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成绩最为显著。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年全国出版了太平天国史著作三十多种，资料、工具书二十多种，各重要报刊发表太平天国史研究文章二千篇左右，几乎占约五千篇中国近代史研究文章的一半。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为了推动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便于太平天国史研究者和爱好者翻查和利用已取得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成果，编辑了《太平天国史论文选》，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书共选了八十三篇文章，一百一十五万字，分为七个单元。书后附有《太平天国史报刊文章目录》(一九四九——一九七八年)。
从《太平天国史论文选》所分的七个单元来看，建国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无论广度和深度，都取得很大进展，成绩斐然。
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五十年代史学工作者曾热烈讨论，讨论涉及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社会性质、革命任务、对象和动力。讨论肯定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讨论到太平天国革命对变革封建生产关系的作用时，还涉及到如何估价农民战争直接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它牵涉到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如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等，近年在史学界又展开了讨论。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问题。太平天国革命为什么在广西爆发；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的利弊得失；太平军的北伐、西征以及后期东进苏杭，保卫安庆，天京保卫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经过；以及太平军总的战略、战术等等问题，也作了一定的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使我们较清楚地认识到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进程和各个发展阶段的情况。
太平天国与资本主义各国的关系。揭露了外国侵略者与清朝反动派相勾结绞杀太平天国的罪行；歌颂了太平天国英雄们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
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政策问题。这是建国后的研究重点。包括对《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的评价和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地方政治制度、官制、军制以及工商业、妇女、知识分子政策等的探讨。经过不断的讨论和深入的研究，有些问题(如太平天国土地政策的实施)逐渐取得一致看法，有些问题仍在继续讨论中。
人物评价问题。对于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李秀成、洪仁<SPS=0827>等太平天国著名领袖提出了各种不同看法，从不同的角度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有些人物的评价因为政治变化的影响，还有过很大的反复。人物评价问题一直是人们最关注，讨论最热烈的一个问题。
太平天国与捻军、天地会、小刀会等会党以及少数民族的抗清起义的关系问题，也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
考证。诸如李秀成自述的真伪、洪大全有无其人等等，经过探讨和考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太平天国史论文选》基本反映了上述的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和主要问题的讨论情况。
建国以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从报刊上发表的二千多篇文章看，它也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一九六四年，从戚本禹假评价李秀成之名，把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开始，许多持不同见解的同志受到迫害，造成了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的极大混乱。十年浩劫中，“四人帮”刮起“评法批儒”的黑风，梁效、罗思鼎等肆意歪曲、伪造太平天国历史，大搞影射史学，太平天国史研究再一次遭到了践踏。由于这两次严重的摧残，许多研究人员受到迫害，有价值的著作、论文被诬蔑为毒草，研究和资料工作陷于停顿。此外，教条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干扰也不容忽视。虽然这与戚本禹等的破坏在政治上要严格区别，不容混淆，但是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不可低估。为了今后能更好地开展研究，也必须加以总结，并吸取经验教训。
马克思主义要求史学工作者严格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来研究历史，认识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而古为今用。但是，不用讳言，建国后有一部分的太平天国史文章，不是认真地、严肃地叙述阐明太平天国历史，而只是简单地用来比附现实政治，这是对古为今用方针的曲解，也是对历史事实的不尊重。我们看到，建国之初的抗美援朝时期，有些太平天国史文章从不同角度来论证美国是太平天国的最凶恶敌人。土地改革时期，便出现了太平天国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说法。六十年代初，由于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于是太平天国内部也到处出现“阶级斗争”：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之间的矛盾是“阶级斗争”，洪秀全和李秀成的意见分歧也成为“阶级斗争”。六十年代后期，提出“路线斗争”，于是太平天国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便都成为“路线斗争”；而且以洪秀全划线，来区分其他革命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七十年代搞尊法反孔斗争，太平天国的洪杨、洪李的矛盾又都成了尊孔和反孔的斗争了。这些同志以为只有这样研究历史，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们没有考虑到历史研究不是搞政策图解，历史文章也不同于政论，怎么好直接用来比附现实斗争和当前的政治形势呢？可惜这种流毒至今仍然存在，如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提出加强法制，便有同志写文章论述在太平天国法庭上人人平等。试问，单纯的农民革命能够做到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吗？这样的历史研究无益于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是很显然的。
建国后，史学工作者重视了农民革命的研究，正确地阐明了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这是很大的收获。但是也存在着一种错误倾向，即人为地拔高农民革命。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也是如此，而且更为严重。例如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即太平天国革命的核心思想是实现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很多文章从这个观点出发，去分析太平天国的文献、政策制度。可是，只要实事求是地认真研究，就知道太平天国没有也不可能实行这四大平等。太平天国虽然提出了“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原道觉世训》)的口号，诸王之间皆以兄弟相称，但实际上朝中封建等级森严，上下尊卑有序，有什么政治平等？《天朝田亩制度》规定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但并未付诸实施，而实行的倒是向地主阶级“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太平天国内部诸王、将领、士兵越到后来贫富的差别越悬殊，经济平等何曾实现？太平天国虽然也呼吁过“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原道醒世训》)但是又提倡“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王”(《幼学诗》)，诸王妻妾众多，洪秀全便有八十八个娘娘，何来男女平等？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才可能实现。拔高了旧式农民革命，混淆了它和新的农民运动的质的区别，将不能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建国以来，史学研究者努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研究太平天国史，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从而逐步对太平天国史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和进行科学的总结。但是也有一些文章只是简单地用经典著作的论述代替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或者对经典作家的言论，各取所需，争论不休。例如太平天国革命性质，有的认为是单纯的农民战争，有的认为是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双方都引证了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毛泽东同志说过：“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主要敌人是清封建统治者，广大农民群众是主要革命者，因而持前一观点的说，太平天国是单纯农民战争。毛泽东同志又说过：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阶段的革命，“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五四运动》)因而持后一观点的又据以得出自己的认识。论战双方不去研究毛泽东同志提出问题时的时间、地点、条件，全面地理解毛泽东同志的论述，而是各自抓住片言只语，孤立地理解，以致争论不休，这样论证、研究，显然无助于解决问题。再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于是论者便去推测，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的是洪秀全读过的《劝世良言》，还是赞同洪仁<SPS=0827>在《资政新篇》中表达的某些实现资本主义的愿望？不去认真研究太平天国的全部史实，便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建国后，史学工作者批判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烦琐考据的学术道路和方法以及唯心主义观点，这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必要的考证，而且认为它是整理史料的一个必要步骤。太平天国的许多史料和文物，由于种种原因，真伪难辨，加以去伪存真，这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例如五十年代，关于洪大全有无其人、李秀成自述原稿真伪的考证和讨论，都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这不仅是洪大全、李秀成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影响到整个太平天国史的研究问题。即使如一九五八年曾批判过的洪秀全状貌考，也不能便说成是烦琐考证。过去曾有人将天地会的天德王像误作洪秀全像，经过考证，提出呤<SPS=0140>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封面有胡子的才是洪秀全像。这样的考证有什么坏处呢？至少对于画历史人物插图、戏剧演员的化装，总有点参考价值吧！《太平天国史论文选》选入了《太平天国攻克南京的人数问题》等六篇考证文章，以表重视。这是可取的。
建国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深度、广度似还显得不够。综观二千多篇文章，配合政治运动的几乎近三分之一，其它的三分之二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只着重研究太平天国本身。研究者大都没有跳出太平天国的圈子，站在太平天国所处的历史时代的高度来研究太平天国。要研究太平天国革命本身的各个方面，还要研究清朝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方针政策；要研究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洪仁<SPS=0827>等太平天国领袖，也要研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敌对人物；要研究太平军，也要研究湘军、淮军、八旗、绿营等敌军；要研究太平天国革命中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也不应忽视革命过程中其他一些因素，如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心理的以及人口等种种矛盾；要研究太平天国对清朝和外国侵略者的沉重打击，也要研究太平天国如何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后世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影响。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并不只是一反旧说，做翻案文章；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开阔视野，扩大研究领域，提出问题，探讨问题，解决问题。
建国后，太平天国研究中有些问题不能深入开展，同打棍子、扣帽子、用政治斗争和高压手段来对待学术问题不无关系。例如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讨论中，有同志提出太平天国与旧范畴的单纯农民战争有质的区别。研究太平天国要注意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分化和市民阶层的兴起。这在当时被称为“市民革命”说。尽管这个观点可以商榷，但无论如何这是个学术问题。而且作者敢于提出新的问题来探讨，这精神也值得提倡。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通过百家争鸣，也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史学界开始是这样做的，但是后来由于作者错划为右派，便把他提出的学术问题与政治挂钩，上纲上线，搞成政治批判了。此风一开，后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太平天国史论文选》将太平天国性质讨论的几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作，都一视同仁，收入了《文选》。再如，一八五六年的太平天国内讧，五十年代原有三种意见：洪杨之间权力之争；阶级斗争的反映；内部矛盾处理不当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这三种意见本应各抒己见，充分展开讨论；但是在评价历史人物必需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一定要作阶级分析的口号下，简单地、粗暴地认为主张洪杨“权力之争”便是抹煞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修正主义观点。学术问题成为政治问题。主张这一说的同志，只能长期哑口无言，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有同志才又将这个问题提出讨论。这种用政治手段对学术讨论的粗暴干涉，必然扼杀了百家争鸣，压抑了学术讨论的深入开展。教训深刻，值得记取。
粉碎“四人帮”后，历史学界开展了对“四人帮”反动史学观点的批判，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各种不同观点的讨论，在全国报刊和学术会议上热烈地、生动活泼地展开。北京、广东、广西、江苏、浙江、四川等地先后成立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一九七九年五月、一九八0年六月、一九八一年三月，中外学者先后在南京、苏州、广州、桂平、桂林举行了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研究者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实事求是地探讨太平天国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仅批判了十年浩劫中拔高太平天国革命，神化洪秀全，丑化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等错误做法，而且还提出了新的问题来探讨，诸如洪秀全早期的思想；太平天国政权性质；太平天国的政体是否“虚君制”；一八五六年天京内讧的新认识；政权的逐步封建化和领导集团的思想蜕化；基督教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等等。最近，报刊上还提出了太平天国能否称为农民革命，能不能说它是反帝反封建运动，太平天国战争是否促进生产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来讨论。
当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时候，读了这《太平天国历史论文选》，回顾三十年来的研究历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和研究成果，我们前进的步伐将会迈得更快、更大、更坚实。
(《太平天国史论文选》，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一年一月第一版，4.5元)
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