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于荷兰资本主义发达时期的一个名门望族。大学毕业时成绩卓著，被任命为荷兰当时的殖民地爪哇(即今印度尼西亚)的行政官。不久，甚至晋升为一个州的驻扎官。自然，只要他干得好，荣誉、奖赏、财富甚至总督之职都在等待着他，他的名字叫爱德华·德克尔。可是，他没有循着他的国家和家庭给他铺设的道路走下去。当看到荷兰殖民主义者对爪哇人民的压榨、欺凌和不义之后，他的良知狂热地呼唤着他，使他起而温存地保护爪哇人民，残酷地惩罚榨取者，辛辣地嘲笑总督和他的心腹。爪哇人民起义时，他毅然站在他们一边，这样，他被免职送回欧洲了。回国后，他到处宣讲着荷兰政府的残酷和不义，给国王和大臣们写请愿书，力争国会公正地对待爪哇人。但，一切都是徒然的，他甚至被说成是疯子，到处找不到工作。这时，他怀着内心的召唤开始写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是关于在爪哇的荷兰人的暴露性小说，书名为《马克斯·哈非拉尔或咖啡贩子》，第二部书名为《情书》。为了吃饭，不久，他离开阿姆斯特丹，在欧洲各城市到处漂泊，同时在写作品，不停地写。他无时不在想念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可是，他差不多没收到过妻子的信，因为她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他还是不停地写，可谁也不愿出版他的书。后来，荷兰一家大出版社同意收买他的手稿，条件是不许他再在别处出版。精疲力竭的德克尔同意了。他回到祖国，但，他的手稿并未出版，而且也只得到一点可怜的钱，因为这家出版社秉承了荷兰当局和大商人的意旨，买来稿子仅仅是为了解除德克尔的武装的。不久，这位曾经用自己心的血写过不少不朽作品而一部也未得问世的作家，没等看到正义的胜利便死去了。似乎他有预感，他一开始写作就用“穆里塔图里”作自己的笔名，这个名字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备尝辛酸的人”。
穆里塔图里的品格、命运和写作态度使我想起了一段遥远的生活中的记忆：一九七四年，我来到内蒙西部乌兰布和大沙漠的建设兵团。听说我去了，几个喜欢写作的年轻战士围了过来，他们兴奋地谈着自己的收获、理想和创作计划。深夜，我读着他们的作品，被一股强烈而新鲜的生命力鼓动着，激动不已。这时，另一位文学爱好者进来了。当我们谈到为什么写作时，他把我引为知己暗淡地说：“在这里，不写点什么还有什么出路！领导很重视写作，多发表些，就可以入党，提干……所以请您帮帮忙……”。
同样因为穆里塔图里，又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传闻，据传：有一位电影厂的导演编导了一部影片。影片映出后，一片叫好声，导演踌躇满志；后来，一家报纸发了一篇评论，在充分肯定影片的成绩后面提了些希望导演改进的带倾向性的问题。这位导演读后很为惊惶，他立即找到一位与之认识的评论家，要他写篇文章，为其反驳或至少弥合一下，这位评论家没有答应。
为什么而写作、用什么来写作、作品问世以后，如何对待各种不同的批评意见，这是值得作者、编者、批评者、读者认真研究并认真对待的大问题。如果象那位青年作者一样，把写作当作一种进身之道，那无异于把写作当成交易，这是对文学创作的辱没。以这种精神状态进行创作，那是绝然写不出什么好作品的。要是穆里塔图里也持这种态度，他是完全可以不当那个“备尝辛酸”的作家，而去做镇压爪哇人民的总督的；那些作品出来后经不起一点批评的同志，除了说明我们的文学批评只习惯于表扬、不习惯于批评的不正常状态外，还说明他的创作态度的不端正。他们往往把作品视作自己的私有物，把对作品的评价与自己的荣誉、地位连在一起。无疑，这也是立当克服的。当然，究其根源，林彪、四人帮时期，动不动把一部作品和一个作家的命运勾连一起，把批作品做为打作家的手段，恐怕是造成这种心理状态的元凶。这个历史的教训怎么能不使作者们余疾在胸呢！现在，四人帮已经被人民赶下了历史的舞台，党中央一再宣布，今后，决不能再因为一部作品的毛病把作家打成反革命。那么，我们的作家们既可涤除余疾，也应该正确对待批评了。那位批评家的态度是值得赞扬的，评价一部作品，既不应把它作为朋友间的互相“支持”和“帮助”，也不应只凭个人的好恶来作结论，而是应该充分反应读者、人民的评价和感情。
读书小札
李硕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