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一九年时，笛福的经济境况不佳。《鲁宾逊飘流记》的成功鼓励他乘机写一部续集。这就是《鲁宾逊飘流续记》，出版于同年(一七一九年)的晚些时候。这本书未能象头一部小说那样风行一时，它也不值得风行一时。它写得太仓促了，它的情节不若鲁宾逊翻船和他在孤岛上的生活那样具有普遍的感染力。不过，这部书不是毫无趣味的，它多少阐明了十八世纪欧洲特别是英国对中国的看法。
在《续记》中，鲁宾逊·克罗索在家呆了七年之后，又重新激起了旅游癖，在六十三岁的成熟之年，他又开始一次新的航海。他首先访问了他的孤岛领土，他到那里去花了很大的劲儿区别处理了西班牙和英国的叛变者，这些人是他把他们留在岛上的。然后他绕过半个地球，航行到东南亚，之后到中国。在葡萄牙领航的陪同下，他先访问了南京，在那里他卖掉了他的船只和货物，然后骑马到达北京。最后，他参加了包括有几名苏格兰商人在内的俄国商队，沿着长城越过了蒙古的部分地区，他经过涅尔琴斯克、伊尔库斯克，最终到达莫斯科、阿尔汉格尔和伦敦。
在《续记》中，笛福并没有显示出他对中国具有任何翔实的知识。显然是为了掩盖他在这方面的不足，他让克罗索于南京至北京的途中过河时，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致使他的日记模糊不清，因而他无法回忆他所经之处的一些细节。不过，他对中国的叙述是颇有意思的，因为它阐明了笛福对中国的看法；由于克罗索的叙述缺乏具体的细节，只能在观点中加以弥补。笛福把克罗索作为一个手段，来贬低其他作者在这方面的著作——例如著名的耶稣会修士的著作——在西方读者心目中所造成的中国形象。
首先了解一下笛福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对了解他对中国的看法是有所帮助的。笛福本人曾经是一位贸易商兼工厂主，他狂热地信奉贸易和工业优越于人类其它一切活动。他又是一位英国的爱国者，他期望看到英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有并保持优势。他鼓吹殖民地化，尤其在南极实行殖民地化。他有在巴塔哥尼亚建立一个庞大的英国殖民地的设想。他始终坚信，对全世界来说，欧洲于物质上和道德上具有优越性。他以对促进英国贸易可能有多少好处的观点，来观察其它国家和其它文明。他的固执己见的信仰增强了这种看法，因为，不是这种信仰(它强调自我改进和发展工业)使得耶稣教的北欧国家逐渐胜于天主教的地中海国家吗？虽然他一般地反对天主教，笛福却认为基督教的各种派别与异教之间则有明显不同的区别。他赞同对《圣经》的时行解释，按照这种解释：黑人作为含的后代，是被上帝惩罚永远伺候闪和雅弗的后代的。他原则上接受奴隶制度，但是他谴责它的某些最恶劣的暴行。他认为传教士如能规劝非洲人用英国的毛织品来遮盖他们的裸体的话，非洲人对贸易特别有用。
笛福理所当然地认为欧洲文明比其它文明优越。他绝不相信一个国家不信奉基督教而能摆脱野蛮状态的观点。他对处于未开化的无知状态的野蛮人，比对自以为已经开化的异教徒，寄予更多的同情。克罗索成功地把生番礼拜五改造成基督教徒。相反地，笛福认为伊斯兰国家被穆罕默德的信徒引入歧途，以至无法挽救；他把穆罕默德称为“魔鬼的宠儿”。在笛福看来，中国人也处于类似的愚昧状态。由于他们缺乏他称之谓上帝的真知，因而耶酥会一类作者所声称的中国文明不可能是真实的。至于中国人，他们在《续记》中被描写成傲慢、无礼和讲究排场的。
在一七二○年出版的另一部《鲁宾逊飘流记》的续集——全名是《鲁宾逊·克罗索的生平和惊险奇遇的认真思考》中，笛福还把注意力转到中国的宗教方面。这表明了《鲁宾逊飘流记》确实是笛福自己生平的寓言记载，克罗索的生平盛衰与他自己的生平盛衰是类似的。该书有一章题为《世界宗教的现状》，其中笛福用相当长的篇幅讲到中国人的“偶像崇拜”；并发表议论说：
“宗教崇拜中的铺张浪费，会给一个国家带来极端的愚蠢、无知，这是无出其右的；因为对神的概念的无知，是十分自然的事，并不能因此证明一个国家不文明、愚蠢和虚弱……我不相信会这样。”
笛福通过鲁宾逊·克罗索表示出来的对中国的看法，并非是一时的。至少从十八世纪初叶天主教堂内掀起关于中国祭祖仪式的争论时起，他就持有这些见解。他早在一七○五年即在一本题为《联合者》的小册子中就讲了不少，该书是假设一个月球中人对人间事物的评论。这一假设方式给他提供了对当代广泛的问题，进行任情讽刺的天地。讽刺的目标之一是中国，或者说是他认为的贡特这类作者对中国所持的偏颇之见。贡特的思想，古代中国人对上帝是有认识的，但是这一认识后来被佛教徒搞得暖昧不明了，是祭祖仪式争论的一个主要焦点。笛福不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他无法鉴别耶稣会修士的叙述准确与否，他只能用他从非国教的教育中和航行世界的经验中获得的准则来运用这些叙述。这样他就有了可讽刺的材料，并且采用间接证明法的战略，以他自己更加过分的论断来抗衡耶稣会修士的论断。
很难具体明确笛福的资料来源。他从书本中得到不少知识，他博览群书，当然仅限于英语著作；同时他喜欢同船长和其他旅游者交往，并从他们的记载中学到不少东西。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并能复述地舆志、植物志、动物志以及人类风俗习惯的细微末节，仿佛他亲自访问过这些国家似的，尽管他的足迹很少逾越西欧。无论如何，不能说他对中国是了解得很清楚的。
显然，笛福对中国的服装、膳食或习俗之类的基本事物一无所知。如果笛福能广泛阅读当时流传的文艺作品的话，即使在十八世纪初叶，他也不至于如此无知。但是显然可见，有两本书他是看过的，因为在他的描述中有些思想甚至文字形式都与这两本书的某些段落非常相似的。第一个资料来自伊萨勃伦脱斯·伊丹斯为首的使团的报告，伊丹斯原是一个德国商人兼探险家，他被任命为彼得大帝驻华使节，他带领一支半外交、半贸易性质的商队，于一六九二年来到北京。这个使团并未获得多少成就(尽管中文和俄文对它的记载不同意这个看法)，主要是由于伊丹斯递交的国书上把中国皇帝的头衔写在沙皇的头衔之下。在该使团回去之后不久，两篇饶有兴趣的报告写了出来。第一篇是该使团的秘书亚当·勃伦特所写的，笛福可能看过。勃伦特的报告于一六九七年在法兰克福出版，并立时被译成英语。伊丹斯自己的报告接着于一七○四年出版，它的描述具有很大的价值。总的说来，勃伦特比伊丹斯对中国提出更多的批评。例如，他描写长城几乎要倒塌了；相反的，伊丹斯却说没有一块石头是砌得不整齐的。勃伦特评论了中国人的偶像崇拜(虽然他附带写了一些中国人的好客和中国的戏剧)。他对一个民族“享有如此温文尔雅的声誉，竟然会这样严重的崇拜偶像”，表示惊讶，而笛福在《认真思考》中的一段述评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加以复述。笛福描写从北京到莫斯科这一段旅程就比克罗索在中国的其它旅程来得详细。他的旅程中也包括了不少与勃伦特和伊丹斯所描写的相同的地方。因此，毫无疑问，这两本中总有一本是笛福《续记》的主要材料来源。
笛福另一个主要材料来源是路易·勒·贡特的名作《回忆与观察》。笛福有些个别的阐述可以直接追溯到贡特。例如讲到长城，贡特写道：“这是一个既伟大、又疯狂的举动，是我闻所未闻的……这是何等可笑：他们把他们的城墙建筑在山崖之顶，那里鸟很难飞抵，鞑靼人的马也不可能上去。”鲁宾逊·克罗索说：“……这是一件伟大的工程，它在不必要的小径中越过大小山脉，那里的岩石是无情的，山崖没有一个敌人可能进得去或爬得上去，即使他们进入了，也没有城墙可以阻挡他们。”
贡特的记载是以致路易十四的书信形式写的。因此，除了要反驳耶稣会关于中国的争论之外，他还不得不注意到“太阳国王”(译者注：路易十四的别名)的兴趣。他对中国的看法反映了革命前重商主义国家的立场，即称颂中国的官僚政治，但是指摘它的经济。写到中国的城市，他说：“我常常抱着毫不愉快的心情，想到路易大帝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这些省份，如果大自然使我们变得与中国更邻近一点的话。”鲁宾逊·克罗索也表示出同样的感情：“中国没有一个设防的城镇在反击欧洲军队炮轰和进攻中，能够坚守一个月的。”这两段相同的阐述以及对长城的阐述，说明了虽然笛福基本上反对贡特的宗教观点和他对中国的一般看法，但是他倾向同意贡特的批评部分。笛福与贡特不同之处是：他过分维护欧洲的全面优越性。尽管他吝惜地承认中国人是机敏、勤劳的，但是他认为他们的瓷器和其它产品是轻佻的奢侈品，他们的成就仅仅是令人惊愕而已，因为他们是意想不到的异教徒。
总之，笛福对中国的看法是完全与他的整个世界观相一致的，而他的世界观又是与十八世纪初叶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特别是海外贸易商的世界观相一致的，他们为其扩张活动寻求道义上的辩护。如果他对中国拥有更加渊博的知识的话，那末他对在满洲寡头政治统治下的封建中国的揭露，就会更加令人信服了。可是，事实上是他主要依靠两份资料来源：彼得大帝驻北京的使团的一份报告和贡特的卓越的回忆录。至于其它，那就凭借他自己的想象和讽刺的魅力了。
李君维节译自作者手稿
约翰·契奈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