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楼上，我花了两三个下午，读过了百来种馆藏的善本。在我，这真是一种享受。“善本”，是有着种种不同的涵义或理解的。这里并没有也不该有一把绝对的尺。在这里，没有宋元刻，没有明抄或旧活字本，也没有时髦的词曲或插图书。最旧的本子也许是“思溪藏”和元明刻的零本经卷，中有三宝太监的“发愿文”，是他印了送给五华寺的。不过这里的一些有关滇南的图籍，则是别处找不到的，有些则是孤本。来到一处地方，能看到这许多带有浓重乡土色彩的藏书，真是使人高兴的事。
这里有两种康熙刻的担当的诗集。《<SPS=1425>园集》八卷，题“滇中唐泰大来著”，收自万历丙午起诗。前有李维桢、陈继儒、董其昌序引。八行十八字，刻得极为拙劣，用皮纸印，确是滇中刻本，这里收的是他还不曾出家以前的作品。另一种名《橛庵草》七卷，题“鸡山僧通荷担当著”，康熙刻，行款同前。卷一诗起崇祯壬午，有自为序跋，时担当七十六岁。
《云南丛书》中收有《担当遗诗》，不但不全，刻得也太坏了。担当是明清之际著名逃禅的遗民，是诗人也是画家。抗战中在重庆看到过胡小石先生手写的一副诗轴，那是一首自作的六言诗，“总角簪花旧院，白头泼墨橛庵。鸡山烟霞绝世，归来何必江南。”印象极为深刻，到今天不忘。在那个时代，读到这样的诗，是不能不使人激动的。诗人来自江南，来自担当和尚少年时曾盘桓过的秦淮河畔；在诗里却夸说云南鸡足山的风景，简直可以代替魂梦里的江南故乡。但诗人知道，读诗的人也明白，这其实是替代不了的。
关于“簪花旧院”的故事，就在《<SPS=1425>园集》里。
“云鬓恼新霜，不分娇花放。佯羞采嫩枝，插在儿头上。”(诗题：“余年十三，在金陵。湘兰老马姬采花为余簪鬓，戏呈”。)
集中还有一首《西湖怀古》，却是能写出少年唐大来的心事的。
“春去犹闻春酒香，湖山千古想钱唐。西泠倩女情楼小，南渡忠魂墓草长。枉把十年教歌舞，难将一棹载兴亡。渔家不改游人老，桃柳含愁对夕阳。”
馆中又有旧抄稿本《孙髯翁先生诗集》，这是昆明大观楼著名长联作者的诗集，未见刻本。集中有《咏担当》诗，“剩水残山聊尔尔，那有闲情称画史。但将白眼送浮云，也似黄鸡归故里。六朝新样秣陵秋，百尺鹅溪一段愁。寄与江南阮司马，庞家居士自风流。”
又有《吊担当上人》诗：
“黑水青天外，苍山古雪边。儒生而墨者，酒客亦诗仙。杖锡来鸡足，春花叫杜鹃。画中三两笔，仿佛义熙年。”都是珍贵的有关担当的资料。
一般认为，明刻书以崇祯刻本为最晚。又有所谓弘光刻本，那是指甲申乙酉之际刻于江南一带的书，算是颇为名贵的东西，原因是时间短促，出版不多。但永历刻本却还不是绝无仅有的。此外还有“吴”纪年刻本、洪化刻本，则是吴三桂反清以后所刻书；秦王刻本，是永历中所刻。这些云南地区刻印的书，过去几乎没有受到藏书家的注意，更不曾见过实物。这次却在翠湖的图书馆里见到了。
《升庵年谱》一卷，周四年刻本。刻甚精，八行二十字，完全是典型的康熙刻本风格。板心下有“高<SPS=0296>藏版”四字，前有升庵小像。周四年即康熙十六年丁已，时在三藩反清起事之后四年，战事在江西湖南一带进行，昆明是后方，依旧歌舞升平，为杨升庵建祠，祠成又刻年谱，序里详列倡议、捐资的同官姓氏，有云南按察使来度、左布政宗彝、右布政丁浴初等若干人。三藩定后，这书必不能免于焚毁的命运；如按册查拿，“从逆余党”将一个也逃不脱。这样，可以知道这仅存的小册之可贵了，实在要比书虽不存仍留记载于禁书目录者还要可贵。再过了两年，就又有《三教经》一卷之刻，“三教经”者《孝经》、《四十二章经》、《道德经》，刻版极类万历刊本，颇精，七行十六字，皮纸精印，前有“洪化己未岁长至日灵武夏惟修序”，应该称之为洪化刻本了。(按：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称帝，国号周。戊午(一六七八)死，子世<SPS=1005>立，改元洪化。凡四年，己未为一六七九年。)这是三藩变后在纸墨上仅存的余迹。记吴藩事的野史则有《胜国遗臣臧否传》二卷，皮纸黑格旧抄本，版式狭长，有如帐簿。前有作者史淮序(康熙四十七年)。这是以吴三桂事为终始的晚明野史，近于“剿闯小说”，应该也是可珍的史料。三十多年前我访问翠湖图书馆，目的是想搜集有关吴三桂在云南的历史记录，没有什么收获，也许这些书当时还不曾入藏。今天人们又开始议论吴三桂，也对有关云南史地种种发生了浓厚兴趣。这就不能不希望地方上的出版机构，有计划、有步骤地重印一批重要史料。这些珍本，确是不应让它以孤本仅存的方式酣睡在图书馆里了。
可以与丽江木氏媲美的是清初姚安土知府高<SPS=0225>映(白族)，他的名著《妙香国草》的康熙原刻本也收藏在图书馆里。只要看他的题属，“古庐陵高<SPS=0225>映雪君父著”，就能知道他的汉化之深，并对汉文化有怎样的兴趣了。同校门人也仿效了师傅，在题属上用“古坪”代替“石屏”、“螳川”代替“安宁”。这书采用的是诗话的形式，大量地介绍了大理一带的古迹、风俗、传说……，是时代较早网罗较备的重要地方风土志。象“武侯水南战处”、“唐天宝战士冢”“上关花”、“风孔”、“雨铜观音”、“蝴蝶树”，就都是当地著名的风物、旧迹。
云南远处西南边陲，中原文士极少来游的可能，他们过去不肯放过这样难得的机会，总是尽量把见闻记录在自己的诗文著作里。早期的著作如《云南行纪》《炎徼纪闻》等留存的虽不多，但却无例外地显露了猎奇的倾向，也反映了当地社会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差异。从明代中叶算起，有关云南的著作有几个时期是比较丰富的。首先是杨升庵，他是个大知识分子，因获罪远谪云南，居住了很久，给当地带来中原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以杨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士集团，其中有不少是兄弟民族的文士。他们之间的交游和倡酬，使当地的文化面貌迅速与中原地区靠拢，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影响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中叶，前后有一百五十年之久。南明永历在滇黔之间一直维持到一六六一年，有相当数量的明朝臣民随同南来。永历覆亡以后，有的人就流寓当地，有的作了和尚。他们带来的是更为完整的汉文化体系，从政治设施到军旅、文事、宗教……，都是中朝的仿效、模拟。这是云南进一步向中原接近的另一重要时期。三藩乱后，清朝并未放松对边疆的控制，云南与内地的往来也更为密切。从晚明直到乾、嘉，重要的著作如徐霞客的《游记》、王昶的《春融堂杂记》，一直到桂未谷的《札朴》，都是很有特色的作品。至于清初人的诗文集中有关云南风物、民俗的记载更是所在多有，有关永历的野史也留下了许多种。这几乎全是中原文士的著作，而象《妙香国草》这样白族文士对乡邦风土的记述与吟咏，就是十分少见而可珍的了。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折本。棉纸，朱印。后有草书跋语，题“永历乙未冬秦王书”。有“秦国之章”朱文大方印。这是永历时秦王孙可望的刻本，也是滇刻中一种别格。
孙可望旧是张献忠的部将，绰号“一堵墙”，是永历一朝后期的支柱人物之一。但因与同是献忠余部的李定国发生矛盾，导致内部力量分化，最后叛降了清朝。翦伯赞旧作《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成于一九四○年。慨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在论文中指出永历一朝是寒族与缙绅的混合政府，后者执行的是分化“闯贼”余孽的政策，因而导致败亡。这自然是一种分析。但孙可望的种种行事，见之于晚明野史中的，也是不可忽略的历史真实。鲁迅曾据屈大均的《安龙逸史》介绍过孙可望的剥皮法，是大家所熟知的。他的千方百计要永历帝封自己做秦王的经过，也是有名的故事。他还拒绝接受“平辽王”的封号，理由是“二字王”没有“一字王”来得风光。乙未是永历九年，是他已经杀了陈邦传父子、剥了李如月的皮之后三年，秦王已经做定做稳了，这是他极重视也极得意的事，于是刻佛经时就以秦王名义写跋、钤印，规格与明代诸王的藩府刻书一般无二。这虽然只不过是一册释典的小册子，其意义却是别有所在的。
图书馆藏书以旧刻集部书最多，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所记滇僧的著作，有不少这里还保存着原刻本，可能都是援庵先生未见之书。有一种《何蔚文年谱、诗话》，后附传奇三种。书为康熙抄本，每种传奇都有作者的题词。三种传奇的名目是《缅瓦十四片》、《插一脚》、《摄身光》，这都是研究戏曲史者未之前见的。《缅瓦十四片》一种应该是写近事的历史剧，题词云，“缅事目击，乃日久亦恍亦忽。错舛且忘，如忆往梦。偶填词得《缅瓦十四片》，真长歌当哭也。若以漏多瓦少，又略补益。然猿听三声，已不禁泪下，那得再。”何蔚文生于乙丑(天启五年)，康熙三十八年卒，是崇祯、永历、康熙三朝和三藩事变的亲历者。
《云南矿厂工器图略》不分卷，道光刻本。九行二十四字，全书共五十叶，前有图十一叶。刊刻极精。题“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巡抚云南等处地方吴其浚集，东川府知府徐金生绘梓”。又前人所著《滇南矿厂舆程图略》二卷，图也极精，不下于芥子园诸种。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关云南矿产、冶炼工艺、地方经济、科学技术的资料。所见科学技术图籍的旧刻本中，这要算是极精的一种，可以看出清代后期所达到的水平。书极罕见，未曾著录。《贩书偶记续编》有同一作者的底稿本《弹谱》一卷，《弹弓新编》一卷，有道光辛丑序，可见他对图谱之类是很有兴趣的。
一九五六年冬昆明市上还有零零落落的几家旧书店，比起成都和重庆还多少热闹一些。在五华山下的马路上，所谓“逼死坡”那块石碣的对面，就有一家小小的旧书店。每天从旅馆出来都要经过，走进去看看，和书店主人谈谈，知道了一些昆明书市的情况。据说一九五三年左右，昆明市上还有很多旧书，经他的手卖出的明刻本就有万把册，被一位刘某买去最多。其中有一种《腾越厅志》，万历刻，白棉纸印本。象这样的“善本”是看不见了，不过我也买到了一册康熙时人的诗稿，前有名印曰李含和，号金沙，和著名诗人阚祯兆是朋友，诗集保存了大量吟咏云南风土的篇章。这自然是不见著录的地方文献，后来送给了翠湖图书馆使它与同时的许多诗人的作品作伴。
光华街上也有一家旧书店，书很整齐，但没有什么别致的东西。最名贵的也只是清初写刻本如《渔洋精华录》之类。书店主人还介绍我到另外一处地方去看书。这并不是书店，在一个大院落里的几间屋子里装满了旧书，我觉得仿佛走进了一位学者的书斋。据说书都是抗战后期联大教授们卖掉的，有的是生活所迫，有的则是复原时带不走，才留下来的。书都很整齐，当然并没有什么版本书，不过有关社会科学的古代典籍参考用书是相当完备的。这不是一两个人的东西，是许多老年、中年的知识分子，间关万里，辛苦从北京搬了来的。最后却不能随主人一起北归，留在了滇南。我望着满箱满架的这些旧书，不禁惆怅了许久。
一九五六年昆明市上最有意思的书店，大约要算近日楼附近，云瑞西路的一家了。在广场一边有一排双层的木屋，这里是一排小店，店堂内部几乎转不过身来，他们的货色也就都摆在门口木板架起的摊子上。这里也有一家旧书摊。木板上胡乱放着最破最烂的旧书，特点是大半是皮纸印本，又几乎全部蛀过，书页前后蛀得蚊帐似的透明了。门口摆着的不过是样品，店里阁楼上还顶天立地地塞满了这样的破书。
可以猜测小店里的货色不是来自昆明市上，极可能是从外县运来的“废纸”；它们也不是从藏书家手里流出，或外省读书人带来，全部是地道的云南刻本，我想上楼去看书，主人慷慨地答应了。他说只要不怕脏就行。
我在阁楼上看了半天，走下扶梯时两手墨黑了。选出的书中间记得有一厚本皮纸旧抄的“杜诗”，后来寄给了成都的草堂；又一本是雍正刻的《云龙州志》残本，皮纸印本，翠湖图书馆没有此书，就留给了他们。此外《云南通志稿》和《云南备征志》的残册，也都是原刻皮纸印本。
关于云南的旧本方志，现存最古的也许是《景泰云南图经》了，原本旧藏丁氏八千卷楼。此后有正德《云南志》、万历中谢在杭的《滇略》，都不是本地人的著作。由本地学者纂修的地志名著是大理李元阳的《万历云南通志》。据图书馆里的同志见告，这书的原刻本三十年代发现于北平，当时索价二千二百元，后为天津任凤苞买去。龙云向任要来了一部晒蓝本，托商务印书馆排印了五百部，送掉了一些，剩下的都堆在五华山上，经过火烧，剩下来没有几部了。此书原刻在日本的尊经阁和早稻田大学都各有一本。
我想，全国的地方图书馆和出版社，实在应该把认真收集、保管、流传当地地方志的任务担当起来。这是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也是为子孙后代设想的迫切任务，也是纂修新的方志的重要基础工作。翠湖图书馆印过一本馆藏全省方志目录，虽然旧本不多，残本不少，但他们殷勤访求的心情是值得钦佩的，他们作的是寂寞但却重要的工作，人们将越来越深刻地领会这工作的重要意义。
来云南之前经过重庆成都，也都到图书馆和书店去访问过，看到过一些很有特色的好书，这里来不及一一记下了。我只想说一点有关西谛藏书的故事。
一九四八年顷，我偶然在上海一家旧书店里看到一本郑西谛手写的《纫秋山馆行箧书目》，用荣宝斋格子纸写成，大约收入二千种上下线装书。后面还有长跋，历数收集这批书的艰难经过。书店的人告诉我，郑先生托他们卖掉这批书，价钱并不太贵，已经有一位在四川经商的客人想要了。我知道郑西谛当时的经济情况不好，他正在印几种大部头的图谱，又买了许多唐俑和参考书，天天为还债发愁。政治压迫又日益严重，他已经开始为离沪远行作准备。在这种情境中卖书是不奇怪的。这批书中有一大批明刻本，虽然并非孤本秘籍，但治学的人被迫卖掉藏书，总是使人难过的事。不久前为了给吴梅村的《鸳湖曲》作笺证，我向他借得张天如的《七录斋集》、陈子龙的《几社壬申合稿》，刚刚用毕还掉，不料也见于这本目录中间。这就使我很不舒服，总想能设法为他保存下这批书才好。取得西谛的同意之后就东奔西走，凑借书款。最后凑齐的那天下午，因为其中有一部分是银元，还跑到河南路的马路市场上去向摊贩换成纸币。等我提了一袋“金元券”赶到书店，已经上灯了。店主人笑嘻嘻地对我说，币值猛跌，原来议定的价钱不算数了。这真使我一下子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如果提了钞票去换回银元，那就连一半也捞不回来，同时实在也失去了奔波的兴趣，在不得已中下了决心，用这笔已经不算钱的钞票选购了十来种旧书，嘉业堂寄存在店里的旧书。这笔书债直到十年以后才最后还清。那本西谛手写的“书目”也押在债权人那里。这样，当一九五六年我在重庆批杷山上的图书馆里发现了这批曾想赎买而终于未成的“纫秋山馆行箧书”时，是不能不感到意外与激动的。《西谛书目》早已印行，我想，这批书目如作为“外编”增附其后，就像《天一阁书目》之有内外编一样，好像也是可以的吧。
一九八一.八.二十五写毕
书林一枝
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