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陈建功的小说《迷乱的星空》，在读者中引起了争议。我读了小说，觉得围绕着顾志达这个形象的争议，包含着如何对待人生的价值，如何对待科学真理，如何对待探求真理的—代青年等饶有意味的问题。我想，就小说中的人物谈谈对这些青年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的看法，追寻一下作者思想探索和艺术追求中留下的足迹，当是不无益处的。
《迷乱的星空》在行文的韵味上是有一种音乐感的。两万多字的篇幅，象一道浑和的音流。你聆听着，辨析着。这里确有杂音逸出，但它不是稍纵即逝的浮响，而是人生大海迸发的某种引人深思的涛声；这里确有某种迷乱，但那是思想探险中的偏激，并不是思力贫弱、生活苍白引起的混沌。
熟悉陈建功的小说创作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勇于不断开拓自己的创作天地的坚实的文坛新秀。他以《流水弯弯》中为一代遭遇坎坷的有为青年发出的激切呼吁赢得了青年读者的共鸣，又以充满对生活的真知灼见、笔力醇厚亲切而略带谈谐的一组“诙天说地”使人们瞩目。这一次，《迷乱的星空》仍然显示了他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新的追求。这种追求，是有得有失的。
陈昊的形象，我认为是成功的，发人深思的。这个天体物理学家，年轻时是一个“顽强进取的男子汉”。他家境贫寒，当了医院的杂工仍手不释卷地自学，赢得了护士惠文的无私的爱。他们夫妇共同和命运搏斗，与生活抗争，终于得到了事业的成功。顽强的追求，是他性格的特点。他“不逢迎传统，不盲从法规，对一切功利的诱惑付之一笑。”“这顽强的追求，使他向真理投降的时候，是那样真诚。使他建树起自己的学说的时候，又是那样自信。”陈昊的这种探求真理的勇气和胆力，是很多老一代正直的科学家所特有的。有了这，他们才坚信成功的星辰会辉耀在生命的上空，他们才以科学真理的光和热投射给人类。但是，在陈吴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他并不是以双眼凝视真理而绝不旁顾的老科学斗士的形象出现，而仅仅是一个为女儿的婚姻是否能美满而愁肠百结的蔼然长者。他为女儿选择了一个勇于思想探险但未必会有前途的偏激青年而发愁。他要告诉女儿“不要只凭一时的新鲜、趣味，还是要实际一点”。他脑子中的愁结，就在对顾志达“功利意义上的价值”的估量：也许顾志达是一个不能成功的探求者，是没有前途的小伙子。他不能放心，因而通过季纯青教授进行“远距离观察”还不行，还要亲自“乘阿波罗登月踏勘”——走访顺城街大杂院中的陋屋。当他听到季教授透露政治气候适宜，小伙子也许可以大显身手，一举成名时，心中就升起了几分欣喜。这就泄露了心灵的隐秘：他是以成败论英雄，以前途通泰与否衡量人的价值的。这和他青年时代躬行的不计成败利钝，不受功利诱惑，坦然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是大相径庭的。于是，在他受到顾志达的锐利词锋的刺戟而“点头称是”时，他在自责中自醒了：“你，一个搞了几十年科学的人，也变得苟苟营营起来了，这难道可以容忍吗？”于是，他深深地为这一对恋人祝福了：“也许，他们并不得志，一辈子也没有获得地位、荣誉，可是他们的生活一定是骄傲的，幸福的。人，活成这个样子，才具有真正的人生的价值啊……”摆脱了名缰利索的羁绊，挣开了世俗功利的围裹，坦然地扑向科学真理，不得志也不失自豪的丰富感，成功了也不消磨继续追求的激情，这样的人生确实是有价值的，这样的人生哲学对人们确实是鞭策，是针贬。陈昊的自省，确实能给为四化而向科学进军的广大人群一个高洁的志趣，一个脱俗的信念，一个耐久的撑力，以照耀、支持他们在崎岖山路上向科学顶点的攀登。这是有益的，积极的。记得老作家孙犁同志说过，“文章是寂寞之道”。其实，不只是文学家，一切科学事业、严肃的工作都是“寂寞之道”，都需要献身精神。
陈昊教授这个形象是亲切的。他作为一个顽强的探求者的毕生努力，他作为一个老年失偶的慈父对女儿幸福的关切，他善于自省和勇于开始新的生活的真诚，都使人觉得这个人物的生活和思绪是有普遍意义的，能给人们以某种启示。比如，当陈昊规劝女儿择偶要慎重，却受到女儿唐突因而陷入窘境时，作者写道：“人老了，也许都会陷入这种窘境？多少父母亲，他们年轻轻的时候，也都曾象他们的子女现在所追求的这样生活过。可是现在，他们几乎都要象教授这样权衡着，苦恼着——也许，这就是我们可敬的父母们最令人感动的地方，当然也是最可悲的地方。”是的，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社会心理现象。年轻时绝少俗虑，年老时未能免俗，阅世越深，锐气也越式微，相当一部人就是这样。不仅陈昊，就是某些曾经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革命老战士到了晚年，不也未能超脱为儿孙前途而苦恼地权衡、苦心地安排的俗态吗？很多人在革命的征程上，在科学的险道上抢关夺隘，却在晚年过不了“儿女关”——或者俯从了骄纵的儿女，或者与前进的儿女隔膜起来。无数生活的悲剧，不就在这里串演出来吗？就这一点而论，陈昊的精神状态，不失为某些可敬而可悲的父母们的一面镜子。应该说，这面镜子是制作得很精细的。陈昊的呼吸、心声，连同他颤动的拇指，书桌上的《老人与海》，静夜里向星空的凝睇，一一鲜明地留在了读者的脑际。
但是，陈昊的自省，是另一个形象顾志达的思想力量促动的。顾志达着墨不多，却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在追求文艺理论学科的真理的道路上对人的自身价值和功利意义上的价值的冷<SPS=1832>剖析，显然是全篇寄意之所在。他的执拗、偏激、自信，不乏激情也不乏冷傲的身影，始终或隐或显地在陈昊的精神世界中徘徊。这是一个比陈昊复杂得多的形象。
顾志达显然是一个坚持独立思考的青年。公平地说，他的有些见解，也是切中时弊的。比如，他说：“如果探求一个真理，总要等领导同志的一句话，那么，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到底能开掘出多少真理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发现真理的权利。可惜的是，许多人不懂得这些。有的人是搞意识形态的，却没有长着自己的脑袋！”但是，他独立坚持真理的行径，却是怪僻的。蔑视一般的研究生考试倒也罢了，但他还进一步蔑视要发表他论文的编辑，甚至蔑视祝他事业成功的女友。他对自己的前途，有一种阴郁的情绪。他说：“傻瓜才以为自己会成为巨人。我们还没有站在产生巨人的时代。我们能做一颗呼唤满天星斗的长庚星，也就死而无憾了。”这与其说是幼稚的炜炜所认为的“对历史的进程了如指掌的自信”，不如说是自相矛盾的迷乱。既然不自认为巨人，却又要做“呼唤满天星斗的长庚星”；既然要做长庚星，却又拒绝把光投射给人世，宁肯默默无闻以终世，不肯与俗世较短长。作者借陈臭的沉思，把炜炜和顾志达作了一个比较：炜炜象天上的流星，使人羡叹，可它毕竟在太空中没有自己的位置。而顾志达却象无光的星宿：“也许，我们只能用高倍的天文望远镜，不，甚至用射电望远镜，才能收到它的信息。可它毕竟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轨道，自己的价值……”怎么？一颗远离人世的无光的星宿？也许这里可能蕴含着某种值得深思的哲理吧？为了强调这个哲理，作者不是让顾志达摆出了矫情的姿势吗？但是，我的审美直感却不顾那可能有益的哲理，引导我的视觉凝视那矫情的姿势。对这个人物的热情不知不觉在我心中冷却了。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个有着探求真理的激情的怪小伙子，缺乏使人亲近的温煦的气息呢？为什么他在对事业和对爱情的处置上，不能赢得我的无保留的同情呢？在事业上，季纯青教授的态度怕要比顾志达更明达一些；在爱情上，炜炜的真情尽管幼稚，怕要比顾志达的冷傲更让人喜爱一些。就算炜炜是没有自己的位置的流星吧(其实这是不公正的说法)，流星毕竟把刹那间燃烧的光和热投射给了人间，使观赏星空的人们得着了一些生活的情趣和美的联想；而那离人群太远的无光的星宿，却难免给人一种冷漠感。其实，无光的星宿也是有光的，当这遥远的光通过望远镜进入人类的视野，汇入广袤的人海时，这光也就有意义了。顾志达对真理的探求也自有其价值，但这价值也只有和前进的人流发生关联时，才会给人以真实的份量感。也许作者有意给我们描画一个偏激片面的青年探求者的形象吧，但作者的本意到底是要点燃人们对这个青年探求者的关切的同情和赞美之情呢，还是让人们从这个青年探求者的偏激和片面中得到某种领悟呢？读者对此有些困惑。看来作者对人物还没有吃透。或者我们竟可以说，作者对顾志达的思想性格的根本弱点缺乏认识，他在试图概括这一类型的现代青年时，没有比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无意中把顾志达的某些弱点也当作超群的长处加以强调和赞许了。
先看顾志达对事业的态度。我们且不涉及顾志达所涉猎的文艺、美学学科的具体是非问题，仅就他对事业的成败的看法而言，我觉得他也是过于自信，过于阴郁的。在探求科学真理的长途中，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耻于追风逐浪毫无定见，这是可贵的学术操守。但这一点也不和确信真理一定会被群众掌握，一定会被历史首肯相矛盾，也和自己对成功的乐观确信、友伴对未来的美好祝愿并不抵牾。司马迁发奋著书，愤于不为当世所知，说出“藏之名山”那样的话，其目的还是为了传诸后人。真正拥有真理的人，都有这种学术信心，绝不会摆出一副人莫我知，消沉一世的恨世者的面孔。在旧时代，确有不少科学家鉴于坚持真理的艰难，以终生坎<SPS=0987>自卜，并要求同道者和自己一起甘于寂寞。但是，他们淡于名利，却从来不冷视科学真理传播于人群所具有的功利意义，他们热心于使真理为世人所知，有一副入世的热心肠。他们不把真理当作个人精神慰藉、个人品格修炼的私有物，而是当作济世利人的人类福音。因此他们理直气壮地、孜孜不倦地追求，传播真理。他们不因一时失败而颓丧，他们渴愿事业成功，真理传播的心是热切的。与此相反，在我们祖国的科学文化从十年浩劫中开始复苏的时候，顾志达却以一生不会成功自卜，对祝愿他成功的人(哪怕是刚被他亲吻过的恋人)一律持反感和蔑视，这就显得和大群人流的行进步伐太脱节了，和时代的氛围太乖离了。人们只能说这是一个过于自信也过于敏感的青年。当然，顾志达的形象有他抗俗的一面，他反对理论界的随风倒，抗议某些人对新生力量的蔑视，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抗俗如果流于蔑众，甚至不情地推开善意的恋人，以世人皆俗唯我独洁自命，那就变成孤芳自赏了。这种孤芳自赏对于社会，对于顾志达们尚待发展的追求真理的事业，都是没有好处的。
再看顾志达对爱情的态度，那就不但是偏激，简直是令人反感的傲慢无理了。是的，作者力图为顾志达的反常举止寻找理由，除了点出炜炜的爱情是对母亲的浪漫、传奇式的模仿之外，还让顾志达冷冷地把她的生活哲学剖开给她看。他说她无非是浪漫的追求，盲目的崇拜，是新鲜、趣味的刺激，才爱上他的。她把对他认识的基点，放在“一定会成功”上面，这种哲学本身就和他有根本的不同。相反，倒和他第一个女朋友有相近之处。而那个女朋友的眼光短浅极了，逼着顾志达考研究生。顾志达不愿背别人指定的条条，于是就和她吹了。这也就是说，在顾志达看来，炜炜也是眼光短浅，在浪漫的追求中包着俗见，把爱情的美满附丽于他的成功上，说穿了，附丽于他未来的名利双收上。这样的责难对于小说描写的炜炜来说，是不公正的。炜炜的母亲惠文有过浪漫的恋爱史，她无私地把爱献给陈昊，支持陈昊的科学事业，毫不顾及他的贫寒门第。这样的爱，在陈昊的科学事业的成功中得到了报偿。女儿走母亲的路，爱上了有事业心却处境困难的顾志达，鼓励他，为他介绍名师，这有什么错呢？当父亲干涉她的选择时，她说：“要是妈妈在，她会这么庸俗吗？……她要是这么庸俗，当年能看上一个医院的杂工？”这不正说明她是抗俗的，反对父亲小看一个小工人吗？她坚信顾志达早晚要有所作为，这也是自然的。难道要她也像季纯青教授一样断定他“没有前途”才去爱吗？须知季先生的话是包含着阅世甚深者的愤激的啊！总之，从小说中我实在看不出炜炜有被顾志达指责的那些庸俗的生活哲学。退一步说，即使炜炜未能免俗，那么，已经恋爱过一次的顾志达，为什么不开诚布公地提醒她，而要那样残酷地戏弄她的纯真的初恋呢？我以为顾志达对炜炜冷傲地推拒，无情地剖析的那一幕，未免太酷似奥涅金对达吉亚娜初恋的拒绝了。而奥涅金是有些利己主义倾向的，顾志达在爱情上的行事，不也有些自私的味道吗？
由于小说全篇充满爱情的氛围气，所以，顾志达在爱情上的矫情和反常，就特别突出地给读者以难受的感觉。读者将为炜炜的不幸结局感到遗憾和不平，也会对顾志达的傲世和蔑众产生深深的反感。一个对帮助过自己的恋人尚且这样轻蔑、狭隘的人，我很难想象他在科学事业上会有宽阔的胸襟，会懂得尊重群众，尊重历史。科学真理是需要独立奋斗才能到手的，但追求科学真理的道路，并不是只能容纳一两个或几个超人的羊肠小径，而是人流滚滚万马驰骋的通衢。顾志达们在对世俗作有力的冲击的同时不妨应该也懂得这一点。
必须说明，陈建功同志在顾志达形象描写上的上述败笔，并不能抹掉这个形象的某种认识意义。我认为，顾志达出现于陈建功的小说天地中，显示了作者进一步描绘同代青年，概括某种青年典型的努力。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海禁大开，有一部分青年愤激于被“四人帮”和极左思想弄得面目可憎的理论教条和艺术教条之无补于生活实际和创作实践，转而探寻异域的营养，酝酿新的思潮和艺术流派，这在新诗、小说、绘画、文论诸领域中已汇成一股不可小视的冲击力量。这些新崛起的青年有一股冲击常规和陈见的新锐之力，加以排斥和压制，无助于科学和文艺的繁荣。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也确实带有小资产阶级偏激片面的思想弱点，有的甚至傲世蔑众，不可一世。他们缺乏历史感，缺乏群众观点。有的人甚至由否定现代迷信而走偏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持一种轻薄的忽视态度。对他们的这种缺点，应该严肃地、热情地加以引导。这些无光的星宿，其实是有光和热的。只要人们善于搜寻，认真地引导，这些无光的星宿的光和热，就终将汇入广袤的人海之中。陈建功创造的顾志达形象，在提醒社会注意顾志达们的存在，研究帮助他们成材方面，是有意义的。
一九八○年十月八日
(《迷乱的星空》载《上海文学》一九八○年第九期)
曾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