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改组工业的必要性，以及实行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方法、步骤和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阐述了实现中国工业化道路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我国的工业管理体制，同整个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一样，基本上是五十年代初期从苏联学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这套体制在我国建国初期工业基础还很薄弱的条件下，对于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病。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二是不能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三是利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不够，从而不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这就严重阻碍了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严重阻碍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按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来改组工业，则是一项有利于调整的重要工作。本书首先明确提出了在工业改组中要贯彻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行的原则，指明改组也并非就是对“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实行解体扩散，改组工业只是一种手段，而讲求经济效果，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以满足需要才是目的。论述了改组不是不顾国情，而是要在现有基础上搞填平补齐，积极实现挖潜革新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增产节约潜力。
该书另一个特点是材料具体充分。作者每讲一个观点，都有具体事例加以论证，观点是从大量事实中提炼出来的，材料又把观点具体化了。
当前经济调整是中心，工业改组的试点工作必须和调整密切结合起来。近几年的经济调整，要着重发展轻工业，使轻工业的增长速度继续超过重工业。这除了要增加轻工业投资外，通过工业改组这个重要手段，实行截长补短的调整措施，也是极其重要的。大家知道，调整就意味着“退”，基本建设就要“退够”。那些生产产品质次价高，既不对路又消耗大量能源的企业，还得关停并转。关停并转既是调整措施，又是工业改组工作。本书论述的“在调整中改组工业，通过改组工业来实现调整”的问题，在当前是有利于经济调整的。即使有些工业改组工作在当前条件下还不太具备，或影响当前稳定经济的方针，暂时不可行，但只要符合经济合理和能调动国家、地方、企业以及劳动者积极性的工业改组，今后是可行的。那么，现在就应创造条件，包括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为搞好工业改组而积极工作。 (李智善)
《经济计量学导论》，〔波〕奥斯卡·兰格著，袁镇岳、林克明译，黄良文校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年十二月第一版，1.45元。
经济计量学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而迅速发展起来。一九三二年成立的国际性“经济计量学会”，标志着这一学科得到广泛承认。二次大战后，它又继续有所发展。
经济计量学研究的是经济活动中某些数量规律，从这一研究中得到的一些计量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如果把这些方法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定可以促使我们把经济工作做得更扎实、更细致。近年来，这一呼声愈来愈高，不断提高了人们对经济计量学的研究兴趣。可惜的是，由于它传入我国较迟，十年浩劫时对它的研究又被迫中断，以致一般读者直到今天对它还是相当陌生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本书是值得向大家推荐的。
本书原是作者在华沙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讲稿，后经校正、增补而成书。初版问世后，波兰文本和英译本很快销售一空，后又多次再版。
本书第一章讲解一般商情研究和预测；第二章分析市场供需问题，论述如何测定商品价格和市场需求的关系、商品价格和产量的关系；第三章研究规划理论，探讨计划内各项目间的协调、配合以及从所有规划方案中选择最优规划方案问题。作者特别提到，“第三章提出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我自己的研究成果”。
奥斯卡·兰格曾任波兰驻联合国代表和波兰国务委员会副主席，这些社会活动使他具有较为广阔的视野；他专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尤为熟悉，这方面造诣较深。所有这些，使他的著作具有不同一般的特点。综观全书，有三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一)作者对所研究的问题，注意分析它们的形成过程。比如，关于商情研究，作者指出，它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由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珀森斯首倡，后被用于英、德等国。在详细论证商情研究和预测方法之后，作者又指出它的应用效果，说明它的成败情况，认为它后来虽不再作为预测手段使用，但其中一些统计方法(如对季节性波动的研究)仍可利用。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作者的历史考察中了解某项研究的来龙去脉，明白经济计量学内容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二)作者对所研究的问题，注意分析它们所由产生的客观需要。他指出，“最早期的经济计量学研究的目的是预测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业循环。”据认为，这种预测可以避免由于经济危机所遭受的损失或在商业繁荣时期可以较好地利用形势以增加利润。“在三十年代，市场分析是经济计量学研究的主要领域。”(第128页)这是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家干预的增强引起的。而经济计量学的规划理论，“由于它与战时经济的若干问题(特别是与武装部队的供应)有关，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发展了起来。”(第128页)作者的这些分析使人们懂得经济计量学的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某种需要；经济计量学不是无源之水或无根之木。
(三)作者对所研究的问题，注意分析它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借鉴作用。这是本书区别于西方一般经济计量学论著的最大特点。“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深信经济计量学的方法是经济计划的一个有效工具，因此，对社会主义经济更为有用。”(第二版序)为此，作者着力分析了动态规划和投资效果问题。饶有兴味的是，兰格把列昂节夫关于投入产出的分析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关于再生产的分析加以对比，断定“列昂节夫的产业间联系的理论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发展；表现在列昂节夫的部门际流出入表式上的各种联系和表现在马克思表式上的，是有其相类似之处的”(第143页)。作者的这一论断虽然有待商榷，但他的看法无疑可以开拓我们的思路。在我们研究如何把经济计量方法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工作中时，兰格的这本著作肯定会给我们有益的启发。
本书成书较早(初版于一九五七年，二版刊行于一九六四年)，因此，它来不及反映这一学科的最新发展情况。同时，中文译文个别处欠严谨，少润饰。这都是使人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高宏凡)
《日本名列第一》，〔美〕埃兹拉·沃格尔著，谷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0年十二月第一版，0.65元。
一个地少人多，资源贫乏，战后国民经济已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的太平洋小国日本，竟能在自六十年代以来的短短时间内昂然崛起，把西欧的发达国家抛在后面，一跃而成为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苏的显赫的世界工业强国。这富于戏剧性的经济奇迹使整个世界感到惊愕和困惑。对此，西方的专家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发表评论，来探究其中的奥秘。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日本问题专家沃格尔的这本近著，就是其中的一部代表作。作者在本书中利用他多次对日实地考察的材料，应用比较社会学的方法，对日本战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和较深入的研究。书中处处同当今美国的社会状况进行对比，不仅揭示了日本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奥妙，而且也对美国现行的政策和社会弊病进行了大胆的抨击，使之成为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成为当今轰动美、日两国的最佳畅销书。新加坡政府甚至把它列为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必读书。
日本的先天条件并不好，战后日本开始从事工业改革也不过二十多年，然而取得的成绩却足以令人咋舌称奇。沃格尔认为，日本取得的成绩，绝非如一般西方学者所说，主要在于日本传统的国民性和古来的美德，而是在于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有远见的计划和政策及善于集思广益、博采众长。过去日本的经济起飞靠的是低工资，后来则主要依靠在经济生活中广泛深入地搜集掌握知识和情报资料，把最新的技术与灵活的企业经营管理结合起来。作者的这个观点是颇有见地的。
但是，应该看到，日本的今天，也并非全如作者在书中描写的那样美好。日本当前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潜伏着种种危机，囿于偏见的沃格尔对此却并没有谈到。在这方面，也许布热津斯基的观察和分析更为深刻一些。布氏在他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娇弱之花日本》一书中指出：“日本繁荣的背后隐藏着许多虚弱的本质。日本今后能否成为超级大国也令人怀疑”。
美国学者对日本的看法角度不同，立场也各异。但他们的研究态度一般还是严肃认真的。他们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不仅对于我国研究日本问题的人，有参考价值，而且对于我们克服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在经济上进一步实现调整、改革不无借鉴之益。
(吴富贵、李恩荣)
《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田昌五著，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0年十二月第一版，1.20元。
自一九二九年郭沫若同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部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问世以来，有关我国古代社会的史学专著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极大注意与重视。建国后，随着马列主义学习的深入、考古事业的巨大发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借鉴和启发等原因，都促使古史(这里主要指上古史)研究与认识的更加深入、广泛，论文著作都相当丰富，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本对我国奴隶社会以前的历史从理论上较为完整、系统地进行探讨的著作，可说是这方面引人注目的一个贡献。
本书汇集了自五十年代以来田昌五同志这方面的论文十三篇(其中有五篇是首次发表)。全书集中讨论我国奴隶社会(包括原始至奴隶、奴隶至封建社会的转变问题)的历史，特别是与社会形态有关方面的问题。作者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所以虽说是一部论文集，但内容集中，能自成系统，大体上勾划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轮廓。
书中的第一篇文章，是对马、恩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述的理解。这本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得颇为激烈的问题，二次大战后在西欧、日本又被重新提起，近来颇为我国学术界所注意。作者于一九六三年写就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亚洲古代社会问题》一文，对马、恩关于亚洲社会的理论从历史上和逻辑上进行详细考察。他提出“亚细亚社会形态，既是指阶级社会中保留的原始共产主义，又是文明时代前的氏族社会”的见解。
对我国奴隶制国家何时形成，原始社会如何过渡至奴隶社会的问题。作者从文献与考古材料的相互印证上，提出：“半坡期的仰韶文化处于母系向父系转变阶段，大汶口文化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的阶段，到龙山文化阶段出现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因此，认为我国应是如历来所说的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比从夏代开始的四千年说法提早了一千年。作者以为唐兰先生的六千年说法虽有意义，但未免“失之过早”。
关于我国奴隶制形态问题，作者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奴隶主通过王室、诸侯、卿大夫等大宗小宗的宗族制度层层联结起来，构成奴隶主的统治网。在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奴隶中也有不少保存着宗族关系，如被周所俘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等就是。因此，作者认为中国的奴隶制可以名之为“宗族奴隶制”。另外对“国人”“庶民”等也都分别加以考察，认为周代是我国奴隶制发展到“鼎盛的阶段”。
对于一直进行着热烈讨论的古史分期问题，作者基本上同意郭沫若同志的意见。他主张以战国时期七国变法运动作为划分前后两个不同社会形态的界限。
作者的治学态度比较严肃，对于史实的搜集，特别是考古材料的运用上也有独到之处。当然，由于先秦史籍湮没亡佚甚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史实的考订上，历来都是众说纷纭，问题的解决，尚有待于各方面艰苦、长期的努力。
(去尘)
《福泽谕吉自传》，马斌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0年七月第一版，1.70元。
在日本，人们谈起明治维新，就会提到福泽渝吉。福泽渝吉在近代日本思想界的地位，不仅由于他是杰出的教育家，培养了一代人才，更主要的在于他是近代日本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是第一个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明理论传播到日本的先进人物，他有力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给日本人带来了一种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近代日本发生了空前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他代表了近代日本向西方资本主义寻求真理所达到的新阶段。洋学和早期的“兰(指荷兰)学”输入日本，远在十七十八世纪即已开始。但是由于统治阶级顽固地推行禁锢政策，直到十九世纪中期，洋学的研究被局限于技术科学的范围。幕府末期的思想家佐久间象山(1811—1864)所说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指技术)”揭示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仍然是封建阶级的世界观，洋学活动的范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福泽谕吉不满足于这种状况。他认为，单纯地研究西方的技术科学，而不去考察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理论，没有抓住西方资本主义治国的根本，也不会改变国家和社会的整个面貌。从这种认识出发，福泽谕吉在他的著作中大力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阐发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理论，把日本人向西方资本主义寻求真理的活动，从技术科学的狭小范围里解放出来，从世界观这个根本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福泽渝吉在近代日本思想界的功绩是不可低估的。
福泽谕吉是通过十九世纪西欧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孔德、约翰·密尔和斯宾塞等人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福泽渝吉沿袭这些人的思想观点，在政治制度上，他主张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在经济理论上他接近庸俗经济学观点，在伦理学上他采取功利主义，在认识论上他站在经验论的立场。正是由于抓住了理论基础这个根本，通过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大力传播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哲学理论的活动，便在日本奠定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本书是作者一八九七年应一位外国朋友之约，口述自己的一生经历，由速记员记录整理，后由作者修改定稿、正式出版的。原书着重叙述了作者的生平活动，对本人思想发展的叙述相对地少了一些，为弥补自传的不足，中译本又增补了作者为《福泽渝吉全集》所写的序言。读者如果想了解福泽的思想发展情况，最好能结合他的代表作《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中译本已由商务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出版)来读。(陈应年)
《韩愈文选》，童第德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0年六月第一版，0.88元。
中国文学史上，韩柳一向并称。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倡导的这个改革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的运动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他力求创造一种融化古人词汇语法而又适合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语言，并以此创造一种自然流畅、直言散行的文学新形式。他的“古文”表现了全新的风格面貌，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柳宗元是古文运动中仅次于韩愈的核心人物，但从唐代到北宋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到了现代则不然，韩愈又远不如柳宗元那么行时。尤其是“评法批儒”的年头，扬柳抑韩之风刮得更厉害。那时柳宗元有幸出上一二百页的《诗文集》，“法家著作选”里也有他的份；而韩愈呢，连“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诗也成了批判的靶子；至于韩愈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说小点的，如“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大放厥词”之类，却成了写作“大批判文章”的时髦用语，韩愈本人也免不了遭到这些子弹的攒射。其实，韩愈的《御史台上天旱人饥状》等篇章远比那几个“旗手”“理论家”祸国殃民的“大论”高明，他的《谏佛骨表》等篇章比起大肆泛滥的现代迷信来则更不可同年而语。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选注者童第德先生已于一九六九年病逝，本书是根据他一九六二年的写定稿排印的。书末附有季镇淮《唐贞元、元和时期的古文运动和韩愈的古文》一文。童先生是陈景云以后研究韩愈成就最大的专家。他广泛搜集历代的韩集版刻，自明刻以后的多达数十种，勘讹误，校异文，著有价值甚高的《韩集校铨》。这本文选只是一个普及本，它收入有代表性的韩文五十四篇，每篇除注释词语、句意外，均附有简要的分析说明。这些分析说明的第一个特点是，有话则长，无话即短。长的如《张中丞传后叙》的分析及附录，洋洋数千字，《原道》的分析近二千字；短的如《祭十二郎文》及《杂说一》的说明，三言两语，点破要害。这些对读者领会作品都很有帮助。第二个特点是不拘格套，各有侧重，有的分析时代背景，有的归纳思想内容，有的勾划文章层次，有的点明艺术特色，也有的兼顾两三个方面，对某些作品的糟粕也恰如其分地指出来，这比流行的一“时代”、二“思想”、三“批判”、四“艺术”的那种程序固定、面面俱到的古文分析法更能给人以兴趣，留给人的印象也更深。
《文选》注释的特点是朴实而准确，既避免了烦琐的考证，又在必要的地方追根究底。如《原道》中“坐并而观天”句，将“坐”释为“守”，引证《左传》“楚人坐其北门。杜注：坐，守也。”又引《尸子》“井中视星，所视不过数星”为旁证。于是全句就释为“守着井口看井水所反映的一小块天”，“比喻所见不广”，这与通常的释义不同，却令人信服。又如《进学解》中“障百川而东之”句，考证“障”为“停”字(作“平”解)，“障”必然导致横决，而不会东流。读者翻阅《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有“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此语也可以印证“障”字的不妥。再如《师说》中，将“士大夫之族”释为“世禄之家”，比起有的释为“读书做官的人”来，更与文意吻合。
当然，作为一种普及本，注释也有缺点，如有的文章注释太少，一般程度的读者难于读通全文；对句意的解释不够详尽，有些难句没有串译出来，只说了一下句子指的是什么事；注释中“一说”太多，有时反而把读者弄得莫衷一是，等等。我们期望研究韩文的后来者继承和发扬童先生的研究成果，斟酌损益，裨补缺陷。(于其化)
《吴嘉纪诗笺校》，杨积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二月第一版，2.15元。
吴嘉纪是生活在明末清初的一位重要诗人。本书的出版，为清代文学史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本子。
明末清初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社会政治异常动荡的年代。清兵入关后，明朝的许多文武官僚纷纷变节投降，帮助清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反抗力量。然而，也有不少矢志抗敌的英雄和不甘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具有民族气节的学者文人，吴嘉纪就是其中之一。他虽然出身封建地主家庭，但由于环境的改变，未到中年便遭亡国之痛，从此绝意仕进，局处穷乡，甘居“陋轩”，自号“野人”，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一生唯以吟诗遣日。
吴嘉纪是泰州东淘人。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以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现实黑暗为题材的。这些诗不同于泛泛旁观者隔靴搔痒的空话，而是出于诗人的亲身体验。对于穷苦百姓的悲惨境遇，诗人不是仅仅停留在旁观的同情立场，而是以我入诗，感同身受。由于诗人有过“呼儿匿草中，叱咤债主来”，为逃避索债而有犯霜露、宿草莽的实际体验，备尝贫穷与饥饿的痛苦，所以他的思想感情才能同穷苦百姓息息相关，增强他诗歌的深刻感人力量。“诗穷而后工”，对吴嘉纪的诗亦可作如是观。
吴嘉纪的诗不仅真实反映了阶级矛盾，同时也富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感情。《一钱行赠林茂之》中的：“酒人一见皆垂泪，乃是先朝万历钱。”写出了深厚的故国黍离之悲；而《谒岳武穆祠》中的“河北当年轻与敌，中原今日复谁争？”《过史公墓》中的“诸将无心留社稷，一杯遗恨对山河”则谴责了奸佞的误国，抒发了抱恨千古的愤慨。《读荆轲传》中的“此生若获报秦怨，此身虽杀复何求”，更表现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借亡”的慷慨之气。他如《过兵行》、《难妇行》、《赠歌者》、《泊观音门》等，都属这类作品。吴嘉纪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反清复明活动，可是从他这些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国家命运的巨大关心。
吴嘉纪的诗不但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并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他长于乐府及五七言古诗，工力深厚、语言质朴、不事雕琢、不好用典，既继承了杜甫、白居易诗歌的优良传统，又不简单地因袭前人；因题置宜，不拘一格，具有古谈高寒、凄急幽奥的特点。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在当时就曾得到王士祯、沈德潜、洪亮吉、谭献诸大家的推重。
虽然吴嘉纪是一位重要的诗人，可是三百年来他的诗集却若有若无，尤其是建国以来还未曾出版过一个象样的注本。这次杨积庆同志整理本书，以泰州夏氏刻本《陋轩集》为底本，以赖古堂、玉兰堂等五种版本，及《溉堂集》、《渔洋感旧集》、《明诗纪事》、《清诗别裁》、《康熙扬州府志》等十几种书汇合校勘，除明显阙误者已予订正外，均列校语于诗后，并包括某些抄本中的眉批、旁注。笺的部分笺明作者生平交往诸人传略行踪。为便于读者参考，书后还附有吴嘉纪手札、序赞辑佚、赖古堂本《陋轩诗》目录、宋石斋抄本《陋轩诗续》目录、《陋轩诗》序跋题记、吴嘉纪事迹辑存、诸家品题评论辑存、同时诸家酬赠题咏辑存及年表等。
从目前来看，《吴嘉纪诗笺校》可以说是一部资料比较翔实该备的诗集，但它也有不足之处。吴嘉纪毕竟是封建时代的诗人，他不可能不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和时代的局限，因此在他的诗集中有些宣扬节妇殉夫、孝子割股、义仆报主之作，而笺校者因其封建意识特别浓厚把它们删去了。这对于了解研究吴嘉纪的思想及其作品的全部情况，无疑是一种缺陷。(晓燕)
《郁达夫诗词抄》，周艾文、于昕编订，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一月第一版，0.95元。
郁达夫虽然以小说、散文饮誉文坛，但是他的旧诗也是极有成就的。他是一个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文学家。他的旧诗记录了他坎坷不平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诗，更能窥见他的心灵，更能抒发他的爱国热忱。
“九岁题诗四座惊”，郁达夫的诗创作，远远早于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一九一一年十六岁的郁达夫离开家乡富阳，先后到杭州、嘉兴求学，被怀乡的情绪苦扰时，就一味的写诗，排遣愁思。忧郁和感伤开始侵蚀他少年的心灵。一九一三年他东渡日本。十年的留学生活留下了二百余首诗作，其中充满了缠绵悱恻的恋情、去国怀乡的愁绪和弱国小民的悲哀。当时他的许多诗作发表在日本报刊的“汉诗栏”和国内的报刊上。并经常与同好唱和，参加了佩兰诗社。一九二一年郁达夫发表了震撼文坛的小说《沉沦》，他进入了一生中最轰轰烈烈的年代。相形之下，旧诗的创作也就稍稍收敛了。一九三三年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郁达夫移家杭州。又开始大写旧诗。或寄情于山水风物，或寓志于“风雨茅庐”。抗战的爆发，家庭的毁灭，正应了“万一国破家亡后，对花洒泪岂成诗”的预谶，他象一只孤雁远飞海外。在南洋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各记兴亡家国恨”，“一片蒹葭故国心”。怡情闲情的诗消失了，激昂感愤的诗产生了。郁达夫把仇恨集中在险恶无情的社会、贪婪无耻的侵略者和窃国弄权的统治者身上。诗人在光明即将来临的时候失踪在异邦的草莽中，但他的诗篇，保持着民族气节的诗篇，在黑夜已经过去的今天仍然闪耀着光芒。
回顾郁达夫的旧诗创作道路，不难发现，他诗的创作和小说、散文的创作是互相辉映、互为补充的。每当他致力于小说创作时，诗往往写得不多。而当他诗兴勃发的时候，往往就是小说创作枯竭的时期。因此，郁达夫的诗成为他整个创作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郁达夫是新文学的倡导者，他为什么会热衷于写旧诗呢？郁达夫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目下正流行着新诗，果然很好，但是象我这样懒惰无聊，又常发牢骚的无能力者，性情最适宜的，还是旧诗。你弄到了五个字，或者七个字，就可以把牢骚发尽，多么简便啊。”(《骸骨迷恋者的独语》)正如高尔基所说：“人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对生活、对人、对某一件事的主观态度。并用自己的形式，自己的语言把这种态度表达出来。”(《高尔基全集》29卷)
本书收诗四百九十四首，词十一首和部分断句、对联、歌词，保留了郁达夫的原注，是目前海内外最完备的郁达夫诗词集。编者并对大部分诗加了按语。书前有郭沫若于一九五九年写的《序》和郁达夫的遗像、手迹等。书后有《郁达夫行年简谱》和《编后记》。本书三十六开本，天地宽广，令人爱不释手。
(王稼句)
《稀有作家庄重别传》，陈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六月第一版，0.38元。
建国以来，尽管文学创作中不乏讽刺题材，但象这部中长篇幅的讽刺小说，却从未见过。这可能是讽刺难，讨人嫌，感受最深的或许是漫画家。而讽刺文学作家，又何尝没有同感呢？他之于漫画家，只是用语言而非线条，仅此区别罢了。但是这部小说没有惹起麻烦，即使最挑剔的评论家和读者，也(至今)没有投书报端，予以指责，可见小说的讽刺和抨击或有中和之美，为多数人接受了。
原因大约也非仅仅如此。小说背景纵贯三十年，没有忌讳仿佛能联缀起来的一个又一个的悲剧。但小说只是写了在这么些悲剧的过程中作为插曲的一幕喜剧。主人公即是稀有作家庄重。小说不再去探索一系列悲剧的根源，而在揭示庄重极左灵魂的铸成，这就首先省却了“讽刺”难免招惹的是非。或许更重要的是，庄重乃文化知识界人士，与社会其它各界无涉。何况，作家历来照人以镜子，这次倒给自己队伍里某些人画了像，而且笔触辛辣幽默，令人解颐。
但是小说又没有止于此。用俗话说，庄重是风派人物。然而，有“风派”之嫌的作家，也实有不明内情奥妙、盲目从命等不得已的苦衷。但庄重不同，尽管他有个发展过程。他多年的善观风云兼谈风月的实践，已种下顽症：对他来说赖以安身立命、飞黄腾达的一块灵通宝玉，即是“左比右好”。用他的话说：“左”是棉花坑，跌下去不痛且舒服，顶多是个方式方法问题。“右”坑却是万丈深渊，跌下去是万劫不复。“右派”改正了，也还是“改正右派”。难怪庄重认为三中全会后的政策右了。庄重便是这么个特定的人物形象。自然，小说中的他，概括面又小了一圈。不过，这个幽灵，至今难说已经散灭。
忽然想起“爱国的知识分子”这个命题，那么这个庄重，是爱国的抑或非爱国的？他虽非烈士之后，还算是劳动人民子弟。他没有那种受过伟人褒奖的殊荣，倒也安心于搞“文化大革命”，紧跟江青的“红线”。他为了“革命需要”，可以鬻友求荣，揭发妻子以图存。他的言与行，都有超级革命的意义，虽非遗传，但好象唯他得到了革命原则的真传，这又是一种什么“阶级烙印”？虽不能说干扰、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都可归罪于这位庄重，但他似乎也有一份责任的。他是爱国的抑或非爱国的？这留给读者去讨论吧。
小说的美学理想寄托在魏珏身上。他对庄重多讽而语婉，说明作者较好地把握了讽刺艺术。缺点是叙述多于表现，因而形象还不够鲜亮。但是，小说创造了庄重这个人物，这是个功劳，他是社会的一份备忘录。只要他在哪里露面，人们就会想起——《稀有作家庄重别传》。(东方明)
《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苏〕魏列萨耶夫著，蓝英年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八月第一版，0.30元。
中国读者对于本书并不陌生。早在四十多年以前，鲁迅先生就在《不应该那么写》一文中提到了它，并给以很高评价。
在群星辉映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坛上，果戈理是一颗分外明亮的巨星。他所创造的《外套》、《钦差大臣》、《死魂灵》等艺术珍品，成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个丰碑，直到今天，它们依然以巨大的讽刺力量和艺术魅力打动读者的心弦。在研究果戈理创作的浩如烟海的著述中，很少见到专门探讨他的写作方法的书，研究家们往往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探讨他的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手法等等上面了。本书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
这本书在丰富而翔实的材料的基础上，深入浅出地探讨了果戈理写作的整个过程。作者以很大的篇幅，对作家尚未加工的手稿和已经完成的作品进行了比较，不仅告诉读者“应该这么写”，而且告诉读者“不应该那么写”。这正是鲁迅先生称为“极有益处的学习法”，并把这本书称之为“教材”的原因。
果戈理具有火一般的创作激情和极为严格的——甚至可以说是严酷的——写作态度。他对自己要求之严委实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亲手烧毁自己惨淡经营的作品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需要作家拿出惊人的勇气和敢于否定自己的魄力。在这方面，果戈理是一个罕见的现象——他多次把自己完成的作品付之一炬。法国诗人贝朗瑞曾说：“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勇敢地投入壁炉中的手稿的火焰更能启发一个作家了。”果戈理的全部创作生涯都被这种崇高的火焰照亮着。是的，我们承认才华，崇敬天才，但我们更看重辛勤的劳动，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崇高的火焰”，没有呕心沥血的孜孜不倦的工作，果戈理不可能写出震撼整个俄罗斯的《死魂灵》。
果戈理是非常自负的，甚至把自己当成向世人晓喻真理的神祗，但这丝毫不影响他虚心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他总是向一切人，特别是向不喜欢自己作品的人寻求最严厉无情的批评。他把作品的完美看得高于一切，为此，他可以原谅任何指责，尽量从中找出可供自己采用的合理部分。
在研究成名作家，特别是大作家的著述中，往往只讲作家成功的、光辉夺目的一面，闭口不谈作家失败的、甚至阴暗的一面。在这方面，本书也有其独到之处，作者是把果戈理作为一个充满矛盾的活生生的人和活生生的作家来研究的。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既充分肯定果戈理创作的巨大批判意义和写作方法上的卓越成就，又严肃指出果戈理世界观中的反动因素及其消极影响，从而使读者对作家有一个全面的实事求是的了解。
最后，笔者还想特别指出这本书的别具一格的文风。本书作者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研究家，而且首先是一位出色的作家。某些本来是十分枯燥的东西，到了作者笔下，顿时有了生机。读这本书，无须正襟危坐，就象读某些理论书籍那样。这种把理论性和艺术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的文风，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在这里，恐怕也得指出本书译者的功劳。没有好的译笔，是传达不出好的原文的。(王步丞)
《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三月第一版，1.05元。
拉丁美洲是一个包含二十多个国家的广大地区。除巴西和加勒比海的几个国家外，都以西班牙语为国语，文学的发展虽然参差不一，却又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选译这样一个地区的一本短篇小说，对于文化交流，当大有益处。
但这一本《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似乎难以满足这样的要求，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本。如何选出一个好的选本，在古今中外，在任何学科，都是一门学问。选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选集了最重要的或者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而读者之所以爱读选本，是因为能够以最低限度的篇幅，用最低限度的时间，读到最值得一读的作品。当然，既然是“选”，就会有一个标准，而标准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才有这位选家的选本和那位选家的选本的区别。不过，一致公认的好作品，也是决不会少的。
翻开这本书的目录，第一个印象就觉得它不象一个选本，而象是一个用手头现成材料拼凑起来的集子。以国家为例，墨西哥、阿根廷的文学比较发达，历史比较长，但是却仅仅各选一篇，而且都是年代比较早的。巴西，拉丁美洲的重要大国，一篇也未选；而哥伦比亚则非常突出，竟有五篇之多。以作家为例，既有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如埃切维利亚，如基罗加；也有以短篇小说闻名的，如阿茹埃，如包什；也有成名不久的新作家，如恰维斯·阿尔法罗，如孔格腊因斯·马尔廷。以年代为例，则既有十九世纪中叶的作品，也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
这里，存在着一个选的标准的问题：这本选本是按照什么标准选的？据《前言》介绍说：选译这本书，是“为了在较短的篇幅里，通过具体作品向国内读者展示拉丁美洲文学的一个侧面……其中收集了十八个国家的三十四篇作品，包括了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本世纪五十年代的一百多年。这些作品各具特色，反映了不同的流派……题材范围也很广阔……从不同角度展现了近百年来拉丁美洲社会的场景……”
因此，这本书，严格地讲，不能说是一个选本。我们知道，拉丁美洲文学，到目前为止，还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一片正在开拓的新地。由于缺乏足够的材料、全面的了解、深入的研究，要根据一定的标准选出一本比较好的短篇小说选本，恐怕还是相当困难的。在目前的条件下，这一本《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这里面所收集的三十四个短篇小说，属于三十三个作家，其中不乏一些具有高度艺术价值文学价值的作品。例如：阿根廷埃切维利亚的《屠场》，乌拉圭基罗加的《合同工》，墨西哥波尔蒂略·伊·罗哈斯的《无主的怀表》，哥伦比亚莫拉莱斯·皮诺的《头等车厢》，秘鲁里贝伊罗的《陡岸底下》，哥斯达黎加多夫莱斯的《莱文塔松河上的黑女人》等等。的确是各具特色，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拉丁美洲社会的场景。
但是，我们希望，不仅是拉丁美洲文学的研究家翻译家，还有其他各种外国文学的研究家翻译家，都来注意这个“选”字。现在，在外国文学方面，个别作家的选本，各个国家的选本，正在络绎不绝地出版。选本，既然有一个“选”字，就代表着选家的观点，表示着选家的水平。因此，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更好的选本出版。(炜华)
品书录
李智善/高宏凡/吴富贵/李恩荣/去尘/陈应年/于其化/晓燕/王稼句/东方明/王步丞/炜华
从“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说起
不是谈货币学问题
几十年前的货币学上有一条规律，叫做什么“劣币驱逐良币律”。就是说，凡金属货币在市场上流通时，成色低的、分量不足的，必然会在流通市场上挤掉成色高的、分量足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它们在市场上的购买力相等，而良币却要多用些金属或贵金属，自然劣币就会把良币挤出市场，良币也会自然而然地退出流通领域——或者被人暂时收藏起来，或者自己也被人改铸成劣币，一百块银元，就可能变成一百零五块了。这当然是指使用金属或贵金属铸币时代的事情，近几十年不大听人说起这事，书上一般好象也不谈这件事了。
两年以来，我用这个话题，在几次小会上，对近两年我国社会上出现的虽非主流但却又决不能听其自流的出版、报刊和文化艺术上的某些现象，发表过几次意见，希望有关方面能注意改善这个状况，不要完全不管，放弃引导。
在科学文化艺术史上，从长远来说，当然不存在什么“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真正经得起历史——长则几千年，短则几十年——考验而被保存下来的，总是最好的或接近最好的作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以我国近代的文学艺术来说，不管有多少五花八门的东西出现过，真正能经得起考验而留存下来的，绝不是那些乱七八糟似乎一时占领了市场的东西，而仍然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等人的作品；二十至三十年代期间，尽管有多少《毛毛雨》、《桃花江》之类的东西风靡一时，而保存下来具有研究价值的音乐作品，仍然是赵元任、萧友梅、刘天华、黄自、黎锦晖、华彦钧(瞎子阿炳)和左翼的聂耳、冼星海、张寒晖，以至不知作者为谁(或许仅仅是我不知道)的《苏武牧羊》、《满江红》这些艺术品。历史是一个孔格很大的网筛，也是一副网眼很大的鱼网，能够留在筛上或网内的，决不会是细砂碎石或小鱼小虾，而只能是可以称得上“大块”的文章，或者可以称得上艺术品的艺术品。如果历史上偶尔有点浅薄无聊的东西留下来，那是偶然的例外，而且这些东西也只能引起有识者的非笑，还不如不留下来为好。清王士祯在他编选的《唐人万首绝句选》一书的序言(他自称为“凡例”)中讲了这么一段话：“唐绝句有最可笑者，如‘人主人臣是亲家’，如‘蜜蜂为主各磨牙’，如‘若教过客都来吃，采尽商山枳壳花’，如‘两人对坐无言语，尽日唯闻落子声’，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当日如何下笔，后世如何竟传，殆不可晓。”(这个例子很有趣，原谅我最近在另一个地方也引用了。)这里，王士祯就把低级庸俗，毫无思想性艺术性的东西之被偶然保留下来，当作一场笑话。但是，象“两人对坐”那两句，固然没有多少诗意，但恐怕也还不能说是已经庸俗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较之年来我们某些一再被人喝采的艺术表演，恐怕还要算是上上大吉的作品了。
但是，只求一时占领市场，博得廉价采声的文学艺术或其他作品，在某一个特定的短时期内却是可以表现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的。例如，一九○五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以后，在文学上就曾经出现过一段宣传消极、迷惘、失望以至带有色情倾向的作品盛行的时期；一九二七年我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以上海为代表的文学艺术产品，也有过黄色的、颓废的、“侠义”的、歌场舞榭的文化艺术泛滥一时的现象。不过，这回它始终遭遇着我党领导下的左翼进步文化运动的抵抗、揭露和进攻，因此它们没有能表现为压倒一切的力量，并终于被打败了而已。所以，庸俗、浅薄、颓废、迷惘、腐朽的文化在一个短时间内能够压过真正的、严肃的、进步的文化的现象，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虽然最后它们终归要失败，要湮灭。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只要预计到这种可能，并及时给以正确而缓和的疏导，使这一现象不要在我国发生，就不可怕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是处在一个变化非常激烈的时期，这个时期同文化有特别关联的地方有以下一些：一是十年以上的文化专制，使中国在文化上已近于一片荒漠的景象，要求思想解放，摆脱文化箝制，渴望出现各种科学、文化、艺术作品的潮流势不可挡。二是长期摧残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和反道德教育的结果，造成了一些人特别是一小部分青少年文化修养下降，知识浅陋，道德水准下降，审美能力荡然等现象。三是大量熟练的作家、艺术家和表演艺术家们，由于自然规律的，或由于被迫害而死亡、残老、荒疏的原因，相继退出了或实际上退出了文坛和艺坛，从而使文坛和艺坛严重地减弱了一部分吸引力，这在客观上为某些质量低下的“艺术品”的冒出，创造了便利条件。四，特别重要的，是出现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和艺术家，并出现了大量的好作品，这在中短篇小说、话剧(还有某些歌剧、舞剧)、报告文学等方面，似乎表现得特别明显，电影方面也出现了一批相当好的作品。我以为这是打倒“四人帮”后在文艺创作上根本的主流，有好多作品不仅胜过解放前的三十年，也胜过文革前十七年。这是一个极好的现象，这些作品比某些“九斤老太”敏感得多，开明得多，而且有的作品才华横溢，前途未可限量。
以上是我所能体会到的这四年来在理论、宣传、学术研究、文化创作等方面较之过去特别活跃的总背景。
但是，在创新的前进过程中，就难免不发生一些不大理想或很不理想的现象。有某些创作家和艺术家，由于他们的知识根柢和生活根柢过于薄弱，艺术方面也缺乏严格的训练，因此相当缺乏艺术上的辨别能力，往往把“创新”领会错了，看了几部不伦不类的、低级的以至黄色的外国电影之后，就把那上面的某些消极或没有艺术价值的东西，当成了当代欧美代表性的艺术。又由于某些国家和地区，近十几年经济上发展比我们快一些，便产生了一种凡外来的东西皆好的不正确想法。同时，这些同志十分讨厌十年内乱中的文化窒息和“四人帮”的令人恶心的帮派“艺术”，但他们却不熟悉我国几千年来和近几十年来的优秀文化艺术传统，便误以为“四人帮”的那套东西就是代表中国的东西，在这些背景之下，便产生了双重的不大正确和不大正常的心理：中国的东西都不好或者没有味道，外国的以至一切大陆以外的东西都好或比较好。唐司空图有诗说：“汉人尽学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志当然绝不会如此，但对少数同志却是需要十分警惕的啊！
这是一种“饥不择食”的现象，不能过多地责备中青年人，而且责任也不应由他们、至少主要不应由他们来负，一是历史背景造成他们如此，二是由于有些领导部门和一些老同志没有尽到引导的责任。
有两年了吧，我所听到的对书籍、报刊、艺术作品和艺术表演等方面的意见，大多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如表现残忍凶暴，打斗屠杀，荒诞不经，类似旧时神魔武侠的东西太多；有的则是庸俗浅薄，完全拒绝思想性和教育性的内容，而且还以此自炫，也有一些人支持，说是思想“很解放”；某些题材互相摩仿，甚至不惜采用相同的公式与脱离生活实际的东西也不算太个别。这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种表面上似乎一点不涉及政治，不鼓励人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不管是否有助于建立社会善良风俗，更一点也不考虑是否有助于帮助青年建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而完全以无思想性、无政治内容为号召，竞相输入、传播、表演的一大批所谓音乐。我根本不去谈这些东西的政治方面即平常说的政治标准如何的问题，仅就这些东西的词曲两个方面来说，大多毫无艺术性可言。再退一万步说，只要有一点娱乐性能有助于人们休息，我也不敢菲薄它半句。可惜的是，都没有。它的曲子，节奏、旋律等一样也不讲究，“唱”的时候，既不象唱，又不象哭，既不象讲话，也不象朗诵，只觉得它是一种低沉、灰暗，既无希望，似乎也无所谓失望，既无所爱，似乎也无所憎的、浑浑噩噩的、无可奈何的情绪。这类东西，既不能登大雅之堂，个人随便哼哼也产生不了什么乐趣。可是一个时期以来，竟然形成风靡全国，无人敢对它褒贬半句的形势。一部分青年一时热烈的欢迎这种东西，是这部分青年同志精神苦闷和空虚的表现，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原谅的，不能责怪他们。问题是，我们的某些艺术家，为什么热衷于把这些灰暗的东西竞相拿出来送与青年呢？这就不能不说我们的某些艺术家多少也有点责任了，当然，主要的责任还是领导者不敢引导，不去引导。这件事我多谈了两句，因为这件事最为典型。我再郑重说一句，我这里根本没有去谈政治标准，那更经不得吹弹，我所说的不好的东西，是仅就其缺乏艺术性，甚至缺乏起码的娱乐性而言。
要知道，优秀的文化艺术固然有强大的感染力，但瘟疫也有强大的感染力。今天某些低级庸俗的东西之所以能乘虚而入，大有盛极一时之概，正好说明我们的某些创作者和接受者，是十分缺乏免疫力的。
我还听到过有些同志至今在为这些东西辩护，他们不同意这些东西会给社会带来消极的影响，他们说，是社会风俗颓丧在先，而不是这些东西引起了社会风俗的颓丧。这当然有道理，我基本上也是这样看的。但是，既然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搞的十年浩劫已经造成了社会风俗的严重颓丧，那么，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严肃的报刊、出版和文化艺术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就应该力挽狂澜，而绝不应该再去火上加油。利用一部分读者和观众或听众因受十年内乱的危害，从而引起审美能力严重下降的一面，再去灌输一些灰暗落后的东西与他们，就有可能会在一个短时期内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且在不少的场合已经产生过这样的现象了。例如，一本武侠小说竟在全国到处印，以至达到四五百万本之多，压倒目前最畅销的任何一种现代长篇小说；表演艺术水平很高或较高的进步歌曲，只有稀稀拉拉的掌声，甚至要被嘘，而什么一条小泥鳅之类则获得一片掌声，连唱几遍不止。这样地去占领市场，难道还不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吗？
一切无思想性，无艺术性，蔑视道德标准，无助于培养和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无助于培养人们的审美感情与提高审美能力之类的文化艺术，我诚恳地希望我们任何一个严肃的、懂得自己的社会责任的宣传和文化艺术工作者，都不要去搞它。要分辨这类东西的是非，我以为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只要有一颗对社会、对人民、对青年、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善良的心就大体上能办到。至于进一步的要求，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但不是这篇东西担负得了的，这里无法讲了。
一九八○年九月
严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