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一百四十年来，无数爱国的先进分子，一直努力想要解决一个问题：怎样使中国早日富强，赶上先进的国家？也就是如何从闭关自守的局面中解放出来，迅速地、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闭关自守是封建社会的特征。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方式，把人们拘束在狭小的地面上。封建的、宗法的、迷信的观念，禁锢着人的头脑，压抑了人的精神，使人们缺乏力量去想象和追求一个广大的、丰富多采的世界。当西欧经过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逐步发展起城市经济、航海通商和近代文明时，中国仍然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直到英国兵舰驶进广州内河，道光皇帝还不知道英吉利在什么地方，与中国有无旱路相通。连头脑清醒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也曾以为英国兵的腿足不能屈伸，上了岸就不能打仗。这就象一个蒙上眼睛的人，遇到窥伺已久的对手，挨打吃亏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林则徐、魏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从吃亏中吸取教训，最早提出应当了解外国(“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和学习外国(“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所谓的“悉夷情”和“师夷长技”，都是为了“制夷”——遏制外国的侵略。他们不仅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范文澜语)，也是为祖国富强而探索走向世界道路的先驱者。近一百四十年的历史，确实应该从他们写起。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从林则徐、魏源、洪仁<SPS=0827>到康有为、严复、孙中山，这一百四十年的前七十年中，并没有能够解决中国走向世界这个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开始有了新的世界观。但是，一方面由于积重难返，另方面由于出现了曲折和徘徊，后七十年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近几年纠正极左那一套之后，国家才有可能提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们也才有可能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
一九七九年我恢复工作到出版社，就建议编这套丛书。有位朋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不怕戴卖国主义的帽子了吗？”“不怕。”我说：既然剥削和掠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性，它们也喊“门户开放”，要中国放弃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在中国就一定会有少数人屈从它们，让它们牵着鼻子走。但这样的人决不是林则徐和魏源，而是反动统治阶级中那些最顽固、最守旧、最保守的人物。这些人和人民尖锐对立，对自己没有信心，只能靠闭关自守保住他们的江山。一旦“关”闭不住了，又是他们最怕老百姓乘机造反，最容易屈膝投降，崇洋媚外，在“保护伞”下去做儿皇帝和奴才总管。清朝的咸丰和慈禧，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至于一百四十年来先进的中国人，他们赞成开放，反对闭关，是为了赶上先进国家，使中国自立于世界。他们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们主张走向世界，只是为了根据自己的特点汲取外国的长处，而不是拜倒在洋人脚下，或者盲目搬运，成为洋人洋货的奴隶。
为了编这套丛书，第一件事是广搜博览前人的出国记述，包括日记、游记、考察记、报告书等等。我把搜集的期限，定为近一百四十年中的前七十年。多蒙南北两京、上海、长沙各处旧雨新知鼎力相助，使我陆续找到了若干种书籍的最好版本(例如周作人藏黄遵宪最后定本《日本杂事诗》)，以及过去只知其名未曾谋面的一些著作(例如钱三强同志的大哥惠借其伯母钱单士厘《归潜记》家刻毛本)，还有不少从来没有公诸于世的珍贵手稿和抄本(例如唯一中国人所写巴黎公社目击记的稿本，即张德彝于一八七○——一八七二年随崇厚使法所写《随使法国记》)，共计三百余种。近代中国留学、出使、考察、旅游欧美日本的记载，可说大体上搜罗齐备。
浏览一过这三百余种书，等于通过三百多个侧面和断面，对我们民族从封闭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作了一番纵横观察。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它既是中外交往史，又是文化思想史；既是政治史，又是生活史；既是“西学东渐”史，又是反帝斗争史。今天，当我国正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时候，重温一下昨天和前天的这些历史，当然是十分有益和有用的。
前面我们说过，一八四○年英国打到广州来时，中国人对于欧洲还一无所知。关于“泰西”，通行的还是“地中生羊”、“蒸食小儿”一类荒诞无稽的传说。怎样由无知变为有知呢？只能靠直接去接触和了解。从三百余种书中选入《走向世界丛书》的六十种，生动地反映了这个由无知到有知的过程。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说：
地形如球，我中华不信是说者十常八九，圭初亦颇疑之。今奉差出洋，得环球而游焉，乃信。……使地形或方，日动而地不动，安能自上海东行，行尽而仍回上海，水陆共八万二千三百五十一里，不向西行半步欤？
这完全是实话。地球是圆的，今天连小学生都懂；但在当时，却发聋震聩，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戊戌领袖康有为，就是在他二十二岁读了《环游地球新录》等书后，才立志走“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道路的。
再拿中国对荷兰的了解来说吧，虽然从明朝起就听说有个荷(和)兰，但对荷兰真正有知，也是从斌椿到荷兰访问才算开始。试将斌椿和《明史》关于荷兰的记载作一对比：
斌椿《乘槎笔记》：“荷兰纵六百五十里，横三百五十里，西北滨大西洋海，夷坦无山，港道纷歧。民受水害，因习水利，善筑堤，又善操舟行远。南洋各岛国，皆建立埔(埠)头。……”
《明史·和兰传》：“和兰又名红毛番，地近佛郎机(钟按：此指葡萄牙，误)。永乐、宣德时，郑和七下西洋，历诸番数十国，无所谓和兰者。其人深目长鼻，发、眉、须皆赤，足长尺二寸。……其所役使名乌鬼，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确实是不错的。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直接的接触和了解，对外部世界由无知变为有知，封闭社会也就自然会变为开放了。
当然，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十九世纪的中国人走向世界，不仅仅是为了扩大眼界，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学习先进，救国救民。在这方面，人们往往需要克服比远海高山更大的障碍。当第一位常驻欧洲的使臣郭嵩焘接受任命时，北京有人用“集句”形式做了一副嘲骂他的对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作者把外国人一概骂为“鬼”，把正常的外事活动斥为“事鬼”， 倒可说为一百年后戚本禹之流指使红卫兵烧外国使馆的“不怕鬼”行动开了先河。其实，这不过反映了没落封建主阶级对新世界和新事物的盲目恐惧和极端仇视，它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愤怒，是完全性质不同的。
研究人类文化史的人都知道，一种文化决不能靠排斥其他文化而得到真正的发展。有没有容纳外来成分的气魄，能不能吸收和消化新的分子而又并不盲目崇洋，随便搬运，正是衡量一种文化有没有生命力的标志。到清朝末年，统治者的思想已经完全僵化，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危机。但是，植根人民、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却没有和封建统治一样地老化和衰朽，仍然保持着它的活力。
曾纪泽出使英法时，也遇到了和郭嵩焘同样的情形。不少人反对他讲西学、谈洋务，说什么凡是先圣昔贤没有记述过的道理，凡是六经典籍没有记载过的东西，学者都“不得过而问焉”。曾纪泽在《出使英法日记》中驳斥道：
夫先圣昔贤之论述，六经典籍之记载，足以穷尽宇宙万物之理若道，而不必赅备古今万物之器与名。学者于口耳之所未经，遂概然操泛泛悠悠茫无实际之庄论以唐塞之，不亦泥乎？上古之世不可知，盖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未有之创局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不及见闻，当时存而不论，后世无述焉，则不得不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不得以其异而诿之，不得以其难而畏之也。
曾纪泽并没有否定“先圣昔贤之论述”、“六经典籍之记载”。但他强调指出，不能靠“泛泛悠悠茫无实际之庄论”来适应“五千年未有之创局”。他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已经不在人间，他们并不了解当今的世界。对于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由我们自己通过直接接触去考求；这样才能扩充我们的知识，应付当前的局势。对于这件事情，是既不应简单拒绝，也不必畏缩害怕的。
“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是一种博大宽容的态度。它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说明古老的中国文明可以“与时俱进”；却又丝毫没有“数典忘祖”，丢掉自己的民族特点和传统。在早期走向世界的知识分子中，持这种态度的人相当多，忘记祖宗、盲目崇外的人当然不会没有，但这种人在历史上是毫无地位的。
欧洲(后来还包括美国和日本)用几个世纪时间、在吸取东方、南方和新大陆的物质精神财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是全人类都有权继承的公共遗产。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十月革命以前，“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十九世纪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所想要“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的，首先是坚船利炮，其次是化电声光，最后终于接触到了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问题。在这方面，直接的接触和观察，对于人们认识的提高和深化，同样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薛福成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说：
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抵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征之。
到他之后的康有为、黄遵宪等人，就更上一层楼，正式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西方的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他们的理想落了空，但他们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永远也无法否认的。
对于西方文化中那些反动颓废的东西，对于某些西人对华人的歧视和排斥，我们出去的人也并非不能够及时识别并进行反击。张德彝和同文馆同学到欧洲游历时，年纪只有十八岁。据《航海述奇》记载，有次他们在英国参观博物院，见到那里将从圆明园抢去的文物作为战利品展出，便立即中止参观，表示抗议。后来在俄国公园里遇到一群妓女，有个外国人故意跟他们开下流玩笑，问他们想不想“及时行乐”，张德彝又正言斥责，直到外国人表示道歉。这当然不是什么大事，但从细小的地方，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青年在外国人面前的精神状态。
由五千年历史冶铸而成的民族观念和爱国精神，渗透在中华儿女的血液里，不是几阵欧风美雨冲淡得了的。《走向世界丛书》第一本——《西学东渐记》的作者容闳，其父母送他到外国人那里读书，本来只是“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可是当美国教会提议资助他进大学，条件是“须先具志愿书，毕业后愿充教士以传道”时，年轻的容闳立即断然拒绝。他说：“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一八五四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又有不少人留他在美国工作。但他的考虑是：
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为了“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宁可牺牲个人的机会，回国来为自己的同胞服务。这样的爱国精神，在容闳以后第二代、第三代……的中国留学生中，不是一直屡见不鲜吗？我在介绍《西学东渐记》“文与其人”的文章中，援引过英国H.N.Shore在一八八一年评论容闳的一段话：
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做成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不会是卑贱的。……可以看到，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使自己新生，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
唯愿每位阅读《走向世界丛书》的人，能够和我一样赞赏和理解这一段话。那末，作为丛书的编者，我就完全心满意足了。
钟叔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