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为什么会与日俱增呢？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他的小说突破了十九世纪的一般写作风格，绽露出二十世纪小说的胚芽。福楼拜小说的“现代性”(la m－dernite)影响了本世纪几代人的小说创作，这一点已得到法国文学界的普遍承认。福楼拜小说的现代性究竟是什么，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但我们不妨借用当代法国作家米歇尔·莫尔的一段话来作一简约的说明：“福楼拜创造了一种小说文体：在作品中，作家的影子无处不在，可是没有一个地方看得见他。他避免对人物作出个人的反应，不对人物妄加评论。他这种客观的笔法，在《情感教育》中臻于完美的境地。普鲁斯特对此大加颂扬……正因为如此，福楼拜预告着现代小说的诞生。”由此可见，现代性的最大特点，就是客观地描写人物和事件，不象十九世纪作家通常采取的手法那样，在刻画人物时加进主观的色彩，或贬或褒，溢于言表。福楼拜却不这样，他冷静地或甚至无动于衷地表现人物的命运，让人物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发展自己的个性，独立不羁地思想、处事和找到自己必然的归宿。总之，他给人物的存在以极大的自由，决不对人物的命运横加干预。他的这种写作风格，在他所处的时代是过于突进了，未免“曲高和寡”，难得时人的公评，甚至招来了非议，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时间对福楼拜有利，当代法国文学界把他尊为现代小说的开路先锋，这是他的光荣。当然，福楼拜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不仅仅由于他写作风格的创新，更由于他作品的现实意义，而这种现实意义又得力于他的写作风格，两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福楼拜同十九世纪许多优秀的作家一样，忠实于他的时代，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积弊。司汤达的小说是七月王朝统治时期的一面镜子，照彻了当时社会光怪陆离的现象；巴尔扎克宣称自己是在王权和宗教这两道光辉照耀下写作，在作品中反映了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乔治·桑以一种平缓、温厚的田园风味博取人们对当时社会新旧习俗之间斗争的关注；雨果以人道主义作武器，向社会的黑暗势力抗争，并唤醒人们对社会改造应负的神圣使命；莫泊桑高擎爱国主义的旗帜，无处不及地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褒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那么，福楼拜又是怎样来打开人们的心扉，使之领悟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呢？回答是：否定时代，否定社会！福楼拜所有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包法利夫人》描写了外省的一个普通女子爱玛对庸碌麻木的丈夫的不满，向往着一种更为放荡的浪漫主义的爱情生活，最后，那个可怕的拜金主义的社会把她吞噬了。《情感教育》描写了一个踌躇满志的大学生弗雷德利克在社会上到处碰壁，终于老之将至，一事无成，不堪回首。而另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戴洛立叶也殊途同归，空自悲戚。福楼拜花了生命中最后八年的精力而尚未成书的《布瓦尔和佩居谢》，把两个青年誊写员描写成向现实全面进发的勇士，但是他们却处处遭到生活的嘲弄，碰得头破血流，终于失掉生活的勇气，痛苦地怀疑人生的意义。这一幅幅的人生惨败图说明了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个人的失败吗？不是，福楼拜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资产阶级社会。他于一八七五年十二月给乔治·桑的信中说：“我‘对人生缺乏一种明确和广大的视野’。您一千次对，可是有什么方法改一个样子呢？我请教您。”福楼拜和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坦率承认自己的缺点，但这种缺点或无能不应由个人来承担责任，因为它们具有普遍的社会性，正象赌博是社会的产物一样。一八五三年八月福楼拜给女作家科莱的信中说：“就在此刻，我相信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在法国二十个乡村里在受苦，哭泣。”显然，福楼拜并不认为自己的人物是脱离社会的孤立的人，而是把他们当作社会的人。他之所以要把主人公置于失败的境地，是社会情势逼迫他非如此下笔不可。因此，一个真理昭明了：一连串个人失败的总和就是社会的失败。我们在上面说过，福楼拜冷面铁心地对待自己的人物，原来他是在冷面铁心地对待不公正的社会。于是，那个对人物的短长不置可否的福楼拜，终于对社会发了言，读者透过人物看见了作者的思想。福楼拜就是以他那新颖独特的文笔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真面目。崭新的文笔和崭新的作品思想相结合，这就是福楼拜。
福楼拜写作极其严谨，对作品精雕细琢，甚至达到自我挑剔的地步。他每天写作七八个小时，一个月才写二十来页稿子，稍不满意即悉数付丙。因此，他并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可是他的作品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的主要作品有《包法利夫人》(一八五七)，《萨朗博》(一八六二)，《情感教育》(一八六九)，《圣安东尼的诱惑》(一八七四)，《三故事》(一八七七)以及《布瓦尔和佩居谢》(一八八一)。以前通常都把《包法利夫人》当成他的代表作，但是也有许多人对这种说法提出了挑战。例如当代法国作家努里西埃就说过：“我无法在《情感教育》和《包法利夫人》之间作选择。如果非选不可，那我无疑将会选《情感教育》。”这说明现今的作家和读者对小说的鉴赏标准和文学兴趣跟过去大不相同了，从前写小说讲究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现在却讲究情节的真实自然和反映生活的高度。从文学是社会的镜子这个角度来说，《情感教育》无疑是在《包法利夫人》之上的。
《情感教育》的副题是《一个青年的故事》，这个青年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弗雷德利克·莫罗。作者着力刻画了弗雷德利克由青年到中年的个人际遇，他碌碌无为，虚度年华，既没有事业上的成功，又没有爱情上的结果，唯有“徒悲伤”而已。弗雷德利克出身于外省一个靠地租收入维持家计的中产阶级家庭，中学毕业后去巴黎上大学法科学习。有一次他在船上与画商阿尔努夫妇邂逅，便对阿尔努太太一见钟情，回巴黎后想方设法跟她交往。嗣后他又认识了妓女萝莎妮，从此他就陷入双重的爱情不克自拔，学业荒废了，情操低下了。他有得天独厚的资质，并抱着种种美好的憧憬，既想当哲学家，又想当文学家和画家，在朋友们的撺掇下，他还异想天开地要去竞选当议员。最后，这一切全成了泡影。福楼拜笔下的弗雷德利克，是一个“集一切弱点之大成”的人，做任何事只有五分钟热度，一碰到困难和挫折便垂头丧气，从来不能坚持到底。他每天都许愿要坚强起来，要奋发有为，但睡了一个觉便把什么都抛到九霄云外。他每天早晨都抱着一个理想，一到晚上便烟消云散。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怎能成大事呢？就连他在情场的遭遇也如此。他爱过四个女人：一个是资产阶级典型的贤妻良母阿尔努太太，一个是风流淫荡的萝莎妮，一个是天真烂漫的乡下姑娘路易丝，还有一个是大银行家唐布罗士的妻子。他怀着崇敬和真挚的感情去爱女资产者，出于玩弄的欲念去爱烟花女，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去爱怪僻的少女，为满足向上爬的虚荣心而去爱朱门贵妇。在这四个女人中，他只对阿尔努太太怀有真爱。可是，他在爱情上就象在事业上一样软弱无能，感情脆弱到竟然不敢表白自己的爱情。他刚健不足，阴柔有余，到头来所有的爱情都离他而去，终至孑然一身，形影相吊。
福楼拜所塑造的这个资产阶级浪子具有高度的典型性，这是资产阶级中无为者的化身。乔治·桑曾经责备福楼拜为主人公安排了一个如此悲惨的结局。然而这正是福楼拜现实主义手法的可取之处，他只是忠实地反映了一个严肃的社会现实问题。书中着墨较多的另一个青年戴洛立叶是与弗雷德利克有着迥然不同性格特征的人物，福楼拜想把戴洛立叶写成弗雷德利克的对立面：他意志坚强，野心勃勃，刚愎自用，寡廉鲜耻。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法盖说他“有点象一八四○年的于连·索黑尔”，他为了向上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忽儿是共和党人，一忽儿又是社会主义者，他积极参加了一八四八年革命，后来捞到一个外省委员的官职。但是保守党人向他开枪，社会主义者要吊死他，六月革命后他被政府革职了，到头来依然名利两空。他与弗雷德利克走着不同的道路，但却在同一点上会合，就是两人都虚度了年华，都遭到了失败。作者描写了两个出身、性格、职业、经历全然不同的青年，显然为了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个人的失败不是能力问题，而是社会的因素造成的。我们在《情感教育》中找到了依据。当弗雷德利克和戴洛立叶这两个自幼以来的契友一起总结各自在人生道路上惨败的教训时，作者说：“他们责怪机缘、环境以及自己出生的时代。”把个人的失败归结为时代的过错，这是福楼拜很高明的一着，这大概也就是他要叙述“一个青年人的故事”的用心所在了。
《情感教育》极其可贵的一点是描写了一八四○年至一八六七年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法国社会生活，特别是一八四八年革命贯穿其中，展现出一幅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瑰丽宏伟的社会画面。作者把主人公的命运与社会事件糅合在一起，显示了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凡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其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社会现实。福楼拜也不例外。他的政治见解是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复合体，他于一八七五年十二月给乔治·桑的信中说过：“我看不见在今天建立一种新原则的方法，也看不见尊重旧原则的方法。所以我寻找我那应当是一切所从属的观念，不过没有找到。”他对政治斗争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恶感与无名之火，对保王党、共和党和社会主义者一概痛诋。他于一八五七年五月十八日致尚特比的信中说：“寻求最好的宗教或者最好的政府，我认为是一种极为愚蠢的举措。”福楼拜反对观念、主义和党派的思想，必然或明或暗地反映到小说中来，例如他在《情感教育》中写道：“除此以外，又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虽然这些象耍骰子一样新鲜的理论已经争论了四十年，绰绰把图书馆也塞满了，可是这些理论仍然象陨石一样纷纷落下，使资产阶级惊骇不止。由于种种观念的产生，就煽起了仇恨，大家不免忿懑，因为这毕竟是一种观念呵！观念先遭到别人的厌恶，后来就发扬光大，不管它本身如何平庸无奇，总要把它的敌人踩在脚底下。”这一席话完全代表了福楼拜的政治见解。与他反对“观念”的思想相联系的是他对革命的怀疑，他认为革命只带来破坏，于社会毫无好处，革命的结果只是一个政府更迭另一个政府而已。这些无疑是福楼拜思想中的糟粕。福楼拜对资产阶级是深恶痛绝的，他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是平庸之辈，他们不懂法兰西的文化传统，与神圣的文学艺术无缘。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见解是福楼拜的阶级局限性造成的。
可是，也不能否认，他对下层人民基本上是同情的，对一八四八年革命的领袖如巴尔贝等人怀有敬意。这些，我们在《情感教育》中不难看出。作者用广角镜头摄取了这次革命的许多珍贵画面，有的画面十分壮丽奇瑰，表现了从群众深处突发出来的革命蛮力和沸腾的激情，各阶层人民对革命的态度，政府军对革命群众惨无人道的杀戮，以及革命失败后不同阶级的鲜明反应。作者以冷峻而微暗的色调勾勒出一群借革命之机追求各自利益的人物的形象，具有历史的实感和艺术魅力，却也隐约透露出潜藏于画屏后面的作者的爱憎。福楼拜在鞭挞保王党人和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始终没有捐弃对革命群众的偏见，他否定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但是，《情感教育》关于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描写却能反映出不少正确而又符合历史真实性的观点。这是因为福楼拜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善于细腻地观察事物，在写作过程中追求客观的效果，追求艺术真实。他曾经说过：“依我看，小说应当科学化。”(一八六七年二月致马里古尔信)他认为写小说应当象科学家做实验那样实事求是，使人物和事件具有如现实中一样的真实感。福楼拜写作态度非常严肃，他为了描写一八四八年革命而查阅了大量的书报杂志和其他资料，看了许多社会主义作家的著作，小说中的事件都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甚至连一个细节都不马虎从事。例如小说中描写弗雷德利克在革命期间的所见所闻，作者力求真实。他在给挚友儒勒·杜普朗(Jules Dup－lan)的信中说：“你是不是记得巡回医院的情况？如果你还记得起那个星期巴黎夜晚的一些情景，请写信告诉我。我的主人公在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晚上(最后一个夜晚，因为到二十六日就一切都结束了)游荡在巴黎街头。”福楼拜缜密的写作态度于此可见一斑。他的小说的现实意义是与此分不开的。
《情感教育》问世后，当时法国文坛曾有过纷争。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平庸之作，与《包法利夫人》相比显得惨白。批评者认为这部小说结构平板，情节单调，气氛沉闷，或者说作者对主人公太冷漠。也有的评论家认为小说只鞭挞了过去，而没有指出未来。但是这部作品却得到了波德莱尔、左拉、乔治·桑、莫泊桑、龚古尔兄弟、普鲁斯特等著名作家的高度评价。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乔治·桑在《自由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情感教育》的评论，其中写道：“我们不可能要求艺术家叙述未来，但是我们会感谢他用坚定的手法去批判过去。……幽默的、讥讽的、严肃的和深沉的作家，你的书证明了什么呢？——你不必说，我也知道，我看得清楚。它证明了：这种社会状况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必须彻底改变它。你的书证明得多好呵！要是你说出与此相反的话，人们也许就不会相信你了！”乔治·桑的这段评语是十分中肯的。显然，主张小说科学化的福楼拜绝对不会抹煞作家的良心，暌离现实。
可以说，《情感教育》体现了福楼拜的艺术追求。
(《情感教育》新译本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冯汉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