道，分析很细致。可是仔细一想，象卢那察尔斯基那样一位无产者战士，怎么好忽略历史的真实性，会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呢？历史到底不是现实呀！“全剧基调既错”，“基调”是不是就是被卢那察尔斯基弄“错”了的历史唯物主义？
权且把这作为问题之一吧。因为不细琢磨，是不容易体会出来这个错误的“基调”的。
其次，罗曼·罗兰到底是一位资产阶级进步作家，怎么能拿无产阶级的党的标准，来要求他呢？他既然是进步分子，就已经不错了，只能等着他的发展，而不能指责、漫骂、攻击。法国到现在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王国”，尽管历史上有许多粉身碎骨的人物、许多可歌可泣的政治变故，这却是铁板钉钉般的事实。就连共产党员阿拉贡(Aragon)，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我这个耳目蔽塞之人看来，他也不过是一大群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中的一员。卢那察尔斯基尽管在苏联掌着教育文化之权，也不能把一个外国人说得那样不堪。卢那察尔斯基未免忽略现时的实际，没有考虑起码的策略。
其三，他指责罗曼·罗兰和他创作的虚构人物科学家是“道地的庸人思想家”，而罗曼·罗兰的论调是十足的庸人之见。剧中人物与剧作者既然已经合而为一地戴上“庸人”的王冠，剧作者显然无辞以应，只能俯首听命了。剧中主人公被指责为“正在于他被流血吓破了胆，又没有卡尔诺那份道德力量。于是，据说似乎是为了科学的缘故(我们知道这套科学！)，他连进步的观念本身也放弃了。”(542页)这里的两个他显然指的都是顾尔茹瓦希耶，①可这种指责，却把我们读者吓坏了。这“顾尔茹瓦希耶是伟大的科学家、百科全书派，由于热烈同情革命，他加入山岳党。”(528页)可是不分青红皂白，他变成了“庸人”。而剧中唯一不成其为“庸人”的，似乎就是有“道德力量”的卡尔诺。可是这种道德力量是哪个阶级的，他就“王顾左右而不言”了。人性相通，不过对于卢那察尔斯基说来，到底也谈明白了它是上层建筑物，那就是说，“卡尔诺那份道德力量”当然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了。说顾尔茹瓦希耶“为了科学的缘故(我们知道这套科学！)，他连进步的观念本身也放弃了。”多可怕的罪名！作者连“科学”也蔑视起来了。第一，科学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共有的，它不过是个服务的东西罢了，谁拿在手里，谁就可以称雄称霸。第二，卢那察尔斯基蔑视的“这套科学”是些什么东西呢，顾尔茹瓦希耶是来自两位科学家的，一位是著明的数学家贡道尔塞(Condorcet，1743－1794)，是科学院的终身秘书，写过一本书，他不但不“退步”，而且连题目也有“进步”的字样，他的题目是：《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前景的概要》(Enguirred’un tableau historigue de pregrès de l’esprithumain)，而且“进步”在原文还是多数。他是服毒自尽的。另一位是著名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拉茹瓦锡耶(Lavoisier，1743－1794)，他在化学方面第一个发现了氧气，还第一个发表了“原子质量守衡定律”，单这两项对全人类的贡献就有多大！他可以说是今天二十世纪的火箭发明者的祖师，由于他的身份是包税人，资产阶级革命的唯成分论者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和一批包税人全都送上了断头台。戏是假的，把这两位著名的科学家合成一个典型都是假的：顾尔茹瓦希耶的原型也是卢那察尔斯基自己在文章里告诉中国读者知道的，不然，中国读者真还不知道呢，尽管罗曼·罗兰在法文序里也说起了，可是有几个人懂得法文呀？你明明知道两位科学家的贡献那么伟大，为什么还那么看不起他们？还来了一句“(我们知道这套科学！)”。难道苏联今天不要“进步”，不要“火箭”？当然你不知道事情发展之速出乎你的意外，可是他们都是百科全书派，这该知道吧？为什么还要左一句“庸人”，右一句“庸人”，还加上一句“懦夫”？我实在想不通。
其四，卢那察尔斯基在“永生”上做文章，说什么“对于卡尔诺，整个生活是一座苦心营造起来的建筑物。卡尔诺确实是永生的，顾尔茹瓦希耶确实只有一时半刻的生命而已。”(543页)卡尔诺(Carnot，1753—1823)也是一位数学家，在戏里所起的作用是送护照，给顾尔茹瓦希耶一个逃走的可能，在朋友的情分上，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难道这就是他“永生”的根据？而另一位科学家，在卢那察尔斯基看来，也“只有一时半刻的生命而已”。我不怪罪卡尔诺，他后来组织军队，支持了摇摇欲坠的法兰西，还用大炮无意中帮拿破仑赢得了称雄欧洲的“固一时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的创建帝国的机会，而拿破仑忘恩负义，却敬而远之疏阔了他。卡尔诺“整个生活”很不幸，也是乐其所乐的复辟王朝最后让这位正人君子死在国外。不过他顶多也只能说是个资产阶级中的佼佼者，和“永生”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而戏里另一位科学家，只因为服毒自尽，就被说成了“也只有一时半刻的生命而已”。一位科学家的“永生”是卢那察尔斯基给的，另一位科学家的短促生命又“确实”是历史上罗伯斯比尔给的。怎么好拿戏中人和戏外人相比呢？两个人原来一样是戏中人呀。最后，又把人道主义归罪于剧作者和他所创造的顾尔茹瓦希耶。我们还是不谈这个人道主义吧，我们只能把人道主义归罪于时代，别的话也就不必多说了。
而其五，也就是最后一点，卢那察尔斯基指责剧作家虚构的一个资产阶级妇女索菲(即女主人公、顾尔茹瓦希耶夫人)遵守妇道。难道要她学习无产阶级妇女的榜样吗？她是一个历史上的虚构人物，怎么能向二十世纪刚刚解放了的苏联妇女学习呢？能如卢那察尔斯基希望的那样，当着丈夫的面跟一个真正的“懦夫”公开淫奔，即使她曾经爱过他，难道这样才算什么“勇敢”地和世俗决裂吗？别说是虚构的资产阶级妇女，就是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位妇女，谁心甘情愿，跟着一个真正的让“流血吓破了胆”的罪犯潜逃呢？因为真正的胆小鬼是她的旧情人，而不是她也曾经爱过、并在科学事业上勤勤恳恳地从事工作、视死如归的丈夫。
在这些“左”的思想支配下，于是，罗曼·罗兰犯下了滔天大罪，跟托尔斯泰一样，“给他那博学的羊羔顾尔茹瓦希耶披上种种英雄主义和殉道者精神的宗教外衣，从而在宣传真正的人的理想和现实理想的真正道路这一伟大事业中成了我们的敌人。”(548页)一下子就把罗曼·罗兰说成了我们的敌人，在现实政治斗争和策略中，“确实”是失策。
一九三二年，罗曼·罗兰接受了莫斯科科学院的名誉院士的称号，并不是“我们的敌人”。卢那察尔斯基的批评写在一九二六年，又在一九三三年去了世，一九三五年罗曼·罗兰终于去了苏联，受到高尔基的热情款待，总算“我们的敌人”变成了同路人，没有让当时过头的批评“吓破了胆”。
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
附言：《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的，承蒋路同志送我一本，我十分感激。我这里就《爱与死的搏斗》一文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并伤害了蒋路同志一句，我想他是不会怪罪我的。凡加引号的地方全见于译文。
①此处译名系从法文译出，与《论文学》中的俄文译名略有不同。
李健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