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练气功具有两方面效能：一是强健身体，祛病延年；一是涵养道德，陶冶性情。其实气功还有一层功用，它能激发人们深邃的智慧之海。在气功入静状态下，能使大脑虚灵清静，思维效率提高，记忆力加强，功夫深者甚至能产生特异功能，如遥视、透视、思维传感、预感等。古人无法理解其内在机制(就是在今天也远未搞清)，只能作出神秘主义的解释，佛道典籍的记载更使这种特异功能涂上了一层层迷信、玄奥的色彩。
宋明理学家在儒家传统的养气基础上，吸取了佛教的“坐禅”和道教炼“内丹”的修持功夫，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一套静坐法。朱熹的《调息箴》形象地描写了理学家静坐炼功的状况：“鼻端有白，我其观之，随时随地，容与猗移。静极而嘘，如春沼鱼；动极而翕，如百虫蛰。氤氲开辟，其妙无穷。”(《朱子大全》卷八十五)尤其是陆象山、王阳明的顿悟证道，更与静坐有关，这对我们探索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心理学根源，留下了一个尚未深入开发的课题。颜元少年时“尝从宋儒用静坐功，颇尝此味”，他练功态度相当认真“娶妻不近，学仙也”《颜习斋年谱》)，企图有朝一日飞升成仙。炼气功当然不能成仙，因而颜元作为一个过来人，对宋明理学家及其末流不务实事，却指望通过静坐达到“洞照万象”的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指出这样做无非是徒劳地追求“镜花水月”，“自欺一生”而已。朱熹说静坐到了极处，“便自见得有个觉处，不似别人”。颜元承认静坐能够产生这种“静极生觉”的境界，而且达到这种境界并不难，如果“竦起静坐，不扰以事为，不杂以旁念，敏者数十日，钝者三五年”，皆能做到(《存人编》)。颜元还举了二条例子，说明静坐练气功纵然能产生预感、智力超常的功能，也是象镜花水月一样靠不住，真正的知识还得从实践中来。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姓管的学道者在修炼中能预知他师父的儿子进山来(“吾闻一管姓者，与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学仙于泰山中，止语三年。汪之离家十七年，其子往觅之，管能预知，以手画字日：‘汪师今日有子来’。既而果然。”)一旦被其兄领下山，“则与乡人同也”，这种在练功中产生的预感能力消失了。第二个例子是一个不识字的和尚在坐禅时居然能作诗(“吾游北京，遇一僧人敬轩，不识字，坐禅数月，能作诗，”)一旦停止禅修，“则仍一无知人也”(《存学编》)。特异功能消失，又成为了文盲。颜元通过这二个例子得出结论：这种在练功中出现的“洞照万象”的“觉”的境界不过是“镜花水月”，“只可虚中玩弄光景，若以之照临折戴则不得也”(同上)。颜元实际上已接触到了气功与人体特异功能的关系。他对理学家脱离社会实践，片面夸大静坐作用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他同时却错误地否定了气功及其在入静状态上产生思维超常现象这一客观事实，把脏水和婴儿一起泼掉了。
光练气功当然不能洞察过去未来天下事，但是气功以及在入静状态下产生特异功能这一事实却不是单凭颜元“镜花水月”的断语就能被否定掉的，科学如果不研究这些现象，那么这些现象就必然被唯心主义和宗教所利用、并用来迷惑一批又一批天真善良的人们，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谭嗣同就是突出的一例。他在游学南京、上海等地中接触了佛教徒、基督教传教士，被气功、通灵术的不可思议的神通深深折服了，他修炼佛教的禅功，说自己“渐渐自能入定。……目中亦渐渐有所见”(《北游访学记》)。这与朱熹静坐后产生“不似别人”的“觉处”的境界差不多，朱熹还讲求“格物穷理”，谭嗣同则认为人们不必依靠自己的感官和思维在实践中去认识世界，只需通过止观这种佛教的修持方法，由定到慧，顿悟得道，就可以直接把握整个世界的真理。尤其当他听到传教士傅兰雅向他吹嘘“能测知人脑气筋，绘其人此时所思为何事”的“通灵术”，深为这种新奇事物所倾倒，对人的心灵产生了“不可思议，不可以形气求，乃并不可以理求”的宗教蒙昧主义的玄想。谭嗣同所狂热膜拜的正是颜元所痛加批判的东西，但这两人的结果却惊人的相似，都把气功及其所产生的特异功能推到宗教神学的领域。
现在的科学还远远没有揭示我们人体和思维的秘密，在对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的探索中，象颜元那种简单否定和谭嗣同那种狂热盲从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他们的失足之处足资我们鉴戒。
读书小札
白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