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诚如副标题所说，是论乔哀斯(James Joyce，1882—1941)、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Woolf，1882—1941)、D.H.劳伦斯(D.H.Lawrence，1885—1930)三人的小说的。这三位作家在本世纪初是英国文坛上令人瞩目的奇才，而今人论述这三位作家时，却又总是把他们视为英国现代文学的三位不可分割的奠基人。但素以浪迹江湖著名的爱尔兰逍遥派作家乔哀斯、出身英伦上层社会的女作家伍尔芙和矿工之子劳伦斯之间，由于他们各自的脾性、社会地位与文学风格的迥异，实在不能说他们有共同之处；相反，由于他们终其身各持己见，相互攻讦，倒成了他们的共同点。这真是令人吃惊的事实。因为事态的发展，竟使伍尔芙夫妇所创设的霍迦斯书屋(Hogarth Press)拒绝出版乔哀斯的成名作《尤利西斯》，并评该小说为缺乏教养、不学无术者的产物，读来使人有局促不安、面对未成熟的艺徒之感。对劳伦斯的小说，则又认为是使人生厌的牧师说教，既嫌沉闷，又无风格。伍尔芙所支持的勃龙斯拜雷文艺圈子中一批理智的闯将，更不约而同对劳伦斯表示反感。他们认为乔哀斯的《尤利西斯》是一盘渣滓，其中的独白，简直是“人世间最肮脏、不文明及难以启齿的猥亵之辞”。而乔哀斯之视劳伦斯，则斥为“那位(仁兄)实在写得太低级”，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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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书的作者哈佛大学文学教授基利，却把这三位截然不同作家的作品，放在同一的天平秤上，加以衡量比较。基利首先承认这三位作家是有巨大差别的，但认为这三位同为文学家，都在一己的文学事业中进行不同的试探，而殊途同归，三人都在想方设法摆脱自身的束缚，超越利己主义，“通过文学事业来改变各人所处的生活现实和时代。”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或相似之处。作者认为这三人在他们各自的努力中，都看透了当前分崩离析的世界，想在小说的天地之中，另创一个驾乎杂乱无章废墟之上的井然有序的新形体(shapes)。“三人都企图突破时间、地点和性别的局限，在一个缺乏和谐一致的时代里，探索一种普遍存在的最高价值。”他们并没有否定各自面对的现实，却是在向周围的混沌废墟开战，企望在文艺领域内体现一种心智健全的理想。
基利教授认为这三位作家一心期望从一己的和语言的种种束缚中挣脱出来，因为两者似乎已使他们和人民疏远。他们从事一种写作形式的革新，这就造成他们的作品晦涩费解，从而导致读者在求解中遇到许多障碍。本书的评介人迈格尔·罗森塔尔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说，基利教授说“高明的读者决不会俯首听命于乔哀斯、劳伦斯和伍尔芙的”，但“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又必须(与作家)紧密配合，对这三位作家尤其需要如此”。这的确是傥论。基利教授显然是位高明的读者，他在研究三位“大师”之余，自己虽未提出更为新奇的理论，却细致地通过他们各自的风格、结构和其主题意图来阐明三位作家都在捕捉“人类实践中的共有精神”。
基利的研究方法是首先把三位小说家分五个课题来分析：“天性和作家”，“母亲和孩子”，“婚姻”，“友谊”以及“演员和观众”。他按题顺序对这三位作家逐个阐述，然后又按题在三人之间作对照、比较各自的写作方法和寓意等等。例如在“婚姻”一章中，分别援引《尤利西斯》的女主角毛莉和男主角里奥波之间的微妙关系，又引用劳伦斯的《虹》中几对不同的婚姻结合，以及伍尔芙的《达洛韦夫人》的遭遇等等，——作了比较，得出了颇为新颖的联想和有趣的相互关系。在文字风格和美学方面的详尽分析也极有意义，从而帮助读者加强了对上述作品所具有的深远理想和艺术造诣的欣赏。
罗森塔尔认为本书之唯一欠缺，即基利既然按题各举一书为证，在分析讨论时不免出现主观臆断与片面之词。如在“母亲和孩子”一章中，他选劳伦斯的《儿子和情人》一书为例，尚称切题。而在“友谊”一章中选了伍尔芙的《波涛》，因所选不合，从而作出的评论也比较勉强。该章如以《达洛韦夫人》或《到灯塔去》为例，则在“友谊”这个问题上，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理解和看法，而能作出更为合适的分析。
总之，罗森塔尔认为基利教授这部比较文学的评论是有成就的，有助于读者了解这三位“大师”的作品。
(容)
《郁达夫传——诗、爱情与日本》(《郁达夫传——その诗と爱と日本》)，小田<SPS=0803>夫著，中央公论社发行，220页，880日元。
郁达夫在日本有着很高的声誉。早在三十年代，日本就把他的作品介绍了过去，目前更有不少学者在作专门研究。一九六九年出版的《郁达夫资料》和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连续出版的《郁达夫资料补篇》(二册)，其内容之详实、丰富，体现了日本学者研究工作的深入。当年与郁达夫曾有过交往的小田<SPS=0803>夫先生，则在自己亲身之外，又参阅了一些研究资料后，写成了这本《郁达夫传》。
值得一提的是，《郁达夫传》用相当的篇幅谈到了郁达夫与日本文学千丝万缕的联系。作者针对郁达夫以留日学生生活为背景的早期小说创作中流露出来的，对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的复杂感情，作了相当细致的分析。
“主人公因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视而愤慨，又为那基于祖国贫弱而生的自卑感而苦恼，这或许也是郁达夫本人的情感吧。然而，郁达夫对于日本及日本人是否仅仅抱着这样的情感呢？笔者以为不然。相反，大正时代日本绚烂的文化空气、和平的气氛、含意深广而又细微的大自然、少女的温柔等等，恐怕都使他感到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吧。”
确实，我们从郁达夫一九二一年创作的《沉沦》等早期作品中看到的，正是这种“愤慨”、“苦恼”和感到“难以抗拒的魅力”的交织。这才使作品的心理描写极为细腻，而郁达夫也因此成为以善于描写内心活动而著称的“五四”作家。
小田<SPS=0803>夫先生还特别比较、分析了郁达夫早期小说的代表作《沉沦》(一九二一年五月)和郁达夫颂扬备至、曾经称之为“优美无比”的佐藤春夫的作品《田园的忧郁》(一九一八年九月)，从结构形式上找出了两者的相同或相近之处。
同时，小田<SPS=0803>夫先生又认为，两部作品尽管在结构上如此相象，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一样患着忧郁症，而就其思想内容来看，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可以相区别的是，“后者的‘忧郁’是基于人生的‘无聊’，由于天下太平，它就与‘国家’等概念简直没有关系了；前者的‘忧郁’则是植根于‘祖国的贫弱’的，是对国家复兴的企望。”
作者认为郁达夫对日本文学作品的态度，与鲁迅有着明显的不同。“鲁迅读(森)鸥外、(上田)敏、二叶亭(四迷)等人的东西，着重在评论和翻译，爱读(夏目)漱石的作品，也只是喜欢它的谐谑、轻妙的部分，另外，好象还爱读(国木田)独步的。但却没有象(郁)达夫那样对(佐藤)春夫的迷恋和欣赏的情况。”他认为，郁达夫与日本文学有着更为密切的血缘关系。
不足的是作者在资料上也还是出现了一些疏漏。例如，将创造社刊物《创造周报》的创刊日期(为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三日)，提前为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把共出了五十二期的《创造周报》说成是五十三号；又将郁夫人何丽有的名字，写作“陈莲有”，等等。作者忽视了有些资料的重要性，如郁达夫曾大力提倡的“农民文艺”在书中没有能得到反映。这些疏漏，只能说是十分可惜了。
(徐永耀、金惟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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