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觉得虽然时间逝去了三十四、五年，译文似乎仍很新鲜。也许这句话说得不太妥当，“新鲜”的不应该说是译文，而是这个悲剧本身。原作者爱斯古里斯生于纪元前五二五——四五六年，距今已经近两千五百年了。那时他居然能写出这样结构严谨、词藻聪明和主题深刻的作品，实在使人感到“新鲜”。这就不单是说明了古希腊文化的灿烂，也显示出了作者的才华和洞察生活的能力。他用极为生动、形象化的语言，在锐敏地表达出了人物思想感情的同时，也把他自己以“宿命论”为基点的主题思想鲜明地镂刻在我们的心中，引起我们的“怜悯”和“恐惧”。这也就是当时希腊人所理解的“悲剧”应当产生的效果——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作品的教育意义。
希腊悲剧都是用诗的形式写成的，因而也是诗——而且，即使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极高级的诗。它的语言生动，形象鲜明、具体，而且造词和隐喻，尽管近两千五百年已经过去了，今天读起来还同样使我们感到“新鲜”。这方面的例子，在这个悲剧中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如克莱屯纳斯塔在等待她远征的丈夫即将回到家门口时，用这样的语言描述她对他的“爱情”——事实上她已准备要杀害他了：
我要象一个看家狗欢呼这人——
他是救命船的前桅索，支住高顶的柱梁，
对于父亲是一个独子的还乡；
对于无救的水手是一块陆地，
也是暴风雨后一个最美的天气；
对于渴旅人是泉水的涌盈，
这些比喻我想与他相称。
追求她对丈夫的“思念”。
我呢，我的瀑涌泪泉已经干枯，
它们是再也没有一滴儿存留。
我的眼睛因夜里迟睡而痛楚：
哭着你和那不曾亮起的烽火。
而且当我睡着了，入了梦境，
我曾被一个微嗡的蚊蚋声唤醒，
看到更多的恐怖和你一伙
比梦中那仅有的时刻能产生的还多。
当她的丈夫走进宫殿大门、即将与她会面的时候，她这样称赞她王室的富饶：
海就在那儿，谁能把它弄干？
它养育富饶的、一泓蓝蔚如银的富源——
那永远鲜艳的、我们衣服的染料：
它，感谢上帝的恩惠，君王，这家贮藏不少。
这里所引的只是克莱屯纳斯塔在她久别了的丈夫即将回宫时所唱的那几段词儿。事实上，剧本中每一行诗句都构造得相当灵巧、聪明。即使一味追求标新立异的“现代派”诗人，相比之下，也不免要感到逊色。但它所表达的意境却一点也不“朦胧”。我想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写诗的人仍会有所启发。我的译文可能有点过于拘泥于我所依据的英译，读起来给人一种疙里疙瘩之感，但也并不“朦胧”；只要用点心读，我想还是不难理解的。
提起我所根据的英译，这就牵涉到上面所说的感情的另一个方面了。虽然我很喜欢阅读希腊悲剧，但我并不研究它，更没有想到要翻译它。翻译《亚格曼农王》的意图是在四十年代中期产生的，也是在那时付诸实现的。催化剂是我与英国牛津大学古希腊文学教授道兹所作的多次有关这部悲剧的交谈。他高度称赞这部作品，特别关于它在语言和意境创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正因为如此，他的学生，也是他在牛津大学希腊文学助教、后来成为英国近代文学中的一位名诗人路易·麦克尼斯坚持把它作为诗译成英文。英文中希腊悲剧和喜剧的译本不少，而且都是出自名翻译家或名诗人之手笔，但对这个译本道兹教授却予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它在翻译方法上有所创新，在语言的运用上有独到之处，不仅可以称为是麦克尼斯本人的名作，也是现代英文中的珍品——这里可以附带提一笔：按照英国文学的传统，优秀外国名著的英译，一般是与优秀的英国文学创作同等看待，而不再当作是外国作品，如英国名诗人爱得华·费兹吉拉德(一八○九——一八八三)译的古波斯诗人奥马尔·加牙姆的诗集《鲁拜集》就被当成是英国的文学作品，属于英国文学。
麦克尼斯对《亚格曼农王》的翻译，打破了一般常规，是逐句逐字地直译，甚至译文构词的次序也紧跟原文。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力图保存原作词句所表达的意境和形象。但这样作的结果往往会使得译文生硬难懂。虽然如此，当代的西方翻译家却认为这是译诗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特别是诗人们在自己从事译诗的时候。本来，诗是一种难以翻译的文学作品。它的语言精炼，形象与意境含蓄而在不同的读者脑海中所引起的联想范围又非常广泛，甚至变化多端，再加之诗的语言节奏和音乐性又与诗人的气质及感情有关，因之要在另一种语言中把这些特点表达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有时一首译诗读起来可能流畅顺口，但与原诗相核对，往往会发现相差很远，只不过是保留了一点原作的骨头，几乎可以说是译者自己的创作。基于这种原由，当代的许多译者——特别是自己也写诗的人——就宁愿牺牲译文的流畅，而硬性地把原作的构词直译出来，希望以此保存原作语言的形象。所以现在有许多西方的译诗读起来颇为费力，甚至使人觉得有些“朦胧”。但许多译者们却认为这种费力是值得的。至于“朦胧”，本来诗也象绘画一样，具有“似与不似之间”的特点，“朦胧”一点也无妨碍。这种主张现在在西方已经不是什么翻译“理论”，而是实践了。
不过麦克尼斯译的《亚格曼农王》还没有太大的“朦胧”迹象。它只是要求读者读的时候费点脑筋，正如读当代西方“现代派”的诗一样。事实上，我们的旧诗通过典故和“惊人”的造词——如李贺的诗——所唤起的不同的联想，读起来又何尝不费脑筋。但付出这种代价是值得的，因为只有费点脑筋才能深入到作者写诗时的情感中去，从而也分享他创作完成后所体会到的艺术快感——大概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欣赏”吧。麦克尼斯的译诗，正如他自己所写的诗一样，就是这样。我的译文也是紧跟他的译文，紧跟到甚至造词的次序也不变动。但是我却力求使译文不致于“朦胧”。
麦克尼斯(一九○七——一九六三)是一个在三十年代成名的诗人。象其他西方三十年代的作家和诗人一样，他的创作也为他所处的这个时代所影响。那时离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并不太远。这次战争除了造成大量年轻人的死亡外，还消耗了不可数计的财富，接着伴随它而来的就是贫困、失业和普遍的经济萧条。这种萧条到一九二九年席卷全世界的经济恐慌达到了顶点。所以这一代人从童年时代起就感觉到周围笼罩着一种无法明确形容的阴影。在英国，他们大多数是来自上层社会家庭的青年，受过良好的教育，不是毕业于剑桥大学，就是牛津。但说来也奇怪，他们却拒绝当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的接班人。他们大都思想左倾，有的甚至加入了共产党，有不少人还参加了西班牙反法西斯的战争而在前线牺牲，如英国的青年诗人康孚斯(达尔文的曾外孙)和贝尔以及评论家福克斯。在文艺创作上他们已经厌弃了传统的写法，而力图创新。他们形成一股潮流，这股潮流是国际性的，也可以称之为“现代派”。但它与当前的“现代派”不同，它着重于在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方面的创新，并没有完全脱离现实主义。
这批青年作家与诗人，现在已经成为现代世界文学史上知名人物的，有美国的海明威、萨洛扬和斯丹贝克，英国的奥登、衣修伍德、斯本德、戴·路易士和麦克尼斯，意大利的西龙涅，法国的安德烈·香松，德国的剧作家布莱希特，北欧的小说家拉克斯奈斯等。当时在英国有一个国际性的丛刊名《新作品》。它的编者、诗人约翰·莱曼，就是推动这个“潮流”的人物之一。上述一些作家和诗人的作品，有不少就是最初在这个丛刊上出现或被评介的。我最初的一篇短篇小说也是三十年代末期在这个丛刊上发表的。从那时起，我和约翰·莱曼一直保持着一定的友谊。我的小说也偶尔在这个丛刊上发表，最后的一篇是一九四八年在该刊发表的短篇《三兄弟》。因为第二年我就束装离英回国——从此就再无来往了。
由于这些关系，我和麦克尼斯也有交往。他也在这个丛刊上发表诗作，并且和上述几位同时代的英国作家和诗人也是朋友，所不同的是他在气质上比较含蓄和冷静，甚至还有点学院派的气味。这是因为从一九三○年到一九四○年，他先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和伦敦大学教过古希腊文学。他是牛津大学古希腊文学教授道兹培养出来的，而我所有的一点关于古希腊文学的理解也是从道兹教授的启发而来。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去英国做战时工作，也是通过这位教授的介绍和安排，这种种关系使我们在感情上有了一定的相互理解，在艺术观点上也有些共同语言。这种共同点就促使我把麦克尼斯译的《亚格曼农王》转译成中文，同时也是我译诗的—种尝试和探索。
现在重读这个译文，当时翻译它的心情和处境，犹历历如在目前。但有关的人，即道兹教授和麦克尼斯，早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围绕着《新作品》从事创作的一些作家和诗人，有的已经退出了阵地如斯本德和莱曼，有的也离开了人间如诗人奥登。今天我写这篇后记，也算是为那个已经结束了的时代在遥远的东方留下一点纪念。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亚格曼农王》中译本即将出版)
叶君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