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BB82103301>
读宗璞近三四年来的作品，不知为什么，我常联想到黄仲则的诗。这位清朝大诗人当然没写过小说，而宗璞也较少写诗。引起我这种奇妙联想的，大概是由于他们的某些作品的意境、感情，有相通或类似之处。宗璞在短篇小说《不沉的湖》中讲到“白蛇传”时，用过“柔情侠骨”四字；短篇小说《心祭》，引用了李商隐的诗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作为题叙，引起我联想的，也许就在于他们的作品都常常表现了那么一种柔情侠骨，都常常流露了那么一种感情上有所欠缺的怅惘。
对于黄仲则，我从未研究过，只不过在学生时代背诵过《两当轩集》中的一些近体诗，当时也并不全懂。“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冷雨疏花不共看，萧萧风思满长安”、“到死未消兰气息，他生宜护玉精神”等等名句，所感动我的，与其说是那种微带感伤的调子，不如说是那种在人生的伤痛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洒脱，这也就是不同于花间派、婉约派的缠绵悱恻的所谓侠骨柔情吧。当然，我绝没有意思把这两位相隔二百年、跨越了三个时代的作家硬拉扯到一起，虽然宗璞也擅长于描写儿女情长，但她的描写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作品所体现的社会内容与思想感情，毕竟与封建时代的诗人无从类比，只是，她笔下的人物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清越疏放的气质，那种“为谁风露立中宵”的“玉精神”，使人不由感到两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血缘”关系。
当然，宗璞这几年所写的并不限于爱情、婚姻与家庭生活，她也写了其他题材。她处理起其他题材时，笔触也很是劲遒有力。但是，我以为，她写得最好的，还是这一特定的生活方面——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这一生活方面。《诉》虽是她第一篇作品，但它的影响不大。从《红豆》开始，可以说，她就成为新中国文学的这一题材领域的最早而坚持不懈的开拓者了。
一九五六年，《红豆》问世，它立即引起读者的注意，同时也引起了文学界的不小的争论，最后遭到了批判。长期以来，有些人对于爱情题材的文学作品，只能接受粗线条地反映反对农村封建包办婚姻的，而对知识分子的那种感情细致的恋爱过程的描写，不被指责为消磨斗志，也被认为过于“奢侈”。而《红豆》，描写了一个倾向进步的女大学生，在全国解放前夕的学生运动高潮中，与一个银行家少爷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一段恋爱故事，在当时，不免显得大胆而“唐突”。尽管小说明白无误地表现了她一方面在感情上为他所吸引，另方面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双方在思想上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使如此，《红豆》还是不能被这些人所容纳。经过了二十年之后，今天，《红豆》已与另外一些作品成为二度再放的“重开的鲜花”，而爱情题材也不再是文学创作的禁区，不少作家已涉足这个题材领域。
尽管不少作家涉足这个领域，但宗璞处理这方面题材，仍然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对宗璞这类作品特色的分析，还是需要从《红豆》开始，虽然她后来的作品较之《红豆》有了很大的发展：作者对于自己所反映的社会现象有了更为深刻的观察与理解；作者所塑造的人物带着二十年来的风雨斑驳，显得更为深沉；作者的艺术手法——无论是小说的结构、人物的心理刻划，以至语言——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她在这些作品中逐渐形成的特色，却是从一开始即见端倪的。
《红豆》受到批判时，主要罪名是鼓吹超阶级的爱情，宣扬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红豆》通过人物形象诉诸读者的，恰恰是爱情——特别是在阶级矛盾激化、双方壁垒分明的时候——是不能超越阶级的，不属于同一阶级的恋爱双方，如果不能做到一方归顺一方，决裂是不可避免的。江玫与齐虹虽然在艺术趣味上是那样相近，但是，真正的爱情，毕竟是以思想的一致为基础的(那就是对人、对事、对生活、对社会的看法和基本态度)。极端自私而又刚愎自用的大少爷与“天地狭小却心地善良”而日益趋向进步学生运动的“小鸟儿”之间，除去音乐之外，找不到任何共同点，而且互不相就。他们的悲剧结局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虽然齐虹采取了一切手段，甚至最后企图用劫持的办法要得到她，也仍然失败了。她终于在最后关头摔掉了那“象碎玻璃一样割着人”的爱情，选择了他咬牙切齿地咒骂的“女革命家”的道路。这两个隶属于不同阶层的青年的爱情悲剧，倒恰恰说明恋爱并非至上、恋爱不能超越阶级。
宗璞处理这类题材，总是把她所写的爱情、家庭生活与一定的社会、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当然，历来的有价值的爱情小说都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总是饱含着社会内容，其中的悲欢离合的原因也都是社会性的。宗璞这类作品的时代印记，都不是外加上去的，而是通过人物的遭遇、人物的思想感情中的时代特点而显现出来的。无论是她五十年代所写的《红豆》，还是七十年代所写的《弦上的梦》、《心祭》、《三生石》，都有着分明的时代感。尤其是它们都展开于新旧交替的社会大转折、大变动的关头，因此，时代的特征就格外鲜明。《红豆》自不必说，这个爱情悲剧是随着旧中国的崩溃、新中国的到来而结束的。江玫的性格是在新与旧两种力量的吸引与争夺中得到完成的。而在她写于七十年代的几篇中，其人物的遭际和心灵，无不铭刻着三十年来、特别是十年内乱风雨侵蚀的痕迹。把《弦上的梦》归入这类题材，也许嫌牵强了些，它直接描写了这场浩劫对两代知识分子的残害，但是，它的全部情节都是在大提琴家乐琚的家庭里展开的，人物关系则是以她的没有成功的爱情贯串起来的。因此，我还是把它算进来了。乐琚的两次失去“亲人”与三十年中的两次社会大转折相联系。三十年前，她与青年时代的爱人梁锋失散，是由于在那个历史大转折的关头，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乐琚出国深造，梁锋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去了延安。乐琚学成回来，梁锋已有了妻子女儿。三十年后的另一性质的政治大风暴，让她承担起了照顾梁锋的遗孤梁遐的责任。尽管她们两个的性格、气质很不相同，然而在国恨与“亲”仇这点上，她们俩不但在感情上相互接近、相互支持，并进而在思想上相互教育。而就在她甘冒政治风险准备挺身而出把阿遐认做女儿的时候，她再次失去了这个“亲人”——阿遐在“四五”运动中牺牲了。当然，这篇小说(中篇小说《三生石》在这一点上与之相类)题材本身就与政治结合得十分紧密。(其实，在那十年，哪个知识分子的命运不与政治密切相连？)但是，即使如《心祭》，可以说是纯粹写“情”的作品，时代背景退缩为遥远的衬景，作者的笔触全部凝聚在黎倩兮对“往事”的追忆，说是“往事”也还不够贴切，因为那些“事”也只是不相连贯的、黎债兮与死者程抗之间相会以心感情交流的此情此景。但是，透过程抗对于不和谐的婚姻的苦恼，透过黎债兮与程抗的相遇相知却又不能相近的感情挣扎，特别是透过他们两人在感情“深渊”边缘的徘徊、犹疑、到最后尊重既定事实的决定，也就是透过他们所恪守的道德原则，不也反映出了我们今天的社会特点？
我这也只是说宗璞写这类作品赋予了它们以鲜明的时代感，并不是说她在其中提出了什么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她不擅长于此，也无意于此。她所着眼的是人物的性格，人物的气质，人物的精神世界。她笔下人物的悲欢离合、矛盾冲突大部分展开于内心深处。虽说人之情发于内而形诸于外，但她偏爱喜怒不形诸于色的人物，她只让她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撒那么一次“泼”——这也是她描写最多的那种文化教养较高、秉性清高、敏感而又纤细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同时，她在写法上，对人物的外部动作以至对话也用墨节约，最低限度地筛选出最有表现力的细节，而致力于开掘他们的内心世界。还不止于此，她在揭示人物内心的波涛汹涌时，也是十分注意艺术的分寸感，写得很有节制。革命导师马克思讲过这样的话，爱情的痛苦是最个人的也是最强烈的。尽管她所表现的这种“痛苦”的性质各有不同，比如江玫，是两种力量在自己身上的冲突，是理智与感情在自己灵魂中的搏斗；黎倩兮则是个人愿望与客观条件的矛盾；在乐琚身上，错过机遇是个重要原因，但不管她们的“痛苦”是如何造成的，这种感情都是终身难忘的：乐琚不就是始终独身？倩兮虽然得到了可以相托的伴侣，但在她心灵的一角，不也永远祭奠着那位难忘的“长兄”？有的追求表面效果的作家，可以把这种刻骨铭心的感情写得哭哭啼啼、大喊大叫，或者把她(他)们的“伤痕”掰开揉碎地加以尽情渲染，如果那样处理，那就不是现在的乐琚、倩兮、以至菩提、莲予了(江玫年轻又比较单纯，感情自然稍稍外露一些)。宗璞则把她(他)们的感情压到心底，读者看到的只有无声的呜咽与潸然的泪下。而这种最大限度的自我克制则更牵动人心。
宗璞不喜欢外人撞入她心爱人物的内心隐秘角落，她这样做，并不是让她们陷于自我陶醉或顾影自怜，而是让她们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个人生活道路上的难题。宗璞在她刚出版的小说散文选的后记中说得很好：“书中的许多文字都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梦寐之中。但它究竟能给读者什么呢？我不知道。事物总是在前进的，我们的面前有着一重又一重的矛盾，头顶上悬着一道又一道的难题。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不断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十字路口。这本小书，若能为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人增添一点抉择的力量，或仅只减少些许抉择时的痛苦，我便心安。”是的，人在漫长的生活道路上，总要不断经过十字路口，这十字路口有大的，也有小的，有决定终身道路的，也有影响部分命运的，但不论大小，都必须经过痛苦的斗争才能作出自己的决定。既需要“抉择”，就是不能两全而有所“牺牲”。宗璞从这里就引出了一个带哲理性的问题：人生难免有所欠缺、不足或遗憾，至善至美的境地是没有的。也许有人认为这种想法消极了一些，其实不然，这是符合辩证法精神的，人类的历史是向至善至美发展的过程，至善至美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理想，这种理想推动着人类朝向这个目标不断前进，而这个前进是没有止境的。在现实世界里，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个人爱情，所谓完美都是相对而言的。而越是有理想的人，往往会有更多的追求，会感到更多的不足。以宗璞所触及的家庭与婚姻中的矛盾而言，所谓妥善的解决，也只能是根据当时的现实条件做出比较合理的决定。宗璞的主人公在这种“抉择”中，往往是照顾别人、考虑社会、尊重自己。应该说，对于踯躅在这种十字路口的人，宗璞倒不赞同他(她)们低回不已，而是尽力为他(她)们下决断时增添积极的力量。她赖以“抉择”的准绳，既有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健康的那一部分，又严格恪守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开始阶段——的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因此，她的描写不仅没有消极作用，而且能够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净化人的灵魂。
提高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是宗璞小说所起到的主要作用。它们所以发生这样的效果，固然与作者对这类社会问题的态度，也就是对于这类矛盾的处理有关，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所选取、所塑造的人物的性格、气质，都有那么一股让人感到灵魂纯净的“兰气息”、“玉精神”。(有趣的是，她处理起那种利欲薰心、患“心硬化”的人物倒显得生硬，有几分概念化。)她所属意的这些人物大半淡泊于名利，有理想，有操守，对祖国、对人民、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无限热爱与专注，她们“不管处于何等无告的绝望中”，仍然“坚信生活是美好的”，因而，她们不仅对个人的伤痛能取豁达态度，还不忘给别人以温馨，显示了中国妇女特有的貌似柔弱而极坚韧的精神。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得到了家庭幸福的方知(《三生石》) 和萌与莲予(《米家山水》)，不都是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目不斜视、心不他想？为了让莲予把时间全部献给绘画，萌和她不但连画饼充饥的时间都没有，只能举行“精神会餐”，而且，还一致决定把别人求之不得的出国参观的机会予以“让贤”(可惜最后并没有能够让到该去的人头上)。而在个人生活上遭到挫折的江玫、乐琚及倩兮，她们也正是因为精神有所寄托，以事业为重，才能做到如此洒脱。生活被撕成碎片的陶慧韵(《三生石》)，支持着病弱的身躯，仍然全心全意关心着别人的幸福。甚至精神被扭曲成玩世不恭的梁遐，经过乐琚、小裴、毛头的相濡以沫，她的创伤逐渐弥合，也恢复了心灵中美好的一面。小说结尾，她不就与一群有出息的年青人步伐坚定地走向天安门广场？
宗璞为我们展示了私心少，以事业为重的那一类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有评论家曾说：“宗璞所表现的生活范围是否太狭小了一些？她的人物几乎没有出过燕园。”这位评论家所指出的是事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局限，但是，宗璞能在这么一个小小的范围内谱写出这么些互不重复的歌，却又是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叹的。她的人物所属阶层相类、所受文化教养大体相同，但各具个性。这当然是由于她本人几十年也生活在这个环境里，与他(她)们朝夕相处、命运与共，细致入微地了解他(她)们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以及性格特点，因而她能够把他(她)们刻划得不单调、不重复。尤其是，宗璞知识面较宽而兴趣爱好又较广，这些都有助于丰富人物的色彩。在作品中，她对于音乐、绘画的处理，既不是出自炫耀卖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与装饰，而是有机地构成人物生活的一个方面。琴声与画面与人物的心境浑为一体，化为人物灵魂的一个组成部分。
宗璞的作品还有一个值得着重称道的特点，那就是语言的纯熟与优美。前辈作家夏衍多次提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学习补课问题。他所要求的补课，当然是指科学、历史、文学等各个方面，而文字修养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不少中、青年作家走上创作道路之前，没有经过正规的系统的学习，大多是在实践中摸索前进的。其中许多作家固然从生活、从群众的口语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但由于提炼不够，往往虽生动却不够优美，不能给读者以高度的美感享受。宗璞得天独厚，兼学中外，她的文字，一如她小说的章法，既师承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特色，又吸收了外国文学的长处。中国传统文字的高度凝炼、特有的节奏与韵律感、鲜明的形象性与外国文学中用以表现日益复杂的人物心理状态的新鲜活泼的语言，在她笔下结合得浑然天成，没有生硬撮合的痕迹，显得十分从容自若。
老作家孙犁在为宗璞的小说散文选所作“代序”中，集中分析了她的语言特色。他说：“作为文学作品的第一要素的语言，美与不美，绝不是一个技巧问题，也不是积累词汇的问题。语言，在文学创作上，明显地与作家的品格气质有关，与作家的思想、情操有关。……语言是发自作家内心的东西，有真情才能有真话。虚妄狂诞之言，出自辩者之口，不一定能感人；而发自肺腑之言，讷讷言之，常常能使听者动容落泪。”这不仅是对宗璞文字的评价，而且具有普遍意义，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很大教益。是的，语言不是单纯的技巧，技巧只能造就匠人，而不能出艺术家。语言是作家用以表现自己对生活的感受、理解以及理想(包括美学理想)的手段，离开这些内容，语言便是没有灵魂的躯壳。言为心声。作家对文字的选择、运用与作家的气质、情操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如孙犁所说：“虚妄狂诞之言，出自辩者之口，不一定能感人；而发自肺腑之言，讷讷言之，常常能使听者动容落泪。”我理解，所谓讷讷者，质朴无华之谓也。情操低下、精神空虚的作家，只能依靠浮华的词藻掩饰内容的空洞与感情的虚伪。纯净的心灵才能出纯净的文字，质朴无华是艺术语言的最高境界。宗璞遣词不尚华丽，不追求纤巧，更不堆砌造作，而讲究含蓄、节制，即使是表现又浓又重的感情时，她也写得举重若轻，达到如诗、如散文的境界(虽然她的散文成就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超过她的小说)。这种文字与她所偏爱的那类人物，与她所追求的道德操守相得益彰，读来使人在人生所难免的某些欠缺与不足面前感情趋于宁静、心怀趋于宽阔而坦荡，精神附丽于自己的事业，加强了净化人的心灵的作用。
读宗璞的作品，是一种高度的美感享受。它们不是促发万物生发的骄阳，而是慰藉旅人的闪烁的星辰；它们不是可为大厦栋梁的参天大树，而是令人神怡的秋菊冬梅；它们不是孕育生灵的江河大海，而是滋润人们心田的涓涓溪流。我们并不菲薄那些反映更为重大社会矛盾的作品，只是说，正如骄阳与繁星、江河大海与涓涓溪流都是构成丰富完整的世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在文学领域内，我们也是既需要李白、杜甫，也需要杜牧、李商隐；既需要苏轼、辛弃疾，也需要秦观、李清照；既需要龚自珍，也需要黄仲则。只有让各种不同的星座尽自己所能地发出各自的光辉，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冲突，才能形成美丽而无限的苍穹。
一九八一年十月七日
(《宗璞小说散文选》，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四月第一版，0.73元)
李子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