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答问》是清张之洞在缪荃孙协助下编撰的，初刊于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宁津)人，是清末著名的“洋务派”。他曾在《劝学篇》中提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而本书，正是他这一主张的体现。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因“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于是他便编撰了这个书目，“以告初学”。(以上引文见《书目答问·略例》)
张之洞认为，“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同上)因此，本书所收录的两千二百多种书，都是经过精加选择而开列的。本书规定了五种书不录，即：“凡无用者、空疏者、偏辟者、淆杂者，不录；古书为今书所包括者，不录；注释浅陋者、妄人删改者、编刻伪谬者，不录；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行者，不录；旧刊旧钞，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同上)足见，本书所收录的，大都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史料价值，通行、实用的书。还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收书不迷信古人，而注意反映最新和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如经部，张之洞就明确说：“经学、小学书以国朝人为极，于前代著作撷长弃短，皆已包括其中，故于宋、元、明人从略。”正因为如此，本书所收录的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书目答问·略例》)所以，本书不仅可视为是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补充和延续，而且，也可视为是对清代光绪以前学术成果的概括和总结。
本书著录诸书，基本上沿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但有所创新和改进。“丛书”部的设置，就是这种创新和改进的具体体现。本书在每部之下又分若干类，但不立名目，只将同类书用一拐钩括起，以与其它类相区别。每类之中，以时间为序，顺次著录，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校雠通义·序》)的作用。
本书所收诸书，不仅注明作者、卷数，通行易得的较好版本，而且，不少书还附有简短的按语，这些按语，要言不繁，清楚地指明了该书的特点。如经部《十三经注疏》下按云：“阮(元)本最于学者有益，凡有关校勘处，旁有一圈，依圈检之，精妙全在于此。四川书坊<SPS=1394>刻阮本<SPS=1618>谬太多，不可读，且削去其圈，尤谬。明监、汲古本不善。”再如史部《宏简录》下按云：“是书意在续《通志》，成古今通史，特不能续其二十略。无力购宋、辽、金三史者，可以此书代之。”再如子部《意林》下按云：“此书所存古子佚文不尽周秦，然古子为多。”很显然，这些按语，不仅对初学者，就是对研究者，也不能低估其指导作用和参考价值。所以，鲁迅先生说：“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而已集·读书杂谈》)清楚地反映了后人对这部书的重视，故其一直流传未衰。
正是由于人们对《书目答问》比较重视，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它的不足也就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注。首先，“其书断自乙亥(按即光绪元年)，阅五十余年，宏编新著，影刻、丛钞、晚出珍本，概未获载。故在光绪初足为学人之津逮者，至晚近则病其漏矣”。(柳诒徵：《书目答问补正·序》)其次，《书目答问》本身也有若干不足和错误，这些，都亟待后人作进一步订正，以免以讹传讹。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正如这部书的书名所概括的，范希曾对《书目答问》共作了两方面的工作，这就是“补”和“正”。
范希曾共补书约一千多种，占原书的一半左右。这些书，除一小部分是原书当收而漏收者外，大部分则是光绪元年之后，整理和研究我国古籍的新本、新著，其中有章炳麟、梁启超、刘师培、罗振玉、王国维等著名学者的不少专著。范希曾对文物、考古的新发现十分重视，特别是在河南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他认为“可籍以正史书之违失，明小学之源流”，(经部《筠清馆金文》后按语)因此，他把这方面的代表著作(主要是罗振玉、王国维的著作)，涉小学者补入小学类，“涉史事者另入史部金石类”，(同上)尽量一一收录。对汉简和敦煌遗书也是如此，如，他在《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下，就补了罗振玉敦煌古写本《周易》王注校勘记排印本，在《仓颉篇》下，亦注明了“原书久佚，光绪末，匈牙利人斯坦因，于敦煌汉长城故址得汉人所书木简中，有《仓颉篇》、《急就篇》残简数件……”这些著录，都为后人作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和线索。
除此，范希曾还对原书著录方面的某些不足作了“补”的工作。例如经部《诗经二十二部古音表集说》，原缺卷数，范补云：“此书二卷”。又如史部《旧闻证误》，原只著录“宋李心传撰”，范则补云：“原本十五卷，久佚，此自《永乐大典》辑出”。这类情况很是不少。特别是张之洞在撰《书目答问》时，凡当时尚健在的作者，只“录其书”而“阙其名”，(见该书凡例)仅以“今人”代之。如《考工轮舆私笺》二卷，郑珍撰，而该书附图一卷，则署“今人”，这种作法实在是毫无可取之处，如不是范希曾补云：“附图，珍子郑知同撰”，不要说现在，就是当时人用起来也会感到十分不便的。而这些问题，范希曾都予以解决。范希曾还仿原书体例，补了某些书的按语，如《论语骈枝》一卷，范即补云：“所说不多，而条条精确。”这些补充，显然都是对读者大有裨益的。
除“补”之外，范对《书目答问》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正”，即订正了原书不少错误。如《商子》五卷，原为“严可均辑”，范更正云：“严可均辑当作严可均校。”又《<SPS=0300>嵛河源考》一卷，原作“黄宗羲撰”，并指明有“指海本、守山阁本”。范订正云：“万斯同撰，此题黄名，误。”又云：“守山阁未刻此书”。再如《东京梦华录》十卷，原书列有“唐宋丛书本”，范订正云：“唐宋丛书本不全。”另还有些书名小异，如《山海经》十八卷，毕沅校，范正之云：“此名《山海经新校正》，毕沅校并补注。”这些订正，都是很见功力的。
《书目答问》是一部给初学者指示门径的书目，尽管它本身还有某种程度的错误和不足，但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已证明这是一部较好的书目。范希曾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没有象有些人那样，将其完全抛开，另起炉灶，而是完整地保存了这个书目，并在原有的基础上作了认真的“补正”，使该书在原有的高度又前进了一步，这不能不是范希曾的成功之处。
范希曾字来研，号樨露，淮阴人，一八九九年生。他曾就学于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即为中学教师。由于他认为“空文无用玷教席”，(柳诒徵：《书目答问补正·序》)便辞职归家，专事著述，对目录学尤为留心。一九二七年，他的老师柳治徵为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范希曾被邀入馆编目，《书目答问补正》就是于这时开始撰写的。这部书穷三年之力，于一九三○年大致完成。遗憾的是，就在这一年，范希曾因病猝然辞世，因此，对这部书稿未能作进一步的订正。虽然，本书在一九三一年初版时，蒙文通先生曾为之加了若干按语，以订正原稿之失，但“蒙按”只限于经部，其它诸部便付诸阙如了。总之，由于作者的不幸病逝，这部《补正》亦带上了明显的“先天不足”之处。而其中最主要的不足，就是范希曾未能会校《书目答问》各种版本，吸收各家之长。
在范希曾生前，《书目答问》主要有下面几个版本：①原刻初印本；②原刻后印本(比初印本，作者增改了二十多条)；③王秉恩校本；④《慎始斋丛书》本。其中王校本是一个较好的本子，据柴德赓先生说，此本改正了原刻初印本二百八十多处错误。很可惜，范希曾所用以补正的《书目答问》，却是一个类似原刻初印的本子，而且没有看到王校本，其不足就很清楚了。至于还有一些当改未改，当补未补，甚至改错了之类的例子，我们除了惋惜作者的早逝，还能说些什么呢？
尽管《书目答问补正》仍有某些不足和错误，但半个世纪的实践亦证明，这是一个颇具水平的书目，它不仅对初学，就是对研究者也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有人说，《书目答问》流行五十年之后，有了《书目答问补正》；现在，《书目答问补正》又流行了五十年，我们要不要再来一个“补正的补正”呢？笔者拙见以为无此必要了。首先，《书目答问》和《书目答问补正》都是旧时代的产物，如果说前者总结和概括了清光绪以前的学术成果的话，那么加上后者，则正好概括和总结了有清一代和“五四”运动以前的学术成果。很明显，它们是对我国旧文化和旧学术成果的概括和总结。范希曾之所以能够给《书目答问》作“补正”，是因为他所“补”的内容，和《书目答问》固有的内容一样，都属于我国旧文化的范畴。(范所补虽下限至一九三○年，但大体上和实际上仍以“五四”以前的为主)这种旧的书目，特别是它们那种经、史、子、集分类法，已远远不能适应著录“五四”以后所形成的新文化的丰富内容，更何况这种书目又没有戏曲、小说的地位呢？因此，再作“补正的补正”，是徒劳无益的。
总结“五四”以后新文化、新学术著作、新古籍整理本，需要有一个在新思想指导下的新的书目，这是历史的必然，丝毫也不损害和贬低旧书目在研究我国封建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日改毕
崔文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