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无名小卒，竟敢对林彪、江青这样的大人物有不恭之词；“甜水里泡大的”人，偏偏要借古讽今，这确实不好理解！读到这按语，我也会心地笑了。“编者”的提问，把我不愿触及的往事赶到我的心头……
“文化革命”爆发了，一个远没成熟的青年大学生，自然要求自己在政治上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在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我也曾以“小将”的身份监督“反动学术权威”“劳动改造”，在那“一个夜晚用一万张大字报盖满校园”的“攻势”中，我也曾挥笔写了三、五张，无非是跟大家一起批“教授治校”、“高教六十条”。谁料到，在批判中，我的头脑里杀出了一支新军，一支逆潮流而动的新军，一支由弱变强的新军。当时姚文元的“两评”(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是批判文章的“典范”，大批判“战士”言必称姚文，都说他如何“击中要害”。我象看射击的人一样，事后总要去看一看靶子才放心，于是借来“供批判用”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不看犹可，一看可就思想动摇了。我本是一个只爱分数而不读杂文的“标准”学生，不多久却身不由己地成了如姚文元所说的“三家村”的“赞赏者和追随者”。有什么可批呀？那些知识丰富、寓意深刻、短小泼辣、趣味横生而又击中时弊的作品，讲出了我的心里话，尤其是被姚文元竭力诅咒的《伟大的空话》《堵塞不如开导》诸篇，更引起我强烈的共鸣。我这个来自农村的青年，看到过农村不少怪事，尤其是一九五八年的“共产风”中，强迫命令，打人骂人斗人，强行拆掉民房，毁坏农家锅灶；瞎指挥，深耕一文五，密植“无名寸”；吹大牛，亩产一万五；搞平调，连我们这些三尺稚童也调到异乡“修公园”，“筑水库”，晚上一片喊爹叫娘的啼哭声；以至后来三年困难时期“勒紧裤带”过日子……这些阴暗面使我百思不得其解，而三家村独具慧眼，象显微镜一样“也照秽水，也看脓汁”，娓娓而谈，痛下针砭，启发我思考许多问题。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各种古怪现象展示在我眼前：卓著功勋的老前辈斗的斗，死的死；政治骗子平步青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到处武斗、流血、死人；停工停产停课，全国混乱，恐怖，交通瘫痪……这算什么革命呀？于是我经常嘲讽林彪“成绩最大最大最大”的说教，时而说它不合文法，时而说它自欺欺人。
“革命”使我想不通，我决心研究一下“政治”了。我把《燕山夜话》介绍的东林党的那副对联抄下来贴在床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姚文元之流不会抡起那根“金棍子”把你打成“反革命”吗？我可没意识到这危险。一个清白的新中国的青年，难道竟会进入罗网？
校园内，乱七八糟，只有大字报在寒风中象纸钱一样到处飞滚。我成了众人非议的“逍遥派”，专门读书，主要读杂文，也读历史，目的仍在读通古代杂文。古代《邵公谏厉王弭谤》《邹忌讽齐王纳谏》《庄辛说楚庄王》《说难》《狱中上梁王书》《刺世疾邪赋》《原毁》《原谤》《读“司马法”》等风格不同锋芒锐利的杂文，让我看到了封建社会的痈疽，也联想到封建专制的亡灵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显圣”。杂文使我空泛的头脑充实了，我能有理有据地嘲笑乱世，讥刺奸臣，议论时局，述说民情，不仅溢于言表，还写成随感。这就是后来所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然而，不知世故的年轻人，你太天真了，岂不知“天有不测风云”？一九六八年的“春风桃李花开日”，一个深夜，几条壮汉把我叫醒，带进了“隔离室”。一个盖了大红印章的什么证在我眼前一晃，宣告我已不属于“人民”了。一个月以后，审查完毕，我就和那些被自己监督过的年过花甲或年逾古稀的知名教授关到了一个“牛棚”里。“不给新生反革命分子半点自由”，“文攻武卫”的头头这样说。每天只能在凶神恶煞的“鹰眼”下行动，连唱《东方红》的自由也没有，据说是不许玷污这神圣的歌；连唱《国际歌》的自由也没有，因为里面有“这是最后的斗争”这样带煽动性的词句；唱“样板戏”也不够资格，有一次我极低地哼了几句杨子荣的“战斗在敌人心脏”，就挨了一通狠斗。于是只剩下有严格限制的读书的“自由”了：马、列、毛和鲁迅的书都可以读。读毛主席的书只带耳朵就行了，因为常有人来厉声朗读。尤其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幸明投降书》那两篇威震敌胆之文，每逢抓出一个“新”的“反革命”，校园里就要用高音喇叭连播几遍。
我暗自庆幸，好在鲁迅先生三十多年前就离开了这变故多端的人世，不然，碰上这“史无前例”的年代，也会变为牛鬼蛇神而使我们少一种读物的。
我从来没有这么充裕的时间来钻研鲁迅杂文，这一回，搭帮历史赐予我特殊的生活处境，“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无“大任”降临，却逼我读书。我有时一天只读一篇，甚至一小段，读原文，翻注释，参考其他章节，读了多想，甚至一小时两小时地想。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下真的办得到。觉得读通了，我便把重点用各种符号标明，然后抄录下来。体会是不能写的，要写，也只准写“读了某文，又认识到某罪”。但鲁迅何尝叫我认罪啊？标符号，作记录，都只有读者的在囚之心与作者的在天之灵相契合，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卫兵”们也无从抓着把柄。牛棚一年，我读了五百多篇鲁迅杂文，作了十五万字的记录。
鲁迅说：“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出而革命的青年。”这话足见他有知人之明。鲁迅杂文以深邃的思想给我以活下去的勇气，给我以看世事的眼力，给我以光明必胜的信念，它那意味深长的典故，巧妙神奇的比喻，发人深省的幽默，尖锐辛辣的讽刺，不仅激励我的斗志，而且“给人愉快和休息”，使我坚韧地“磨”过了这人生最黑暗的一年。
记得读的第一篇是鲁迅控诉三·一八惨案的《纪念刘和珍君》。我也是三月十八日被关起来的，痛感当今的惨案算得上“前无古人”。我亲见：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头颅着地，被倒拖数里而死，满脸稚气的学生跳楼殒命、脑浆进裂……死了，还被诬为“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物伤其类”，这血肉模糊的惨象甚至使我闪出一个念头：就在一瞬间结束自己的苦痛罢，免得再在人家的棍棒、手掌、吼斥声中丧尽自己的人格。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换来“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的盖棺论定。鲁迅给了我一付镇静剂：“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是呀，我应置身于人民的沃土中不去“升天”，为人民活着，宁可有朝一日在战场上焚身，也不能不明不白地一死了之，来给几条恶狗助威。
其实，人生多难，在社会动乱时并不奇怪。鲁迅说，走人生的长途最容易遇到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其二是“穷途”。他勉励我们遇到歧路“不哭也不返”，如果遇见老虎，即使万不得已而被虎吃，也不妨先咬它一口；遇到穷途，“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这一段警辟的人生哲理如同神矢一样射到了我的心坎上。鲁迅走的“歧路”和“穷途”，其实是从敌人的重围中为革命者“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来”，我自然不能以此类比，但是，无论遭遇如何，要自信并未走入歧路或穷途，照自己的路走下去，象鲁迅希望青年的那样：“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这样来将“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要这样，就要勇敢地活下去，千万不能相信“谁不投降就叫谁灭亡”的恫吓。试想一想，如果连我这样平凡如草芥的人也要“灭亡”，全国不知该灭亡几千万？那几个英雄未必有这样大的能耐！沙滩上未必能垒起偌大一个监狱！
注定灭亡的倒正是“英雄”们自己，因为他们逆乎民意，是腐朽黑暗的化身，是靠阴谋手段发迹、登台的“暴发户”。这种识别力是《夜颂》等篇教给我的。依实而论，我原先对那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仅有一种不理解。可那个“司令部”硬要把我推到对立面，认为我犯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可恶罪”。既然如此，平常的“不理解”就升华为难解的“敌意”，我便拿起鲁迅当年用过的那面照妖镜看暗夜中的“鬼气”：原来“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掩盖着“乞怜、讨好、撒谎、骗人、吹牛、捣鬼”的丑行；“金盖”下面遮掩着“人肉酱缸”，“雪花膏”下敷盖着“鬼脸”。我虽然很少知道那帮风云人物的丑史，但看他们为自己、为同伙涂脂抹粉“最高最高”的劲头，看他们摆人肉筵席的“最大最大”的场面，便知他们不是美人善人，而是丑鬼、厉鬼。他们是政客，是市侩，是赌棍，是骗子，是吹牛家，是豺狼，是美女蛇，是刽子手。相形之下，我原先的“炮打”就显得非常软弱无力了。
然而他们毕竟是黑暗中的动物，黑暗不会长久，他们也不会长久。光明一定要代替黑暗，“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读到这里，我如同在黑夜的迷途看见一点笑着跳着的灯火，如同在严酷的冰雪中看见一朵耀眼的红梅，如同在萧瑟的枯草中看见几丝鹅黄的萌芽。这就是希望。于是我在笔记的最后一页，用扩大的字体记下了：“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来到！”
十年浩劫中，消磨了我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段黄金时代，我有过狂热，有过冷气，有过泪水，有过失望；然而我也有过怒火，有过静定，有过深思，有过毅力：这关键是因为我有着良师益友，就是那些精辟、深刻，锋利如投枪匕首的杂文。 今天，我更爱杂文。读了《螃蟹及其他》《鬣狗的风格》《想起了娄阿鼠》这些十分精彩的杂文后，真觉痛快淋漓，道尽心中无限事。
愿杂文这朵带刺的玫瑰花开得更旺吧！
我爱读的书(征文)
于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