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情中国革命，曾多次访问中国，并于一九五八年以后定居中国，直到一九七○年三月去世，一直为宣传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努力工作。
一九四六年夏到一九四七年三月，斯特朗在第五次访华期间，遍访了各个解放区，并在延安住了几个月。她本想继续留在延安工作，但因中共中央要撤离延安，只好于一九四八年初离开延安，准备返回美国。
一九四八年九月斯特朗来到了莫斯科，打算通过西伯利亚进入东北解放区，再次来华。但是苏联外交部不发给她到哈尔滨去的出境签证，一直拖延了四个多月，并突然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把她逮捕了起来，五天后又以间谍罪名把她驱逐出境。为什么她会被逮捕并被驱逐，其原因从来没有人对她说明过。她在一九六七年写的，但迄今尚未发表的回忆录遗稿里，详细记述了那次被捕经过，也对被捕的可能原因作了分析。斯特朗的遗稿全文约合中文十万字，过去没有用任何文字发表过，这里发表的是部分摘录。
〔斯特朗首先记述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她离开延安前后的一些情况。在她走时，中共领导同志向她表示，大约需要两年，战争可以取得胜利，希望她到时再回中国来。斯特朗到了上海，打算回美国，先打电报回去，希望给她安排三次报道中国情况的大型报告会，但是接到回信说，她的这种打算“简直是发痴。由于中共已经丢掉了他们所有的大城市，人们对他们的兴趣已经一落千丈了”。朋友们建议她去莫斯科。但是，按照她原先的计划，她是不准备去莫斯科的。她在上海停了下来。当写完报道中国解放区情况的一大本书，书名《中国的黎明》，以及若干篇较短的文章以后，她意外地得到了到北朝鲜去访问的机会；于是临时决定先访问北朝鲜，然后转道莫斯科回美国去。在访问北朝鲜路过海参崴时，斯特朗注意到莫斯科一家官方报纸上登了一篇重要文章，讲的是“两年来的中国内战”。这篇文章是以延安的“不幸撤退”来作结束的。斯特朗感到苏联不了解中国情况，他们好像是以斯大林格勒的战略来设想中国的内战的，没有看到中共的战略是放弃土地、保持有生力量，以消灭敌军。她想向苏联解释这一点。怀着这样的心情，她于一九四七年夏访问过北朝鲜之后，来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我和我丈夫的两个姊妹共用的寓所那时还可以供我住宿。我立刻设法传播我的中国新闻。我记得我那时曾经给我认识的苏联外交部长写过信说我不但访问过延安，而且还访问过许多中共的解放区，并且说我愿意把他们的情况告诉他。但是我没有得到回信。我走访了《真理报》和《消息报》，发现他们的国外新闻编辑对我的材料很有兴趣；但是他们同总编辑讨论之后，却不要我的文章了。
我有点惊异的是，《文学报》的编辑忽然来找我，说他从《真理报》那里听说我有关于中国的令人感兴趣的材料，他愿意谈谈这些文章。我有点失望；我回答说，我的材料他是不会有兴趣的。因为我不懂中文，我一点也不了解中国文学或中国作家，他们的报纸想必是专搞文学的，而我的材料是讲军事战略和经济的。他回答说，他知道这个，可是他愿意看看。结果，他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关于军事战略，一篇关于毛泽东。我后来听说，如果文章的内容两家主要官方报纸不愿发表，而他们又不愿让人看出这些文章被扣压了下来，就常常让《文学报》来发表。几个星期以后，我在东欧的一次旅行中遇到了中国新华社的代表，他告诉我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看到了这些文章非常高兴，这是多少个月以来苏联报纸第一次讲到他们的毛主席。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在莫斯科还有中国人留学。
我马上从莫斯科写信到纽约，安排在美国的定期演讲会；我发现我只能通过一个代理人，安排明年一月才能开始的一种普通巡回演讲。同时我又重新继打我那本关于中国的书①，设法在莫斯科出版，也在东欧出版。在这方面，我在中国认识的迈克尔·鲍罗廷②给了我一些帮助。他这时是苏联新闻局的一个副编辑，那个机构是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为了对外(特别是对东欧)发送宣传材料而创建起来的。他很有兴味地读了我的原稿，并且推荐给同在那个局里工作的一些人，同时也推荐给莫斯科一家在苏联国内发行俄文图书的出版社。
重打原稿时，我又把它重新组织了一下。印度已经接受了的那第一个稿本开始讲的是在延安的一个中国农民。现在我想，在欧洲出版，它最好是先从中国革命的国际重要性讲起。于是材料就这样重新改组了。
同时在我家里，我开始从人们私下的议论中去了解当时莫斯科广泛流传的观点。一个在外交官学校学习的青年来找我丈夫前妻的女儿，她这时正在莫斯科看望我。在谈话过程中，他轻蔑地说中共“已经失败了”。我回答说，正相反，他们正在走向胜利。
“啊，不，”他说，“他们已经失掉了他们所有的大城市。”
“这是战略，”我断然地说。“他们将使蒋军在这些大城市里陷入困境，然后开始战胜它。”
他傲慢地说：“他们不会战胜的；他们没有工业，没有无产阶级。”
他走了以后，我丈夫前妻的女儿继续同我讨论这个问题。她说：“我很高兴听到你所说的中共的情况。”她告诉我，在她所熟悉的列宁格勒海军学校里，她所听到的说法同她那个青年朋友从外交官学校听来的说法一样，这些人对中国内战都有同样的看法。“糟糕的是中共不能打赢，因为他们没有无产阶级。”看来，这显然是官方的看法。
无论是莫斯科的出版社，还是苏联政府的新闻局，好像都不想出版我的书。我越来越不能安心下来，就亲自到东欧走了一趟，去安排我所写的那本书。我发现相当有人对这有兴趣。在布拉格，我被要求去参加一个包括有党的领导人在内的高级讨论会，讨论我在中国看到的情况。哥特瓦尔德没有到，但是许多别的领导人都出席了。如果我记得正确，讨论的题目是“毛泽东的思想”③；捷克的领袖们表示希望得到一份抄本，让他们自己去出版。
我把我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安排到七、八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去出版：安排到了布拉格、华沙、布达佩斯、巴黎、柏林、罗马和贝尔格莱德。我只访问了这些首都中的两个，其余都是通信安排的。东欧各国对中国的兴趣都很大；这时同南斯拉夫的分裂还没有发生，我的书是另外一个首都的编辑为我在那里安排的。我自己的这一回忆有这样的事实根据：我必须另打一套副本来满足这些需要；同时，我怀着一种胜利感回到了莫斯科，准备去美国。
在看到苏联新闻局显然不起作用后，我却能把我的书安排到那么多的欧洲国家去出版，我记不得鲍罗廷对于我的这一胜利是否曾经作过什么评论。但是我确实记得，我还去和莫斯科的出版社最后摊了牌。他曾不断表示对我的书有兴趣，而同时又要求修改原稿；他总是说要出版，但总不签订合同。这时他又要求我作“一些更多的修改”。我失掉耐心地回答了他：
“我就要离开这里到美国去了，没有时间一再重写。假如我的书里有什么你不想发表，我允许你把它删掉。但是我不允许你对我说的话增加或者改变一些什么。你喜欢那一部分，你就出版那一部分好了。”
这还不能满足他。他接着问：“你是不是能在你出版的其他版本中也作同样的改变？”
“这可实在办不到，”我这样回答了他。我说我愿同意他把想要删掉的部分通知所有其他国家的出版社。我甚至可以自己把这些变动的清单送给这些出版单位，并且告诉他们这些是莫斯科出版社所作的变动，如果他们喜欢，他们也可以照着办。“但是我不能把你们的变动强加给其他出版单位，他们的版本可能已经排印了。”我这样说，他看来是不满意的。
这就是一九四七年底我要离开莫斯科准备回到美国去时的情况，在美国我已经安排好了一次巡回演讲，但是我在那里的代理人还没有为我的书找到一家出版社。
我在从莫斯科乘飞机回美国的途中，到巴黎停了下来。
在巴黎，我遇到了三位中国代表；刘宁一，他是中国工会的代表；陈家康，中国青年组织的代表；还有陆璀，妇女组织的代表。这时中共还没有解放全中国，但是他们已经十分牢靠地占据了北满，就象我自己在一九四六年年底所见到的那样(那时我访问过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在巴黎的这三个中国人，正式代表着三个组织，也是中共在欧洲的主要代表。
一九四七年底的除夕夜晚，他们请我在一家中国餐馆吃饭。饭后刘宁一正式向我说，在巴黎的全体中国代表的意见是，我可以马上回到中国来的时机已经到了。他说，“事情的发展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他叫我到美国去把我的书安排给一家出版社，并搞完我的演讲，然后就考虑从莫斯科到哈尔滨，回到中国来。他说，在满洲有很多可供写作的材料。以后我还可以随军南下。他也想建议我在哈尔滨从事毛主席著作的英文版本工作。他说，这还不是正式建议，因为得先请中央委员会讨论同意；但是如果我愿意担任这项工作，在巴黎的中国小组可以通过哈尔滨把这建议提上去。我回答说，我很高兴做这样的工作，我可以学到好多东西；但是，我想我做不了这样的工作，因为我不懂中文。他回答说，这没有关系，许多翻译人员将用英文工作，我只要同他们讨论，并把要翻译的东西写成最好的英文就行了。他说在延安时，已经注意到我修改他们分发的某些毛主席著作的英文译文的情况。他们认为我的英文风格很合适。这事就留待他们向哈尔滨问清楚后再让我在纽约知道。
我还问我是不是应该留在美国参加就要举行的全国总统竞选。美共可能通过一个新党(即计划成立的“进步党”)积极参加竞选。他们回答说，这事我应该同美共商量。至于中国人所关心的是，我一搞完我的中国演讲，并安排好我的中国书的出版以后，就可以马上回来。这是我们之间的总的谅解；在此谅解之下，我在一九四八年初离开巴黎，回到美国。
关于那年冬天我在美国巡回演讲的细节，我回忆得起来的很少很少。回顾过去这么多年，我在美国巡回演讲了那么许多次，要想把一次次都区别开来是困难的。我回忆得最清楚的是一九四八年是这样的一年，进步党在亨利·华莱士这个人的周围，很快地搞起了一个联合战线，在这里美共起了积极的作用，它在许多地区还起了左右一切的作用。那时我在帕洛阿尔托有一处住所，虽然我每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度过的，我在当地还是为人们所熟悉的一个人。所以，我在进步党内起了积极的作用，被当作他们的代表去参加了那年春天举行的华莱士提名大会。
我想，一九四八年又是这样的一年，在这年里我的妹妹同我断绝了关系，要我不再同她来往。她也住在帕洛阿尔托；自从我的父亲在西雅图死了以后，我就搬到了那里，为的是靠近她住。那时，自从我的丈夫在战争的年代里死了以后，我觉得这位妹妹是我最亲近的人了。我没有察觉出，在她看来，我可不是同她最亲近的一个；她有丈夫，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些孙子、孙女，对于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比我亲。她同我说，她怕我的激进的名声有害于她丈夫的职业。很清楚，这只是部分原因，因为她的丈夫是当地一个学校的校长，就要领取养老金退休了。我的推测是，政治气候变了，以前我那位妹妹向朋友们介绍我是一位有名的旅行家和作家时，是感到相当骄傲的，这时却担心我的名声对她自己不但不再有利，而且要有损害了。早些时候，她很高兴地利用我在莫斯科的住处，让她的两个最大的孩子在从高中进到大学之前都在那里住上一年，“以获得外国教育”。这时，这已不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了，因为冷战日益加深，而在美国的阶级斗争也尖锐起来了。
我们那里的进步党的办事程序，在比较严肃认真的外国党看来，可能显得很随便。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选我作代表的那次会议，主席首先提问，有没有那一位出席的人有计划要到东部去，这样他或她就能够自费去参加进步党的大会。我说我正在计划到东部去，很容易去参加大会。但是不能答应回来作报告。因为我要到莫斯科，再从莫斯科到中国去。如果我作为他们的代表去参加大会，我可以从东部写回一个书面报告来。这看来象是足够满足需要的了；于是我就全体一致被选作了代表。我又回想起，当我在进步党大会的会场上站起来说几句简短的话，并被要求(象每个讲话的人都被那样要求的一样)来作自我介绍时，我一说出自己的名字来，就引起了一阵不寻常的鼓掌。我这时才觉出来由于我写文章，大多数进步党党员是知道我的，但是都没有见过我，当我在会场上站起来时，他们还不认识我呢。很清楚的是，他们见我这时和他们在一起是很高兴的；我自己在那里也很高兴。
这个事实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是不是应该留在美国，参加竞选运动，它将直至十一月才能结束，而这将着实推迟我回到中国来。我同美共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说，假如我在竞选中作为一个演说家或作为一个作家对他们有用的话，我就自愿留下来。他们说，他们很高兴把我作为一位演说家来使用。于是我就停留了几个月，直到我发现他们并不真正在使用我。
我耽搁在美国的第二个原因是，我还没有找到一家出版社来出版我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最后，一位中国朋友说，我难于找到一家出版社的原因是，美国共产党对中共没有兴趣。他自己已经使他们注意到一年多来《工人日报》没有一篇社论提到过中国革命。他没有再加什么推论，可是我一下子就推测到，这现象说明美共反映了我已经在苏联注意到的那种对中国的冷淡态度。
于是我就去找一位党代表头头，直截了当地说：“我就要回中国去了。我离开延安时，毛译东亲自叫我特别要把中国革命的情况资料带到美国来。我是不是不得不回去报告说，我已经把我写好的关于中国的书安排到七、八个国家去出版了，但是唯独在美国却找不到一家出版社？”这个问题提到尖锐到足以引起行动。商量的结果，同意的是他们不能出版我的全书，但是愿意出版一本比原书薄得多的书，假如我肯把我的材料缩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的话。缩写所费的时间比写一本新书少不了多少。结果写成后定名为《明天的中国》，由远东政策民主委员会出版。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很费时间的。所以直到九月我才又在巴黎遇到了刘宁一，告诉他我在去中国，问他对于这次旅行有什么指教。我已经得到了去莫斯科的签证，但是纽约的苏联领事不给我去中国的过境签证，说这得在我得到中国的入境许可后再去莫斯科办。刘宁一好象对这很满意。他告诉我到莫斯科去要一张进入满洲的火车票。他说，中共还不签发正式签证，因为他们还没有建立全国政府，但是他可以给我开介绍信给满洲的政府机关，这足以使我进入边境并能去到哈尔滨。“满洲边境苏联海关一检查完毕，你就可以拿出这些信来，叫他们打电话到那一边的海关。他们会让你过去的。”他并且补充说，“你可以把这些信给任何苏方管事的官员看。”他给了我两封信，都是用中文和英文写的。当刘同志向我告别时，他说，不久之后他自己也要到哈尔滨去，但是第一个到了那里的大概是我。关于要我编辑毛泽东著作英文译本的建议，没有得到回话，但是从哈尔滨总部传来话说，他们欢迎我去。
我带着这些证件，到了莫斯科外交部的新闻司，说明这次我来不是要他们给我办居住许可，而是要一个到满洲去的过境签证，因为我是路过这里到中国去的。新闻司的头头好象吃了一惊。他竭力主张我应该至少呆到十一月苏联国庆节。他说，那时我会被邀请出席莫洛托夫的招待会，而我一定是想要去的。他还向我保证，“然后你的出境签证会很快地在三两天内办好。”
他问我是不是已经得到中国的签证了。我知道莫斯科仍是承认蒋介石的，我就笑着说，“你的意思是问是不是从蒋介石的大使馆得到了签证？你以为在满洲那对我有用吗？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看满洲主管当局签发的去哈尔滨的证件。”我打开我的皮夹子，准备拿出这些证件来。
他摇摇手。“请不要……”，他笑着说，意思是告诉我，他看中共发的证件是不合适的。我也笑了笑，表示我懂得外交礼节方面的规矩。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他了。当我以后回去要求他办已经答应了的“三两天就可以办好的出境签证”时，据说他病了，我接触的都是新闻司职位较低、态度较粗鲁的下属人员，他们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拖延我的出境签证，可从不直截了当地拒绝我。
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过去了。起初好象不过是办事拖拉。有一次我被告知，出境签证就要办好，可以去买下个星期的火车票了。我就预订了车票，把行李基本上打扎好，并准备了旅途上的食物。但是，在答应好了的日期，签证还是没有下来。他们说，“这个星期不行了。”当我问什么时候可以办好时，他们又说不出来。“你能告诉我办不好的原因吗？”我这样问，可并不期待他们回答，因为拒绝的理由是很少说出来的。但使我奇怪的是，这次居然有答复了。我被告知，“满洲当局声明，满洲铁路上有土匪破坏，不准外国记者去。”奇怪，有土匪？不准去？后来经过我多方了解，我完全清楚了。当另一次他们又说满洲当局仍然说铁路上有“匪”情时，我立即回敬了他们：“什么满洲当局，你们是同蒋介石在西伯利亚的领事们商量的吗？”这使他们很恼火。我也一样。事实上，根据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我是说到节骨眼上了。因为他们仍然正式承认着蒋介石，所有在苏联远东的中国领事馆，从伊尔库茨克到伯力和海参崴，都是被蒋介石任命的人所掌管。这些人向蒋帮报告说，满洲铁路被“匪”所占，外宾不准来。苏联外交部就把这当作“官方的”了。
我听说一个国际妇女大会将在布达佩斯召开，美国的一些组织想要我去参加，为了这，他们寄给我出席证书。我就告诉苏联新闻司说，除非他们能够答应很快给我办好去满洲的出境签证，否则我想去布达佩斯。我这样做，是有几种原因的。这次大会的价值是部分原因，还有部分原因是想看看我在莫斯科的名望是不是已经垮掉了，我是不是还能得到去欧洲的签证礼遇。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我觉得中国妇女一定会派代表来的，我可以同她们接上头。我这一尝试是成功了。看来，外交部新闻司确实很高兴给我签证，而且还是顶呱呱的签证，连去带回，都给签了。
我同一大群友好的中国妇女相会了，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过去我曾在延安或者别的解放区见到过。她们对我非常热情，邀请我同她们一起回到哈尔滨去；她们说，“我们通过苏联边境到中国时，将有一列专车。”
关于这次妇女大会，是值得简要地说一说的。在业务技术上，法国代表团负责主持这次大会的有关事项；而实际上则是苏联代表团在决定大会的基本目标。这些代表团为掌握好这些方面，是做了充分准备的。法国人是精通各种语言的；她们来了一大批人，准备加班起草文件，把文件译成各种语文，并同印刷文件的工人整天一起工作。所有其他代表团乐得清闲。苏联派来了一些高级妇女组成的代表团，她们每个人都在党或政府内担任某种重要职务。这一群能干的妇女在旅行中一路商量，搞出了精确的声明文件，她们想把它变成世界妇女的纲领。其他代表团都没有作这样的准备。每一点她们都达到了她们的目的。
中国妇女最勤奋谦虚。她们派来了一个十二人组成的代表团，她们大多数以前没有参加过国际会议。她们来，不是为了要告诉世界妇女应该想些什么，而是要为中国学习可能学到的每一样东西。当七个小组委员会中的六个同时在开会，以及同时安排了参观许多工厂或集体农庄时，所有这一切活动都一定会有一个中国代表参加。到了晚间，当别的人都已疲倦，已经睡了以后，中国代表团则聚会到一块，每个人都互相交流集体得来的知识。我相信，这个代表团带回去的，关于全世界妇女正在做些什么的见闻，以及可以适用于中国的各种想法和见解，一定要比所有的其他代表团加在一起的还要多。
至于美国代表团，则什么也带不回去。美国来的代表确实不少，她们每个人都是进步运动中某一方面的卓越妇女。她们从来不合到一起；她们中有某几个人在大会上演讲了，可是她们从不合起来共同发挥她们的想法。一位匈牙利主人对我说：“我们的印象是，美国代表团是一些要到匈牙利来旅行的妇女组成的，她们都付得起她们自己的旅费。”我记起来我是怎样成了一名参加进步党大会的代表的；我觉得匈牙利人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在匈牙利干了一件有生以来最轻率的事情。中国妇女邀请我同坐她们的专车以后，我连忙去打电话，接通了国际线路，要到了苏联外交部的新闻司，告诉他们现在可以赶快办理到满洲的签证了。我说中国妇女邀请我同她们一起去，她们在满洲有一列专车，用不着再担心“土匪”了。大会一结束，我就回到了莫斯科，没有参加任何一项匈牙利方面提供的游览，因为我要赶在中国妇女到来时能及时做好一切必要的安排。自然，这毫无用处。以后，中国妇女经过莫斯科走了；我在民族饭店的餐厅里见到了她们，向她们祝贺，向她们告别。苏联的出境签证就是没有给我。以后苏联新闻司就只好越来越被我所烦扰。
秋天以来，中共胜利的消息早就开始在世界各地报纸的头条新闻中传播了开来。我每天在我的屋子里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发布的中共胜利的消息。当我在城里走动，遇到记者拿着巴黎版的纽约报纸时，这些报纸也登着关于中共的横跨八栏的大字标题新闻。
苏联的报上却一点也看不出来。我热切地想从它上面看到什么消息。我注意到，十一月初在《真理报》最后一版“塔斯社通告”的标题下，出现了一条四、五行字的消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称打下了沈阳。这意味着他们占领了整个东北。我寻找社论；可是没有。我继续认真勤奋地注意看报纸。直到十二月六日，在第四版的塔斯社通告栏下，出现了一条略长的六行新闻：“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长江以北国民党最坚固的设防城市徐州被攻占。”
华北已被中共所攻占！在莫斯科的报纸上依然没有社论出现！
在外国记者和外交界人士当中流传着种种疑问。苏联报纸在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面前这样沉默是什么意思？他们通常的论调是斯大林好象不喜欢看见毛泽东胜利。这个观点我不能接受。我从我丈夫家里的人那里知道，莫斯科工厂里的工人是懂得打下徐州的意义的。他们在工厂会议上庆祝这个胜利。我向俄国朋友们询问，一个老布尔塞维克给了我最能使我满意的解释：“我想是由于我们对中国形势的分析，正在高级领导层中重新审议，所以在此期间报纸保持沉默。”
这时我不断接到世界各地的来信，督促我向着到中国去的目标加速前进。纽约美共的一位党员来了一封信，我看出它反映了美共的正式意见，信是这样写的：“我们觉得这是你的不幸，也是我们大家的不幸。你被阻在莫斯科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希望你马上就到中国去。”另外一封从布拉格捷共新闻处的头头来的信里说：“把你从中国写来的文章副本给我一份，我将把它在捷克报纸上发表”。上年我从中国回来后，伦敦路透社曾发表过我的一些文章，这时又要我从中国前线给他写连载文章。到处都承认世界上最重要的新闻正来自中国。我的中国朋友邀请我去采访，但是我却坐在莫斯科，从收音机里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我觉得我辜负了世界上那么多的地方对我的要求。我继续不断地向外交部的新闻司以及其他我认为或许可以有所帮助的机构提出要求，但是都毫无用处。
我回忆起这个时期有两件事或许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有关。我这时仍然向莫斯科的出版社施加压力，它曾经同意出版我的关于中国的书，但是它却仍然犹疑不定。一天，迈克尔·鲍罗廷在我的面前给他们打电话。他为了我同他们争论，我突然听他说，“他们正在打胜仗，不是吗？这不证明他们的理论是对的吗？”这话使我吃惊；直到这时我简直还没有想到过会有共产党人当真地认为中国的“理论”错了。另外一件事发生在首都大旅馆的客厅里。这时我的处境困难，在莫斯科的外国人当中，简直是众所周知的事。一个知道我的处境的外国记者告诉我说，可能的是，俄国人把我看成了一个铁托分子了。在上一年里，苏共和铁托间的争吵发展得很尖锐。我认真地听了这条意见，想了又想，回答他说，“不，我不认为我可以被叫作一个铁托分子。我自己并不怎么懂理论，我曾经认为双方在处理争端上都有错误。不过，在我看来，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上，南斯拉夫是可以牺牲的，而俄国人则不能。所以我紧靠着俄国人。假如一旦要在他们和中国人之间来选择，答案可能就不同了。”这是我后来关进牢里想起来的一段话。那是一间大概很容易装有录音设备的屋子。
最后，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的下半个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天津和北京，苏联报纸打破了它长期以来对中共胜利的沉默，对于中国内战，发表了长篇社论，而共产党的胜利这时已经继续了三几个月了。这时我再一次希望得到批准我去中国的出境签证，我再一次面对着一场顽强的斗争，它从来不是断然的拒绝，而总是无止境的拖延。
最后，二月里的一天，我去访问曾对莫斯科报纸长期沉默作了最好解释的那一位俄国友人，他告诉我：曾在巴黎举行了会议的世界工联已经决定下次会议要在今年五月的某个时候在北京召开。我在大大激动之下，问他是在那里看到这个消息的。他回答说，这消息曾在《劳动报》上登载过，他告诉我登载的日期。显然，这消息并没有出现在《消息报》或者《真理报》等官方大报上。
当天我拿到了我自己的那份《劳动报》，并仔细地读了它。这个通告是很清楚的。世界工联下次会议，将于今年五月在北京举行。我仔细考虑了这有什么意义。首先，它说明中国工会将准备接待经西伯利亚铁路从欧洲来的大批代表，路过哈尔滨，直到北京。这表示那里的铁路不仅不怕任何所谓的“土匪”，而且是已经可以提供舒适宜人的旅行便利了。其次，它表示，作为中国工会代表驻在巴黎的刘宁一，一定就要到莫斯科来安排这些代表的大量运输和签证。最后，由于刘宁一曾经邀请我回中国，而我又有美国《劳工联合新闻》的证件，刘宁一将会有充足的理由为我安排签证的。
我经过仔细考虑，并查对了世界工联在巴黎会议的闭幕日期，确定刘宁一很快就可以到莫斯科了。于是我就去中国代表以前曾在那里住过的民族饭店，尽可能随便地问了一下房间管理员：刘宁一同志是不是已经从巴黎到了这里。因为在我这方面，不能显露出丝毫缺少把握的神态，否则旅馆就会拒绝透露旅客的情况。我这样问了以后，给我的答复来得同样随便：“昨天晚上我们等他来的，但是从布拉格来的飞机没有到。今晚可能会来。”我回到家，对于我猜对了这一点很得意，并考虑下一步如何能最巧妙地见到刘宁一。他毫无疑问一定会忙于同苏方官员安排即将来临的旅行细节。我决定直接去到他的房间，但是并不期待他能接见我，因为他很可能忙着别的事情。所以我得留一封信。我非常仔细地写了这封信。我告诉他我等待苏联的出境签证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由于他曾建议我去中国，所以我仍然在等着，仍然在催问苏联的出境签证。不过，我觉得在莫斯科是浪费时间，在这里中国的消息一点也没有。也许借北京即将召开世界工联会议这一机会，他可能帮我弄到签证。如果不能，我认为我应该回到伦敦，或者也许美国，在那里至少我可以在我过去访问的基础上，根据一般世界新闻来写关于中国的文章。
我拿着信回到民族饭店，问了刘宁一住的房间号码，直接到了那里敲门。他的一个同事开了门，我看见刘本人在屋子里正同一个俄国人讲话。他的视线和我的碰到了一起，他先是微笑了一下表示欢迎，然后关切地看着我，我解释它的含义是他不想被人打断。我幌了一下我的信，递给了开门的那个人。刘对这赞同地笑了笑，门就关上了。几个钟头之后，刘宁一的翻译打来电话，为我约定了去见刘的时间。
这时，我觉得很轻松，并相信只要和刘宁一一谈，就可以确定我这样做还是那样做，我准备离开莫斯科了。也许刘能帮我去到中国，或者我得回到伦敦，也许回到美国，然后再走别的路线到中国去。
第二天，我到外交部新闻司，告诉他们给我办随同筹备开会的世界工联人员去北京的出境签证；而且说，我已约好刘宁一次日上午见面详谈一切。后来我觉得至少我说这些话的胜利的语气是不合适的，而且很可能还促使他们迅速采取行，动。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夜，晚饭后我马上就上床睡觉了，感觉很疲倦，也很轻松。当几下重重的敲击落在我的卧室门上时，我已要入睡了。我以为是我的哪一个朋友来了，门敲得这么狠，大概是对我的早睡表示善意的抗议吧。我披上了一件晨衣，走向房门，半睡半醒地把门打开。
两个穿着制服、带着随身武器的人大踏步地走了进来说：“马上走，你被捕了。”
我开始一半迷糊一半清醒地抗议着，说他们一定是走错地方了。他们却说，“赶快”，指着我应该穿上衣服。我一边穿衣服一边还继续争辨着。他们告诉我要带着换穿的内衣和其他日用必需品。我简直不能相信夜间就得离去。我觉得只要我一接触到任何一个当权者，他马上就会放了我，因为捕错了。我在胡里胡涂当中搜集起来的一些衣服都是不适宜于穿用的。不过我倒是拿了我的钱包，里面已经装着我的护照和外汇，并扔进去一些我一向吃的维生素药片。当我走过住房的前厅时，从餐室开着的门望进去，看见我丈夫的姐妹用围裙掩着脸。在另一头，在厨房里，我看见第三个警察看管着电话，防止这座楼房同外界沟通消息。
我想这一定是什么匪徒在进行绑架。这些人不象是苏联警察。可我又看见了黑色的大汽车，那是莫斯科高级官员，特别是保安警察所特有的汽车。他们开了车门，我进到车子里去。我有时间注意到，并感谢这样的事实，他们的捕人技术即使是冷酷无情的，比起美国朋友们报告过的他们在美国被捕的情况来，则要文明一些。他们不用手铐；只要我服从命令，他们连用手碰我都不碰；不过，很清楚，假如我抗拒，他们是要强迫我的。这样，我们就来到卢比扬卡中央监狱，我认出了这是苏联保安警察的可怕的监 牢。
〔斯特朗接着用很长的篇幅叙述她在狱中受到的待遇，以及被驱逐回美国后美共对她的抵制和打击。此外，她在书中分析这次被捕原因时说：〕
我也考虑到，我在莫斯科的被捕，可能是在上面的当权者所指使的。我问我自己，会不会有什么原因甚至使斯大林自己也愿意看到我丧失信誉。这样的可能原因并不难以找到。苏联政府那时还没有承认毛泽东在中国的新政府；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在北京成立。我的被捕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发生的，那时中共已经打下了北京和天津，但是还没有建立起他们的全国政府，而全国政府是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才建立了起来的。苏联在中国的大使馆实际上随着蒋介石一同退到了广州，承认它的统治比别国的政府为时更长、更彻底。
同时，象我这样的一个美国作家，却已经写了那么多关于新中国的文章和一本书，并且不仅在莫斯科散布它，而且还相当成功地传遍了东欧。如果斯大林，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这时想要毛泽东等待着莫斯科来承认，而不要由一个美国私人新闻记者来为新中国预作宣传，难道会令人奇怪吗？我还考虑到，这时我在东欧各国用力传播“毛泽东的思想”以及他的成功事迹，而这个地区这时正为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斗争所撕裂。我自己虽然从来不是铁托分子，也从来没有说过中国人有“铁托的想法”，但我可的确强调过下述事实：中国革命照抄外国想法和外国模式时，总是不断失败，而只当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基于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生活的实际，才得以开始成功——的确，在东欧这么做可能已经使人感到象是在宣扬一种独立性了，而这看起来可能同他们所谓的铁托主义是同样危险的。
所有这些考虑，使我感到不管我怎样觉得我自己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间谍，而苏联政府，甚至高级领导层，也会找到足够的理由要来制止出版所有我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的，最少在那个时期是要制止的；特别是要制止即将在布拉格、华沙、柏林、贝尔格莱德等半打以上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首都以及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的出版社所要出版的我那本关于新中国的书。因为我已经安排好，要在所有这些首都出版我的那本书了。事实证明，我被捕的主要结果就是制止了它在每个国家的出版，除了法国，因为它在那里已经印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苏联控告我是“间谍”是不公正的，而我同时却不想责怪苏联政府。如果是由于下层人员的怀疑和恼怒而这样干的，我觉得我自己在冷战形势下的行动是可以引起这种怀疑和恼怒的；如果是在最上层人物的指示下干的，从东欧的强权政治和苏中关系来看，我觉得不论什么政府是都会有理由要毁掉我的名誉和我的书的。
(凌靖译)
① 指报道解放区情况的《中国的黎明》。——译者
② 一九二三年在广州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斯特朗随鲍罗廷撤回莫斯科。三十年代鲍罗廷任《莫斯科新闻》总编，斯特朗为副编辑。
——译者
③ 当她停留在上海的几个月中，她除写完一整本《中国的黎明》之外，还写了一篇文章：《毛泽东的思想》。她在回忆录的另一处说，这篇文章是根据刘少奇同志同他一次长谈的内容写成的。
——译者
书摘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凌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