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志要研究中国社会到今天已有五十年了。当我刚满二十岁的那年暑期，我决定从学医转学社会，从苏州东吴大学转到北平燕京大学。我这个转变是出于当时的一种想法：即使学成了一个医生，我能治好的只是少数几个人的病，而导致千千万万人悲惨痛苦生活的却是不合理的社会。治社会应急于治病。对我个人来说，这个转变是否明智，尚难评定。由于这一念之变，我确是学医未成，但学会了治社会没有？这叫我怎么说呢？可以说的只是我自此之后没有再改变过主意了，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了半个世纪。
我走过的这条路并不那么平坦径直。私人的遭遇且不去提它，所处的社会其变化之大恐怕确是史无前例的。一个研究社会的学者置身于社会的巨大变革之中，应当首先看成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作为一个观察者，可以看到社会在平静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的种种形形色色淋漓尽致的表现，这不是可以大大地丰富对人类社会的知识了么？而且，生活在这种社会里，不可能不是个社会变革的参预者，既是变革者又是被变革者，用泪和血的代价，才能得到有骨、有肉、有感情、有觉悟的体验。这些正是研究社会的学者最可宝贵的凭借。但同时又必须承认，在广阔和汹涌的历史浪潮中，生活上有多少事能由得自己作主？阴晴变幻，生死无常。那里能有按步就班的研究计划？可求诸于自己的只是锲而不舍的坚持精神。在这里有的不是学者的生活，而是生活的学者。
一九三八年暑期我从伦敦登轮启程回国的前几天，正是张伯伦从慕尼黑返英的日子。我在印度码头上读到广州沦陷的报导。我不得不在西贡上陆取道越南进入祖国西南边省云南，从此踏上了崎岖坎坷的人生旅程。回乡重访江村以充实我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农民生活》的愿望，当时已成泡影。这个农村正在遭受日本侵略军的糟蹋。我要坚持社会调查，只有进入云南的内地农村。在偏僻的古庙里我们完成了一些调查报告，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我在一九四三年初访美国时翻译和改编成的《乡土中国》一书的底稿。
翌年，我回到昆明，这时西南后方政治的腐败，广大人民生活的贫困，真是触目惊心。我再也坐不住了。我越来越认为社会学的学术研究一定要结合当时当地的社会现实，成为促进社会变革的一股力量。在前一阶段，我的主要精力还能集中于实地调查的研究工作，到这时，客观和主观条件都改变了。农村调查已无法开展，而我自己的注意力已被吸引到了实际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上。从这时开始直到新中国的建立，大约有五个年头，我对当时看不惯的现象，口诛笔伐，驰骋论坛。在这一阶段里，我写下的文章真不少，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我流传在国外的印象，正如雷德斐尔德教授为他的夫人所编译我这一阶段的论文选集《中国的绅士》一书的序言中所说，“是个对怎样解决中国无数社会问题，大写特写，无所不谈，大胆行动的人。”
解放后大局的转变，对我的学术工作有正反两面的影响。积极的影响是，为了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我国大力开展民族研究，我作为一个学过社会人类学的学者，义不容辞地进入了这个队伍。这也就决定了我这一个阶段的工作重点。我参加了中央访问团，有两年时间在贵州和广西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和调查。我又为民族识别在贵州工作过半年，一九五六年为人大常委会组织全国范围的少数民族历史社会调查并担任业务指导，我的实地调查工作一直到一九五七年秋才停下来。这个集子的文章里所引用的有关少数民族的资料，大多是从这个阶段的民族调查研究工作中得来的。
正面的影响之外还有消极的影响是，解放后两年，在中国社会的种种成功或失败的改革进程中，中国的社会学的合法地位不幸被否定了。各大学原有的社会学系和社会学课程从一九五二年暑假后起全被停止。一九五七年有些朋友提出恢复社会学的要求，我也为社会学说了几句话以示赞同。这时正当反右斗争扩大化，许多社会学界的老前辈被错误地扣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我更是在所难免。有关我个人在这一事件中的文献，美国麦克孤选译成英文出版，书名《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困惑》。这本书可以看作是我生命中这一阶段开端的记录。
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七年的二十年中，包括着“文化大革命”浩劫的十年，我的生活难免处于很不正常的状态。我已不可能为了学术研究去进行社会调查，但是我身受的一切却给了我理解和洞察社会和人生的最生动的原始资料。我只恨自己理论水平低，未能充分地融会贯通吸收住这多年来如此丰富的生活经验。但是尽管风险浪急，只要条件允许，我还是坚持了写作的锻炼。创作不成，即事编译。在这些年头里，我还是能够和一些同事们一起整理了有关我国西部边界邻近地区民族史、地、民族资料八卷，翻译了分量相当重的世界史两部。生命未息，笔岂容停。
乾坤扭转，万宇澄清。被称为“困惑”的阶段终于结束。十年浩劫过后，我在一九七八年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重新建立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任务。领导上并且公开宣布早年取消社会学在中国的合法地位是错误的。乌云过后的天空越发晴朗可爱。我虽已白发日稀，齿余无几，在接近跑道的终点时，似乎还有余力来个冲刺。从一九七八年冬天到目前(一九八○年秋天)为止，我已出国四次。这本集子所收的文章里有三篇是我在国外的演讲稿。
万里重洋远隔，加上其间又有多少人为的霾雾，我这个人是否尚在人间在海外久已成为一个难解之谜。有些情谊深厚的友人，竟已把我们间的书信作为历史资料送入了研究档案。经过三十年的隔绝，我突然又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怎能不使他们惊喜交集呢？也许就因为这种感情，使得国外的同行们纷纷把他们的关怀投到我的身上。我受的荣誉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应得的程度。这些过誉令我不安。一生的功过本应留给后人去评说，一事的是非自有公论可断，一人的学业却要有自知之明。当我年青的时候，有如初生之犊，闯入了学术园地，凭一时的冲劲，写出了一些东西，也许在当时，曾在推动这门学科上起过一点作用，但这些究竟是历史的陈迹了。这几十年来，我对这门学科有过什么贡献呢？科学门内出不了奇迹，谁也不应当对我这一个多年失去正常从事学术工作条件的人存有奢望。我之所以仆仆道上，绕地迥行，又每到一处，不免舌敝唇焦者，那不过是如我国的谚语所说，抛砖引玉而已。为了重建我们中国的社会学，我必须到各处去寻师觅友，借助于他山之石。一路上同行对我的优遇和期待，我只有看成是对我们中国社会学的关切和瞩望。以我个人来说惟一足以使我无愧于心的是，我自从立志要研究中国社会以来的五十年里，始终没有改变过主意，而且愿意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完这一生。其实我在这本集子的各篇文章中所能告慰于国外同行的，也不过这一点意念罢了。
这本集子记录下了我一生中也许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开始。在这个阶段里，我相信一定能得到国外的同行更多的鼓励、更大的帮助和督促。我希望我也能在这个阶段里，看到在中国社会学的园地里百花竞妍的无边春色。
(《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费孝通著，新世界出版社将出英文本)
费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