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为了对古籍出版工作征求意见，专程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去开一次座谈会。赵景深先生便向我们建议，希望出版一份专业性的活叶文选。赵先生在北新书局时曾主持过《北新活叶文选》，这时又在复旦授课，因而结合教学的需要，有此建议，并希望酌选些一般教材或选注本上不易找到，又为文科同学应当涉猎的史料性作品。
赵先生的好主意立即为出版社领导所接受与感谢。再经过内部的讨论，就把读者对象更扩大些，选材范围以文史为主，兼顾哲学与科技。为了古为今用，还适当配合学习的需要，编选一些和当前的现实要求相呼应的作品，为学习形势提供些参考资料，也就是面向社会。
到了一九六○年，第一辑(每辑十期)随即出版了。
第一辑的选目有《风赋》、《登徒子好色赋》、《七发》、《张鲁传》、李杜诗歌、《胭脂》等等，诗词歌赋都已齐备。第一篇的《风赋》， 就“说明”的字面看，也还乎稳客观，可是入选的动机，却是为了迎合当时这样一种论点：风是有阶级性的，也确是闻“风”而起之作。又如《三国志》的《张鲁传》，作为一种历史文献，本来也不妨选，但我们入选的动机，却因传文中有“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这几句话，为“吃饭不要钱”找历史根据。意思是说，这种措施，古已有之，其实正是浮夸风的产物。
《文选》开创之初，原想力求丰富多采，可是到了第三第四两辑(即自第21至40期)，选材的偏向性就显得突出了，除了《华佗传》外，从古代神话、寓言，《伯夷颂》到龚自珍的“万马齐<SPS=1161>究可哀”，绝大部分都是赶风趁浪之作。就这些诗文本身看，本来也值得选，但细心的读者如果将这时期的选目审察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其中没有一篇是抒情作品，因为当时一提到“抒情”，就被看作“软性”的同义语。虽然后来也选过王昌龄、陆游的诗词，内容却都是写出塞从军。第三十五期李密的《陈情表》，原是一篇著名的抒情文，《文选》所以有胆量将它选入，只是因为文中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话，等于在给这两句话找出处，可是全文却有幸露面了。
李密此表，和诸葛亮的《出师表》，欧阳修的《泷冈阡表》，为历来万口传诵的著名“三表”。《陈情表》的写作动机，如同“说明”所说，固有其处境上的原因，但是对于一个九十六岁的老人，不忍轻易离去的心情，撇开孝道，单说人情，这样的人情还是需要一点的。“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一种责无旁贷的对老人的扶养义务，就曲尽于此数语了。
欧阳修的《泷冈阡表》，不藻饰，不虚夸，只是朴素地从一二件日常案例中，塑造了一个勤求民隐，尽一切努力防止错判，避免冤狱的封建官吏的形象。“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指判死刑的囚犯)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皆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这说明在腐败黑暗、草菅人命的封建法制下，还是出了些肯替百姓死里求生的亲民之官。人命关天，他知道一个执法者应当如何对待自己的天职。现在，我们已将欧表补收进复刊后的《文选》中，这三表也就齐全了。
在第三辑中，又选过一篇海瑞的《治安疏》。
海瑞是一个举人，论功名非甲科出身，论文章也不很高明。解放前出版的旧《辞海》中，就未收海瑞。但在六○年时，正盛行“海瑞热”，连《大红袍》那样的小说，也争相借阅。而那篇《治安疏》，确也表现了一个敢于批逆鳞的诤臣风骨。接着，又选刊了魏征的《十渐不克终疏》。大家知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魏征说的(二语本出王符《潜夫论》)，而为毛主席所引用。这两句话，直到今天还可以作为格言。《十渐不克终疏》的基本论点，也还可以供治国乎天下者借鉴。我们选录这篇文章的意图，如此而已。
从海瑞的梗直又想到那位“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杨继盛。傅维鳞的《明书》即把他与海瑞合传。(海瑞大于继盛二岁)他们都上疏弹劾严嵩，上疏的目的都出于报国的热忱，结果都触了嘉靖皇帝之怒，一个下诏狱受拷打，一个被杀。继盛被杀前曾受廷杖，有人送他蚺蛇胆，因为传说服蚺蛇胆受廷杖可以不死(有些大臣也有被当场活活打死的)。廷杖就是在朝廷上公然拷打大臣，这对士大夫是最大的侮辱。继盛拒绝了，并说：“椒山(继盛之字)自有胆，何蚺蛇为！”
这些作品选刊后，广大读者喜爱它，传诵它。不料雷霆万钧的六六风暴到来了，这些可尊敬的历史老人，一霎那间，一个个变成了恶魔。株连所及，白居易的《琵琶行》，蒲松龄的《胭脂》，也成为遭殃的池鱼，因为《琵琶行》是在发泄罢官情绪，《胭脂》则在写冤狱。
今天四凶既剪，峰回路转，那末，过去的一切就让它过去吧。
上海古籍出版社继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立后，编辑同志也有机会重操旧业，几套普及读物的修订、组稿，就成为一个中心任务。可是对于《文选》，当时大家余悸在心，不免有些顾虑：由于《文选》的一部分选材是配合形势的，而形势又常在发展，到时候又要授人以柄了，因此就迁延了一段时间。经过学习，改变认识，《中华活叶文选》又在党的领导下复刊了。
限于我们的水平，对这套读物的编辑规划，目前还不可能设想得十分完备，唯有通过实践，才能逐步改进，初步想到的大致有这样几点。
爱祖国，爱历史，是当前提高民族自尊心、普及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和我们古籍整理工作者正息息相关。象上述魏征、海瑞、杨继盛这样一些人物的行动，正是使我们祖国的历史节奏更加声满人间。曾子有言：“自反而缩，(理直)虽千万人吾往矣”。所以这样的人物传记，今后仍将源源入选，待出的《文选》中，就有《宋史·陈东传》。陈东临刑时，欲至厕所，“吏有难色，东笑曰：我陈东也，畏此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仅此数语，便觉掷地有声。
从这些人物的实践上，又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对于以封建道德为核心的气节操守，它和我们民族性格中优良的传统素质，又是怎样区别怎样联系？
中国除了以四大发明著称于世界之外，在其它的科学技术的创造革新上，也是有着很卓著的贡献，《文选》的第一辑中，就选了马钧、黄道婆等的故事。黄道婆是十三世纪崖州的一个老妪，文化水平很低，但她把纺织工具和技术革新之后，就使民间的被褥手巾等生活用品也变得“粲然若写”、面目一新了。《文选》的规划中，还准备选唐代医药家孙思邈、元代水利学家郭守敬等的传记。这一部分选目，将作为《文选》的特色加以挖掘。又如关羽、张飞、程知节(咬金)、薛仁贵、包拯等，不仅因为他们是古代名将良臣，而且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戏剧色彩的人物。读了说部，再看本传，也可以增加些读书的趣味。又如庄子、孟子的文章，我们应当看作先人留下的一笔可贵的思维遗产，往往能让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携手而进艺术世界，使语言显出特有的魅力。特别是庄子，他的大脑仿佛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平平常常的一粒粟米，一撮灰尘，一到了他的笔下，便成为机智横溢、性格鲜明的怪物。反之，象秦桧、李林甫、严嵩、魏忠贤等的传记，如果篇幅允许，也将酌选几篇作为反面教材，这在一般选注本中就不容易找到。
有些诗人，在文学史上也提到他们，但单独出版选集，在目前印刷条件下，一时还排不上队，如唐代李益、清代黄景仁等的诗歌，如果酌选十余首，也还有些好诗，今后打算给这些徘徊在专集门外的作家留个位置。
还有一些人物或作品，学术界的评价尚有纷歧，《文选》想找几个典型的选入。例如最近一辑中就选了全祖望的《梅花岭记》，文中记述了史可法的就义事迹。据说“文革”期间连扬州史可法的祠宇都封闭了，真是从何说起？全氏是经学家，此文则作于文网森严的乾隆朝。文中记江都围急时，史可法集诸将而语之曰：“吾誓与城为殉，然仓皇中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以死。谁为我临期成此大节者？”文末又有“梅花如雪，芳香不染”之语，今天读来，还是要替全氏捏一把汗呢。在下一辑中，还选了多尔衮的诱降和史可法的拒降的两封书信。我们本来想选《明史·史可法传》的，就因篇幅过长而中止，其它如羊祜、岳飞、宗泽、李纲等传，也都因篇幅过长而未选。 韦庄的《秦妇吟》，文学史上提到它，选注本中却找不到它，原因不外诗中攻击了黄巢的农民起义军。但我们还是把它选进去了，如同选吴伟业的《圆圆曲》一样。一则借此给阅读文学史者提供参考资料，二则《秦妇吟》固然低毁了农民起义军，同时也揭露了官军的残暴。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在一个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战争中，即使是平民，也很难避免战争所带来的伤害。
鲁迅先生生前曾经刻过《百喻经》。《百喻经》是印度古代的寓言，我们将它和古代笑话合成一组。从这些小品中，可以看到古代人民的智慧花朵和讽刺艺术，同时，《百喻经》又是中国的翻译遗产，中印文化交流的成果。
提高人民的生活趣味，增加具体的历史知识，也是《文选》规划中的一个项目。例如有关春节、端午、中秋、除夕的节令风俗的掌故，北京、杭州、西安、南京、上海、台湾等名都大邑的建置沿革，特别是宾至如归的人民首都北京的历史，材料很多，更加可以激发读者的我土我民的“祖国爱”。
又如中国的职官、科举制度，都是研究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结构、体制者必须了解的知识，今天的青年们能够知道的已经不多。科举制度选拔了好多人才，但也培养出大批官僚与腐儒，这中间正有值得我们分析探讨的地方，不能全盘否定。至于秀才、状元之类的称谓，今天在我们生活用语中还常常提到，但它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毛泽东选集》中曾经批判了党八股，但八股的原始面目究竟如何？大家就不甚了了，原作更难找到。因此，我们除选刊《明史·选举志》外，还附了八股原文。
此外，考虑到目前各社出版的选注本数量很多，有些选材，多相雷同，因此，在选材上，今后打算适当的“避熟就生”，以免陈陈相因的太仓之粟堆积过多，这里所以加上“适当的”，意思是不能绝对化，必须选的名篇杰作还是要酌量选些。其次，对于古人的批判，当然是必要的，但象“历史的局限性”之类可有可无的混话，似乎可以不说，即是说，倘要批判，必须是针对“这一个”。
一个刊物要有它自己的性格，我们当编辑的，也应当在实践中努力自成一派。
编辑者言
金性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