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海滨，见到了这位鼎鼎大名的科学家。
钱教授已经年近古稀，然而豪情不减当年。我们当然免不了从往事谈起，然而，个人的悲欢沉浮对老科学家似乎不值一提，他关心的是未来。
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年龄在告诉我，我已不可能再有二三十年前那么充沛的精力和充裕的时间去工作了。但是，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完成三件事。”
“哪三件事呢？”我问。
“第一件是办好一个刊物；第二件是做好两个国外杂志的编委；第三件，”他犹豫了一下，但仍以十分肯定的口吻回答：“争取每年写一本书。”他似乎象一条春蚕，只有把自己腹中的丝吐尽之后，才肯安然离开这个世界。
这就是钱伟长教授在四化建设中的心愿。这位热爱祖国的科学家没有任何迟暮之感，在新的生活的鼓舞下，他仍然不惜一切想要贡献自己的余年。
关于第一件事，钱伟长教授告诉我，他要办好的这个刊物，既不是赫赫有名的学报，也不是通俗的科普读物，而是一份在应用数学和力学方面专业性十分强的学术杂志；这份杂志的编辑部不设在北京，也不属于某个部某个研究所，而是设在四川重庆的交通学院。杂志的名称叫《应用数学和力学》，编委由六十六位长期工作在数学力学第一线的中青年教学和科研人员组成，主编就是钱伟长教授。这份杂志一九八○年五月问世后，深受国内外同行的欢迎，香港中文大学要求译成英文再版，有的海外学者来信自荐，要求担当编委。
人们会问：钱伟长教授为什么要担任僻处西南的这个杂志的主编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不少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找上门来，向钱伟长教授讲述他们的文章很难在杂志上发表。原因何在？钱伟长读了这些被“摈弃”的文章，感到水平并不低。他明白了，是一些大杂志社看不起这些默默无闻的青年人。他决心创办一个让青年科技工作者说话的刊物，使他们的意见能够充分发表出来，以便得到海内外同行们的估价和批评，这能使他们在学术上得到进益，也能推动科学技术向前发展。
钱伟长教授这一意愿得到重庆交通学院支持。经交通部批准，《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诞生了。在钱伟长亲自为这个杂志写的发刊词中，说过这样的话：“自然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学术民主，现代力学的开创时期，象伽里略等人，都为自然科学的真理，争取学术民主，在遭受反动宗教封建势力的迫害中成长起来的。三百多年来国际上力学科学的发展中，也时时刻刻显示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生命力。傅里叶和爱因斯坦的创造性工作，都是对科学上某些习惯性思想的大胆突破。如果用清规戒律来束缚这些突破性工作的公布，则他们的创造性思想，至少将延缓若干年才能成为科学界所共有的财富，甚至将长期不能和科学家见面，从而延缓或阻滞了科学的发展。”可见，尽管钱伟长教授长期遭受压抑，但是他的思想仍然是那么热情、奔放。他盼望着在学术领域出现民主繁荣的局面，这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科学家的应有本色。
钱伟长教授的工作是繁忙的，但对于中青年作者的来稿，他依然逐一仔细阅读，择优推荐给编辑部，对于不用的，也一定指出其不足。
我问：“这些中青年作者寄来的文章的学术水平如何？”
他答道：“总的来说，水平是不低的。在第一期发表的十二篇文章中，有百分之六十的文章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和国内先进水平，看了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当然，对一个刊物的文章的要求不能全部一样，否则是不实际的。我们应该创造条件，使中青年人的文章得到发表，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当然，在这些文章中，同样会给我们遗留下若干问题，通过探讨争论，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也还会出新问题，再去探讨解决，必然会推动学术的进步和发展。更主要的是，这些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一当了解到这个杂志是给他们说话的，都希望把它办得好一些，所以来稿很多，到现在为止，已经审定的稿件可以出六期，没有定的稿子还够出五期。从一九八一年起，我们这个刊物决定改为双月刊，到一九八二年，可以出月刊了。”
我祝《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越办越好。钱伟长教授笑着点了点头，十分有把握地回答：“我决心把这个杂志办好，一定要使它成为应用数学和力学领域内的一朵新花。”
接着钱伟长教授向我讲述他要做的第二件事：做好两个国外杂志的编委。
“哪两个杂志呢？”我问。
他说，“一个是美国的《应用数学的进展》杂志，另一个是美国的《国际工程科学》杂志。”
关于第一个杂志，去年春天，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教授C·卡罗博士，来信邀请钱伟长教授担任这个杂志的编委。C·卡罗教授原来是《数学的进展》杂志的主编，去年初，他辞去了主编职务，创办了《应用数学的进展》杂志，邀请许多知名的数学力学家担任编委，林家翘教授就是其中之一。钱伟长教授接受了这项邀请。为了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往，他决心做好这项工作。
《国际工程科学》杂志是美国普林斯顿工学院院长艾·林肯教授创办的两个知名杂志之一，不少国家的知名学者担任了它的编委。最近，艾·林肯教授邀请我国两位著名力学家担任编委，其中之一就是钱伟长教授。
对于钱伟长教授今后要做的第三件事：每年写一本书的宏愿，我流露出一点儿担心。他看出了我的疑虑，说：“我已年近七十了，争取再工作十年，而每年写一本书的计划，还是可以做到的。”他说他每年写一本书的计划，一九七八年已开始实现。在这一年他写完了《变分法与有限元》(上册)。这本五十一万字的著作，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接着又完成了《奇异摄动理论》、《穿甲力学》、《变分法与有限元》(下册)、《三角级数之和表》的写作，翻译了三十万字的《张量分析》，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在这个基础上，每年写一本书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
在这一串书名面前，我真有点目瞪口呆。由于对数学力学完全是门外汉，我只好挑了个似乎比较通俗的书名提了个问题：“《三角级数之和表》这本书有些什么特色？”
他说：“这种性质的书在国外也有，但是只不过编集了五百个公式；而我在这本书中，用各种新创的方法推演了一万五千个公式，工程和作用比他们大多了。”
是的，时代需要他去完成这些工作，时代也为他完成这些工作创造了条件。而他，有着一颗繁荣祖国科学事业的心，一颗力争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的顽强的心，必定能完成这些工作。
一位年近古稀、几经坎坷的科学家，有这样的信念和毅力，决非出于偶然。这来自他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比热爱。前些年，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他“出国去了”的蜚语，他知道后只是淡淡一笑：“我如果要出国，当年也就不回来了。我决不会离开哺育我成长的祖国和民族。”
在紧紧握手告别的那一刹那，我感到他的手是那么有力。它使我坚信，这位年迈的科学家的智慧、才华，一定会通过这双有力的手，记载在祖国科学发展的史页上的。
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