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浅出是通俗，浅入浅出叫庸俗，
深入深出犹可为，浅入深出最可恶。
解放初期和最近，我曾在几个场合介绍过这首诗，听者都颇为动容，有的听者也同我一样，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这诗虽然直接是对文字风格而发的，但我觉得它的意义远远超过文风问题，对世道人心、为学做人都大有好处，因此我就把我过去讲过的，写成这篇文字。
一
“深入浅出叫通俗”，可谓天经地义。什么著作都有这个问题。例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等，可以这样说。但马克思、恩格斯的多数作品，却并不具有明显的“浅出”特点，我看也是事实。不过他们的有些作品，如《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我以为还是做到了“深入浅出”的。当然，总的说来，马、恩也未能完全摆脱他们民族的风习，他们，尤其是马克思并没有在表达形式的“浅出”上多用功夫。马、恩两人的风习也不尽相同，恩格斯还是相当注意“浅出”问题的，马克思则似乎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法国民族的风习则似乎有所不同，读他们十八世纪以来一些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就要好懂一些，他们的表达形式是注意到了“浅出”的。我们中国古代的文章，象《诗经》中的一部分，《孟子》、司马迁的《史记》等书，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影响那么大呢？因为它们都能做到“深入浅出”。在一定意义上，我认为《老子》一书也大多是很“深入浅出”的，这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论，想想看，那么一点篇幅，表达了那么多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大部分并不难懂，实在很不容易。本着这个观点，我们去看中国文学史上的作家们，特别能够传世的，引人爱读的多半也离不开这“深入浅出”四字，人人都知道“建安七子”们的诗好，象他们的太上领袖曹操的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骥老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就多么深入浅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以及毛泽东同志的“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等，都不是“做”出来的，而是顺口流出来的。当然，我不懂文学评论，这里不过是顺手把它们拉出来做我“深入浅出”论的例子罢了，并不是说他们的成功，仅仅在于深入浅出这一点上。《世说新语》这部笔记小说，一千几百年来脍炙人口，是因为它“词近旨远”、“言约意丰”，但为什么能做到这两点呢？也是十分得力于形象的譬喻和深入浅出的表现方法。
我以为近代的鲁迅，也可以说是能够做到深入浅出的一个典范，虽然他有的作品如《野草》中的多数，也不能这样说。过去和现在都有些读者说，鲁迅的作品不好懂。我说，这是因为他们一不明白当时的时代背景，二是各方面的文化基础知识太差，三是同鲁迅的感情不相通，或者没有注意去沟通。但是就鲁迅思想的深度、广度和它的犀利程度所达到的高峰，同它的表达形式的浅明简易两相比较来说，它在深入浅出的程度上，恐怕可算得古今第一。
二
“浅入浅出叫庸俗”。我们常常对某种理论、文章与艺术作品，产生庸俗之感。但何谓庸俗，往往难于言传。这“浅入浅出”四字就可以说是把这类东西的主要特点抓住了。这种东西，历史上留下来的例证，是不如深入浅出那么容易找的。原因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年庸俗！历史上浅入浅出的学术与艺术作品，就是这样被时代的潮流冲刷掉了，这是一件痛快事。但历史上的庸俗东西也还是保留了一些，例如，司马迁的《史记》在五帝本纪一类文章中就还保留了很多胡说八道的东西。王充算是个大思想家了，但在他著名的《论衡》中反复论“骨相”决定论的那部分，简直是麻衣神相的经典著作。清王士祯在他的《唐人万首绝句选》一书的“凡例”(其实即序言)中说：“唐人绝句有最可笑者，如‘人主人臣是一家’，如‘蜜蜂为主各磨牙’，如‘若教过客都来吃，采尽商山枳壳花’，如‘两人对坐无言语，尽日唯闻落子声’，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当日如何下笔，后世如何竟传，殆不可晓。”可见古人对于庸俗的东西，也是很不恭敬的。
我以为我国历史上有三次也即三大批有名的庸俗不堪的作品出现过，作为鉴戒，不妨提它们一下。一是两汉时期的“谶纬”作品，以及用“谶纬”神学堂而皇之地来编造历史、解释儒家经典的大量著作。这些东西在隋代以前，已经被淘汰殆尽，隋场帝又下令要彻底摧毁这些东西(大约是有人制造这类东西来预言他的灭亡吧！)。这类东西前后的总产量，字数要以若干亿计，现在却只能在古书中找到它们的片断了。它们荒诞、繁琐，而又过于浅薄庸俗，以致它同佛教经典及其铨释著作的繁琐的唯心哲学比较，都显得过于低级，因此中国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保存和传授了佛教经典，而把土生土长的“谶纬”之学基本上挤掉和抛弃了。此中的一个重要消息就是：太低级庸俗的东西，纵可以极一时之盛，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它是没有竞争能力的。第二大宗庸俗产品，就是明代到清代最后几年还普遍流行的八股文，这东西流行了五百年，每个读书人从幼年到考生员、考举人、考进士以前都作过千百篇以上。这种文章的总数，五百年加起来，恐怕在中国有史以来的文章总篇数中，要占第一。奇怪的是没有几篇流传下来，至今我们要找个标本来欣赏一下，也很困难，无它，就是因为言之无物，庸俗浅薄，被淘汰了。
还有第三大宗，是现代的产品。这就是林彪、康生、江青等执掌大权时，十多年间下令制造出来的种种吹捧他们这批反革命分子的，吹捧“史无前例”的，吹捧“四大”、“造反夺权”、“全面专政”的，宣传新神学的，种种作品，数量之多，大概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这些东西欺骗人的功能，竟是那么地可怜，以至一旦失去了它们存在的政治条件后，转眼间就几乎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是一场笑话——不，更重要的是我们民族的一场大灾难。
上述这三大宗产品，其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本身过于浅薄庸俗了。现在我们是否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浅薄庸俗大竞赛的挑战呢？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现在我们也有某些号称“艺术”或什么的东西，正在竞相摆脱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摆脱鼓励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摆脱优秀的民族传统，摆脱高尚的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道德情操，摆脱“五四”以来特别是自有左翼文艺运动以来，文艺要为广大的劳动人民(当然包括知识分子)服务，为推翻三大敌人服务，为抵制和批判封建主义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为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服务的崇高目标，而走在一条令人惶惑不解的道路上。请注意，我说的是“某些”，即是支流，而非主流，不过这个支流的消极能量却是相当大就是了。我认为一切有识之士，和有自尊心和独立见解的文化艺术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一个问题：艺术当然不应该是象牙之塔里面的东西，它应该容易被广大群众所接受，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就应该把庸俗浅薄的，不能鼓励人们积极向上的，毫无正确思想内容的东西，日日夜夜地灌输给他们。庸俗浅薄的东西，不管它们多么“新”，同样也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必须明确地划分：“拿来主义”同“东施效颦”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我有幸在一九八○年九月参加一个文化方面的代表团去日本访问，临回国前一天的上午，我们在宾馆接待了许多前来送别的日本朋友，其中有一位德间康快先生，他是一系列新闻、出版、电影和其他餐馆、旅馆的投资者和主办人，他头天晚上才作为日本电影代表团团长从中国飞回日本，第二天上午他仍然热情地来为我们送别。他纵谈世界文化，大讲苏联、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如何如何，又讲了日本，他的原话大意是“我们日本，善于模仿，善于学习，但是缺乏独创性，不如你们”，(按：后面这句话过于客气，我以为情况并非如此。)“只有你们中国，富于独创性，这点最可贵，现在又打开大门向世界先进文化学习，你们将来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他的整个谈话精神，着眼点都在一个国家应该创造世界上先进的，但同时又必须有自己独特创造的文明这一点上。这位德间先生对于我国虽然有些过誉，但是一切真正对中国友好的人士，从来没有一个赞成我们把西方某些低级庸俗、浅薄无聊的东西狼吞虎咽地一把抓过来当宝贝的。我希望我们一切学术、理论和文化艺术工作者，绝不要陷入盲目性中，我们应该毫不动摇地反对盲目排外，闭关自守；但是也绝不要竞相去输入一些庸俗浅薄、低级无聊，无助于建设高尚、文雅、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文明的东西。我们必须严肃而又十分谨慎地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绝不应该在中国历史上第四次去制造这种粗制滥造、昙花一现的庸俗浅薄的“文化”大泛滥。如果那样，我们就会变成历史的罪人，留给后人的，将不是什么辉煌的、有独创性的、优秀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而只能是一场笑话。
因此，我们凡在著书立说，握管行文，创造艺术，研究科学时，最好都能有意识地注意到这点，尽可能少犯这个浅入浅出即庸俗化和无思想性的毛病。当然，这不是法律，谁要大犯特犯也没人管得住，现在不是就有一批同志乐此不疲么，不过你的成品恐怕就难逃历史上八股文的命运了。
三
第三句叫：“深入深出犹可为”，这里包括还有希望，还过得去，或还有发展前途以至大有可为等意思。可以说，大凡站得脚的学术著作，很多都是这样写的。因此，一般地说，这不能说是一个太大的毛病。不过，科学成果的表达方法，还是有一个是否注意尽可能使别人容易理解的问题。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的有些内容，可能难于生动通俗，但社会科学部分，多数恐怕是可以争取用尽可能通俗生动的形式，来表达深刻的内容的。但是，愿意作这种努力的人似乎不很多。我觉得，郭沫若、范文澜、顾颉刚等几位著名学者的科学著作，多年来是比较注意这个问题，努力避免“深出”的。
至于最后一句“浅入深出最可恶”，这可以说是人同此心的。这句话讽刺得很好，象一幅令人发笑的漫画。这是指那种本无内容，也无深意，更无创新，但却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摆迷魂阵，用以欺世盗名，愚弄外行，借以谋利的东西。还有，是由于学问根柢太浅，而又不够朴素老实，往往把一个麻雀当成凤凰来吹，借以文饰其浅陋，或企图借此增长其高深。年来，我看到过某些已发表或未发表的社会科学论著，犯这个毛病的似乎不算太少。一部分学殖不够深而又急于一举成名的作者，往往喜欢这么小题大做，浅题深做，一件简单的事情，要弯它九十九个弯，用上几十个谁也难于说出它的真正科学含义的词汇，等到你得知它的大意时，人已被弄得头晕脑胀了。到头来才知道东西并不多，也不怎么新奇。作者原本是想以此引人注意，结果适得其反，真正严肃地去注意了它的人，往往有些摇头。这就多少犯了“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毛病。而有些同志却往往被这种来势所迷惑，不但不去帮助这些同志改善作风，反而一味盲目片面的捧场，名为扶助新生力量，实则无意中助长了不良风气。青年人需要循循善诱的引导者，但是也需要直言不隐的诤友。
“浅入深出”是一个大病，它同“浅入浅出”一样，也是一种庸俗，不过是更加矫饰了的庸俗，其令人厌恶的程度，大大超过了“浅入浅出”罢了。我以为这是著书立说，处世作人的第一大忌。一得之愚，不敢隐秘，不管什么人若能终身以此为戒，定必受益无穷。
四
是否只有著作、讲话、艺术创作等才有前面讲的那些问题呢？远远不是。一个人的待人接物，立身行事，一举一动都有这个问题。用这几句格言来律己，有助于提高一个人的精神境界，陶冶一个人的率真和坦诚的性格，减少低级趣味和虚伪矫饰作风。用这几句格言来观人，也可以大致摸清对方是一个什么性格和品质的人。例如，人们都喜欢陈毅同志，何以故？原因之一，就是他的为人风格是可以用“深入浅出”四个字来形容的。他富于革命经验，立场坚定，注意政策，有思想，有学问，道德也很高尚，但是他的表现形式却普普通通，豁达大度，坦率真诚，具有一个普通善良正直的人同样具有的喜怒哀乐，他不矫揉造作，不故作高深，不以一贯正确自居，他把共产主义的坚定性同可以允许的正常的人情世故结合得很好，因此人们觉得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可以亲近的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比较能理解也愿意去理解别人的悲伤、痛苦、欢乐和幸福的人。一句话，一个离神越远的大人物，也越容易被普通的人所接受。
分析了一个“深入浅出”用于观人律己的例子，那么，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出的品格和作风代表些什么内容，也就大体上可得而知了。
我以为这四句话在我们著书立说、讲话作文，观人律己、处世待人等方面，如能择善而从，时时以上述这首格言诗作为座右铭，我敢说，对任何人都会只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本文已经拖得太长，对于本第四节不能再拉长了。临末，想以以下四句话结之：
“深入浅出”者，令人亲而近之；
“深入深出”者，令人敬而疏之；
“浅入浅出”者，令人难于重之；
“浅入深出”者，令人怪而远之。
取舍如何，正是：“君子自便，老少无欺。”
一九八○年十二月下旬初稿于广州旅次
严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