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普通被派驻华二年，便被调回。由于中国局势近来颇能引起人们的兴趣，驻外记者将北京的职位视为“肥缺”。他们不但可以因发表有关中国的实地报道而在国际新闻界成名，而且又可在完职归来后写书赚钱。现在欧美的所谓“中国通”多的是。在北京驻了二年，更成“专家”。甫于年底被调回的《纽约时报》记者福克斯·勃脱菲尔德(Fox Butterfield)，也正在着手著作一部题名《中国人》的书，定一九八二年出版。
一九八○年底勃脱菲尔德一出中国国境后，即在《时报》发表连篇的危言耸听的夸张性的批评中国的文章，引起极大注意。这种新闻报道作法，英文名称“Sensationalism”，目的不过是在激起读者的情感；作者也因受注意而扬名，报纸更可多销几份。以严肃自命的《纽约时报》竟然也采取这类非正统的作法，曾使有识之士喷有烦言。《时报》新派驻北京的记者詹姆斯·斯特巴(James P.Sterba)是否会走勃脱菲尔德的旧路呢？这倒值得注意。
勃脱菲尔德并不是唯一的靠卖中国噱头写书的外国记者。在这方面，他至少迟了一年有余。今年一月刚刚出版的一本题名《中国人》的书，是加拿大记者约翰·弗雷泽(John Fraser) 所写。这书已被美国的“每月读书会”选为一月份的推荐书，因此很有被列入畅销书书林的希望。
弗雷泽的书对中国的官僚习气作剧烈批评，但对中国平民表同情。我在这里并不是对此书作评价，而是要借此书出版的经过，将美国文学代理人(Literary Agent)的性质及任务作一个更详尽的介绍。我曾于本刊第八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写过一篇《初作小说家与文学代理人》。在这里，我想借弗雷泽的书为例，再进一步地解释欧美的文学代理人在出版界的势力、影响及其作法。
弗雷泽原是在多伦多《环球邮报》(Globe ＆ Mai1)写舞蹈评论出身，后来是剧评家，并非政治记者。他于一九七七年被派驻北京，为期二年。当时中美尚未复交，美国诸大报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之类尚未派有记者驻华，因此加拿大报纸上的从北京所发出的新闻报道在美国很是吃香，常予转载。一九七九年五月，多伦多一家文学代理人公司的老板名叫考尔伯特(Colbert)的美国籍夫妇，突然心血来潮。他们知道中美复交后《纽约时报》所派的记者准备于二年内著作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为了要抢先一步，他们认为不久即将返回加拿大的《环球邮报》记者弗雷泽也可一试。考尔伯特夫人马上打电话给北京的弗雷泽，问他有没有意思著书，对中国作一个总结的报道。弗回答说，不但他本人有意写书，连他的妻子也有足够材料写一本书。他同意请考尔伯特夫妇作代理人。
考尔伯特第二步就是要找一个出版商；他就与纽约的高峰书店(Summit Books)接洽。书店的编辑把弗雷泽过去的北京新闻报道研读了后，觉得此书有盈利可能，立即与文学代理人订立合同。考尔伯特本人同时也是加拿大电视广播公司的制片者，因此也要以弗雷泽的书及其夫人的经历为根据摄制影片。
合同签订后，考夫人立即向多方面交涉，俾有更多赚钱的机会。她将此书在英国与加拿大的版权售与柯林斯书店，她又说服了“每月读书会”将此书选为今年一月份的推荐书。同时，加拿大电视广播公司也出巨价购取此书之使用权。这么一来，弗雷泽夫妇便一举致富。文学代理人的佣金是弗氏夫妇收入的十分之一。
美国文学代理人行业的流行，不过是近五十年来的事。在过去，出版商不屑与代理人做交易。目前的情形恰恰相反，出版商反而坚持要与代理人交易，有时甚至替初出茅庐的作家介绍一个代理人。这有二个原因：一是出版业变为极度商业化，出版一本书不但牵涉版权问题，而且也可能牵涉电影制片权，平装本再版权，杂志长篇连载权等等，所谈的生意数目甚至可达到数百万元之巨。二是因为可将讨价还价的头痛事件留给代理人做，作家便可专心于创作，与书店方面的编辑保持友好关系。做生意谈交易往往要起争端，作家可以避免这类令人不快的琐事。
在当前时代中，文学代理人几乎已成为作家们一个非有不可的伴侣。但是这类代理人并不是人人可做。他应有三个条件：一、有能力鉴赏文学作品，并会鉴别一件作品的大众化吸引力；二、有做生意人的讲交易能力；三、有耐心，能够体谅作家的苦衷，鼓励作家写作。
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文学代理人名保尔·雷诺兹(PaulReynolds)，于一八九二年开始营业。但那时文学写作还是被目为不受商业污染的纯洁的行业，作家们不要代理人，出版商也力免有剥削之嫌。八十余年后，文学代理人已变为一件规模巨大的企业，有的甚至专门化；也有的是律师充任，使作家在法律上也受了保护。但是正如其他行业一样，文学代理人中也免不了混有不学无术的不正规分子，有的甚至行施骗术，未替作家(初出茅庐的)找到出版商之前，先向作家伸手要钱。这类人物唯一目的是赚一笔外快，根本没有上面所述的三个必需的才能。正统的同行也根本瞧不起他们。
真正有才能的代理人对各书店的编辑在文学上的嗜好与习惯有相当的认识，因而可替作家找到一个合适的编辑与出版者。他的任务主要是保护作家的利益，引起出版商互相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作家的身份。
代理人的佣金是作家收入的十分之一。为了增添自己的利益，他当然要尽量争取一件作品的其他(如电影制片等)版权方面的进益。对新书装帧、宣传广告方面他也参预意见，有时甚至干涉编辑方针。印书的合同本身也越来越复杂：出版商尽量争取自己的权益，而代理人则尽量争取作家的权益，直到双方同意各点，签订合同。这类合同，有时可以长达数万言。
成名文学代理人已是一个大企业，并不是由一个人单独代表。例如“国际创作管理公司”在纽约、伦敦、罗马、迈阿密等城市设有分处。它所代理的不但是作家，也包括影星、电影制片商、导演与电影脚本作者。这个大公司设有文学、电影、电视、摇摆音乐各部门，每一部门都有专家处理代理人的任务。名作家如约翰·契弗、汤姆·沃尔夫等就是由它所代理。每个作家派给一个特定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便与作家维持密切的关系。由于出版事业近来的变化，作家与个别代理人间的关系也逐渐有变化。在过去，作家往往忠于编辑，如果编辑离职他就，他也跟了这个编辑而换出版商。现在，作家已慢慢转而忠于代理人，因为编辑常常换职，作家认为只有代理人才是长久的伴侣。
可是最近的形势又有不同。这是因为作家们也学乖了，有的被利所诱，也在更换代理人。美国出版事业已变成一个极复杂的企业，作家、编辑、书店、代理人四者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美国文学代理人中最著名最成功者之一是司各脱·梅雷迪斯(Scott Meredith)。他的每年总收入在付了税之后是三十万元以上(付税之前的数目至少百万金)。他的公司共有五十名雇员，代表了二千多个作家与艺术家，其中最出名的是大作家诺曼·梅勒。梅雷迪斯此公是一个很精明的生意人，他除了做作家代理人以外，也设了一个“评读”部门，在各杂志登广告，招徕未成名的作家投寄小说稿件给他公司阅读评断，每次取费一二百元。美国梦想做作家的男男女女多得不得了。梅雷迪斯的公司每年在这方面收到的稿件至少有五千件。这些稿件当然都是糟得不得了，普通一般编辑或代理人不屑一读的。可是梅雷迪斯在这方面也赚了不少钱。他的出名的巧诀是自我宣传，从不拒绝电视谈话节目的邀请。
文学代理人在出版事业方面的权势的日渐增大，过失其实是在于出版商。出版商只图省事，责任就转移于代理人身上。在过去，书店编辑往往是一个作家的“终身良伴”。但是现在编辑既常常更换雇主，作家失去依靠，便找代理人为依靠。
出版事业越是庞大，版税合同诸方面的问题也越是复杂，文学代理人不但要懂得文学与生意，也要懂得法律。因此，律师兼当文学代理人已不是一件罕见的事。
另一种奇特的代理人是好莱坞代理人。在纽约的代理人要将一本小说的电影制片权出售时，往往交由好莱坞代理人代理，然后将盈利对折。可是好莱坞代理人也已在慢慢地直接代表作家，这样一来，取佣金便可直接。由于美国社会情况的转变，文学代理人也慢慢变为“传播业”代理人，所代理的不但是在出版方面，而且也包括电影、电视、广播、录音、唱片各方面的生意。
麦克斯威尔·柏金斯(Maxwell Perkins)时代已成过去。柏金斯在世之时，曾在斯克里勃纳(Scribner)书店当了三十三年编辑，扶植了不少名作家，包括海明威、菲兹杰拉德、汤麦斯·沃尔夫、詹姆斯·琼斯等。在当时，作家是忠于编辑的，而编辑既不换雇主，便等于作家忠于书店(出版商)。文学代理人出现后，作家们的“忠诚”的意义便有变更。作家目前所忠的是钱，这可由出版界最近一个故事证明：
美国近来有一个很吃香的天文学家，是康乃尔大学教授名卡尔·萨冈(Carl Sagan)，曾与兰登书屋订有合同，出版了几本通俗易懂的有关宇宙的科学书。由于美国人民一般对飞碟故事的迷醉，这些书销路很好。萨冈因而也在电视节目上出现，讲解天文学、飞碟和其他星球有没有人类可能性这类题目，很受欢迎，也增加他的著作的销路。
最近萨冈与另一个书店西蒙和舒斯特(Simon ＆ Shuster)订了一个价值二百万元的小说合同。这事使兰登书屋很是不快，认为萨冈不够“忠诚”，但是萨冈的代理人说，新的合同是小说，兰登书屋的合同是“非小说”，因此二者没有冲突。
萨冈的代理人便是上面所述的精明生意人梅雷迪斯。他又指出，作家的更换出版商完全应视他的收益多少而定，作家们不应忠于编辑或书店，而应忠于代理人，因代理人可替作家赚钱。
近年来，许多成名的大作家也与他们已合作了多年的出版商脱离关系，另找能够增添收益的门庭，由代理人领路。这里试举几个例子：
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尔温(James Baldwin) 曾在日晷出版社(Dial Press) 出版了十六部小说，但最近改与麦克劳一希尔(McGraW－Hill)书店订一小说合同，取费三十五万元以上。年已八十岁的通俗小说女作家泰勒·卡德威尔(Taylor Caldwell)最近与道布尔戴书店脱离多年关系，而与普特南姆(Putnam)书店订立两本书的合同，取费三百九十万元。《第二十二条军规》作者约瑟夫·海勒也离开了兰登书屋而投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女作家乔哀斯·卡洛思·奥茨脱离了有十五年关系的先锋出版社(Van－guard Press)而投德顿(Dutton)公司。《富人，穷人》作者欧文·肖也换了出版商。
但是作家的更换出版商也有其他原因。有的是因为书店拒绝出版已完成的稿件。有的是因为个别的编辑在感情与脾气上合不来。也有的是因为怕个别书店的声誉逐渐低落(不少在文学界有声望的书店近年来被企业机构收购，变为专门以盈利为目的的纯粹商业化机构，这使有学者气度的作家们不满)。
今日的编辑也与旧时代的编辑不同。以已故名编辑柏金斯为例，他全力关注作家的作品，往往向作家提出各种意见与建议，换字改句，删除增添，好象是一个合写者。兰登书屋曾有一个名叫萨克斯·克敏斯(saxe Commins)的总编辑，牙医出身，不但亲自编订辛克莱·刘易斯、W.H.奥登(W.H.Auden)、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等作家的原稿，而且曾亲自替剧作家尤琴·奥尼尔的原稿打字。他甚至请威廉·福克纳住他家，用他的办公室写作。这类编辑与作家间亲切关系目前已罕有，但是听说法拉、斯特劳斯、吉罗(Farrar，Straus，Giroux)书店的劳吉·斯特劳斯(Roger Straus) 及劳勃特·吉罗(Robeft Giroux) 仍维持他们与名作家艾萨克·辛格、伯纳·马拉默德、菲利普·劳恩(Philip Roth)等等间的个人亲切关系。
至少有两个名作家，由于经济拮据，不得不时时更换出版商。一是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索尔·贝娄，一是诺曼·梅勒。二人都是因离婚后要津贴前妻赡养金，造成经济拮据状态。贝娄的最初二部小说由先锋出版社出版，后来转到海盗(Viking)书店，出了九本书，于一九七八年又转到哈柏和罗书店(Harper ＆ Row)。而梅勒自从著书以来，至少已换了六七个书局。
作家不但更换出版商，而且也在渐渐开始更换文学代理人，原因也与他们要更换书店一样，不过是希望能够多获一些进益。著名作家很少是没有代理人的。科学小说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sac Asimov)与波兰裔作家约西·柯辛斯基(Jerzy Kozinski)只是罕有的例子。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艾萨克·辛格多年没有代理人，只于最近才开始由人代理。
当然也有一批作家忠心耿耿的多年来只与一个书店发生关系。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吉(Arthur Schlesinger Jr.)，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小说家路易·奥金克罗斯(Louis Auchin closs)都是由霍夫顿·密夫林书店(Houghton Mifflin) 出版，都已有三十年至四十五年的历史。欧文·斯东(Irving Stone) 自从于一九四○年开始由道布尔戴书店出版，四十年来仍维持良好关系。
文学代理人并不全是已变成大企业公司。这里且谈一个仍保持原始状态的代理人。这位女代理人原在大学中教授美国文学，于一九七四年初当代理人，只代表了六个作家，工作辛苦，收入不多。不过她的兴趣不减，至今她所代表的作家已有七十五个，都是售书量平常的青年作家。她的作家中尚未有一个畅销书的作者。但是她与作家们保持个人间的亲切关系，虽然进益不大，她觉得她的职业很给她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情绪。
另一个怀恋过去的文学代理人，叙述一个有趣的故事。某次，他代表诗人W.H.奥登与法国大富翁罗斯却尔德伯爵(BaronPhilippe de Rothchild)谈判一项交易。伯爵要邀请诗人到他的乡下别墅居住一时，并写诗留念。这个代理人开始与富有的伯爵讲价，结果所谈成的报酬是六十一箱(每箱十二瓶)罗斯却尔德名酒(按，伯爵以酿酒闻名)。这位代理人说，他至今还没有取得十分之一的佣金(以酒为例，至少每箱一瓶)。他说了颇有遗憾。好奇者要问，难道这七百余瓶的名酒都给诗人奥登喝光？奥登以嗜酒闻名，但他已躺在地下，不能作答。
一月二十五日于纽约
纽约通讯
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