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很象连环套，它们常常一环一环地互相牵引着。
我尝试投稿，始于一九二五——一一二六年间，第一个落脚点是故乡绍兴的《越铎日报》副刊。那时我是个小学教师，有些学生长得比我高，农民背后管我叫“小先生”。第一次大革命以后，《越铎》改为《民国日报》，我继续投稿。那是我自学写作过程中的“描红”阶段，但对我后来的生活道路，却有深远的影响。
我小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在乡间属于缙绅阶级一流人物，曾在上海大东书局短期工作过——我估计他不在编辑部门。乡居无聊，一九三○年春节刚过，他忽发奇想，决定到上海办一种《时事周刊》。他的想法是：上海报纸很多，篇幅浩繁，大都市节奏紧张，人们没有时间遍读，如果办一份周刊，摘要汇编七天内的新闻，就可以满足读者的需要。他自己是不读报的，因此会有这种想法。而这种似乎有理的皮相观察，正好表明他对紧迫的社会脉搏的钝感。世界历史进程的规律是交通日益便捷，信息日益灵敏，人类相互关系日益密切，而他的想法正好背道而驰：回到“断烂朝报”的时代去。那时我不出乡关一步，当然比他还要无知。他还有一种仿佛非常切合实际的想法，因为他当过小学校长，当时小学校里每周要举行一次“纪念周”，按照规定仪式，要由校长领读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还要报告时事。后者大概曾使他很感烦恼。照他设想，有了《时事周刊》，就可以照本宣科，便利非凡。如果全国小学各订一份，销路就可操左券，看来前途大有可为。
就是因为我常在报上投稿的原故，老师“慧眼识英雄”，要我到上海来协助他实现美妙的宏图。我受宠若惊，自然唯命是从。他还随身带了个本乡的农民来烧饭打杂，供他差遣。我们一行三人，在南阳桥杀牛公司附近租了一间旧式弄堂房子的前楼，在报摊上订了《申报》和《新闻报》作资料，他亲自出马，联系了一家印刷厂，一个报贩的小头脑，这就算万事齐备，可以着手创业了。这个刊物究竟怎么编，怎么让上海社会知道有这么独特的刊物，他似乎连想也没有想过。他派给我的任务是从报上剪辑新闻，再写几则短评。编、写、校对、跑印刷所，全权负责。古人说“杀鸡焉用牛刀”，老师就凭我这个初到上海的无名小卒，一个乡下的小知识分子，居然鸡刀宰牛，轻而易举地把《时事周刊》办了起来：三十二开，三十二页，外加封面封底，很象个正规的印刷品(说来很滑稽，封面题签也是我手书的美术字)。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们老坐在报摊上吃灰尘，没有读者光顾。出了五、六期，就太太平平地寿终正寝，在春申江上汪洋如海的出版物和读者群中，连一点泡沫也不曾泛起。其实，只要我们对上海这个城市有一点点常识，一点点正常头脑，再加上一点点自知之明，早就应该知道这完全是多此一举。
我的老师是瘾君子，这计划想必是他在吞云吐雾时冒出来的一个幻想，现在破灭了，但并不死心，他看到上海小报盛行，决定改办一张小报。这一回却是胸无大志，再没有什么高尚的理想，只盼望牛刀小试，能够图点小利了。一般小报都是四开的日报，我们却别开生面，是八开的三日刊，原因大概是为了“节制资本”。他也不调查研究一下，上海这类烟花丛中的小报，办报的，读报的，都是何等样人；也不想一想，我这个乡下少年，能不能编这种报纸，依然派我独支大厦，一个人包写、包编、包校。结果可想而知——只出了四、五期。现在想想，我简直禁不住佩服自己，当时怎么能够胡诌出那么些文字来填满篇幅的。这张小报的名称、内容，我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忘记得干干净净，只有一件事还留有点印象：大概就在那时候，正好发生了洪深抗议罗克主演的美国辱华片《不怕死》事件，一点小小的爱国心驱使我在这小小报上表示了对洪深的支持。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对电影发表意见，但洪深先生当然决不会看到这张稀有的小报的。
老师这才意兴阑珊，不想东山再起。他当然损失了一些资金，但依然能够雍容自在地出入于大世界一带的燕子窠里，乐不思蜀。过足了烟瘾之后，也还经常发表一些独具只眼的见解。例如在小餐馆里吃夹心面包，因为菜单上写的是“三明治”，他不知道这是洋泾浜英语(Sandwich)的音译，就说应该改成“三民治”才对，以表示他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他并不慨叹自己雄图的失败，却终于看出了我的低能，因此很有点对我责怪怨尤起来。我的低能当然是事实，我决没有替自己辩护的意思。绍兴富家雇用贫家少女当帮佣，照例只供食宿，不给工资，通称“白吃饭”。我这个包办一切的主编主笔，原也只是“白吃饭”之流，连来往的川资也是自掏腰包的。起先我还认定这是老师对我的栽培，一直心怀感激。到了此时，也就不由得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境。
生活里常有些阴差阳错的事，正当我山穷水尽的时候，却又由于幸运的误会，忽然出现柳暗花明的一境。
原来绍兴县教育局的督学田锡安，是颇有些理想和见解的教育家。一九二八年，我在故乡农村当小学校长的时候，他来学校视察，后来给这个小学颁发了“办理优良”的奖状。当时全县只有两校受表扬，我所在的学校荣居其一。这时他正在绍兴筹备创办一张专供小学生阅读的报纸，就是因为过去这点因缘，又听说我在上海编刊物，却不知道我正兵败垓下，狼狈不堪，误以为我有些编辑才能，就写信劝我为桑梓效力，回绍兴帮他办报纸，这才把我从这十里洋场上拉出了陷阱。
田锡安主办的是《儿童时报》，先是在绍兴出版，一年后搬到杭州，影响较为扩大了，改称《中国儿童时报》，以标示这是全国性的报纸。根据田锡安的理论，以为要替国家作育英才，应当在儿童时代就贯输时事教育，使他们打开眼界，宏观宇宙，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我想即使在今天，也应该承认是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主意。田锡安精明能干，《儿童时报》创办伊始，他首先揭橥主张，向全县乃至浙江全省小学征求订户，从筹集资金着手，按步就班，有条不紊。一九三○年夏，报纸创刊了：小报式的四开报纸，三日刊。第一、二版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儿童新闻”，配上一篇通俗易懂的短评。新闻从全国性的大报(主要是上海的大报)取材，因为当时新闻报道用的都是文言，须一律译成白话，综合改编，以适应儿童的理解力。“儿童新闻”取材不限于报纸，也从有关的杂志上采撷。第三版是文艺栏，发表故事、童话、诗歌之类，属于怡情悦性的东西。第四版开辟了“儿童园地”，专门容纳小读者的投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编辑、写作、改译、校对，也还是由我一手包办。除了第四版，基本上全是我的手笔。还得兼管发行。另外也只请了一个年轻的工友，办理杂务。人员编制，和《时事周刊》一样：三对三。但《时事周刊》只是一出时代错误造成的悲喜剧，我的老师仿佛是一位变种的微型堂·吉诃德，我就是他忠实的侍从桑乔·潘萨，那位农民雇工，委屈点，只好算那匹伶仃的瘦马。《儿童时报》却是一位教育家富有理想的创造性实验，我在他的指导和鼓励下愉快地工作，还有相当不差的工资待遇，是个正经办事业的样子。前后相比，情形大不相同了。在我迄今为止的社会经历中，编辑报刊占很大的比重。后来逐渐积累了经验，懂得多一些了，有的刊物也发生过较大的影响。饮水思源，《儿童时报》可以算是个起点。但我还是应该感谢那位老师，他实际上给了我一个见习编辑的机会。正是在那时，我第一次接触排字架和印刷机，第一次闻到油墨的香味。
编辑工作本身有一套艺术，在高明的编辑手下，是具有极大魅力的创作。编《儿童时报》时，我初出茅庐，能力有限，更限于物质条件，无论内容形式，都只能做到因陋就简。但人在年轻时，也真是精力旺盛，我一手包办《儿童时报》之外，居然还有余绪写些别的东西。投稿范围扩大到了浙江省一级的《民国日报》副刊。我早期的散文《龙山杂记》，就是那时留下的雪泥鸿爪。回想起来，我那时也并没有一心想当作家的意思，只觉得内心有什么要倾吐，只是想写，象着了迷一样。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时，报社已移到杭州，心里一激动，笔自然更闲不住。除了在《儿童时报》竭力鼓吹反对侵略，还向外发展，写诗，写散文，写短篇小说。其中有一篇，内容是小朋友如何抗日救国的一些具体设想，因为篇幅较长，我寄给了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小朋友》，《小朋友》很快用附册的形式发表了。我感到很高兴，因为《小朋友》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儿童杂志，附册另印一篇投稿，以前似乎还没有这种先例。我那时还不懂得生活的复杂性，完全没有料到，有高兴，也就会有烦恼。
田锡安开始对我不满。当时他有一位同乡，在民众教育馆工作，却寄宿在《儿童时报》社的，大约居中很起了些离间作用。田锡安年长而有涵养，显然嫌我心有外鹜，却并没有正面表示。——根据雇佣制度的习惯，我向外投稿，自然就是“吃里扒外”，很受雇主忌讳的，不过他毕竟是教育家，不便公然摆出雇主眉眼。但年轻人的情绪测温表是灵敏度很高的，我感到了气候正在起变化，而风暴终于默默地形成了。有一天我在拆阅读者来信时，看到夹在中间的一张明信片，那是田锡安的一个学生给他的复信，那学生也是我的熟人。信里说的是这样一件事：田锡安问他愿不愿意做文字工作，答复是非常愿意。这张明信片正象打在我头顶上的一个焦雷，我霎时间浑身发热，接着手脚都冰凉了。田锡安创办《儿童时报》是业余的，他那时的本职工作是在杭州市教育局当督学。我左思右想，除了《儿童时报》，他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文字工作要人来办。“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我经历着的，正是这种“爱上层楼”的善感季节，何况遇到了这种猝不及防的打击。我伤心极了，也愤怒极了，我觉得世界正在我脚底下崩陷。我已经勤勤恳恳为《儿童时报》工作了一年半，不想它对我竟是如此薄情寡义！
永别了，《儿童时报》！我曾经把自己的前途寄托给你，而你却这样冷酷地抛弃了我！我决定辞职，冒着失业的威胁到上海寻求生路。那是在一九三一年秋末的一天，天色阴昙，寒冬将近。但人间毕竟还有温暖的所在，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很同情我的遭遇，代我不平。由于他的奥援，我踏进了电影圈。生活无意中把我推上了一个转捩点。
在《儿童时报》接替我工作的，正是田锡安的那个学生，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
在编《儿童时报》时，我每期都发表一首诗歌，到上海后，略加选辑，寄给了和《儿童时报》有联系的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由他介绍给儿童书局，于一九三二年印行，这就是《月亮姑娘》，我的第一本书，混合着快乐和酸辛的纪念品。署名高季琳。隔了一年，——一九三三年，我为《儿童时报》所写的童话和短评，也在新中国书店出版了两本小册子：《蝴蝶的故事》和《小朋友讲话》。
二十几年以后，世代更新，我也已经受了多少风霜雨雪，中年将尽了。有个偶然的机会，在南京的一次宴会上遇见陈鹤琴先生，我诚恳地感谢他对一个年轻人的帮助，说明我的第一本书是由他介绍出版的。他白发童颜，笑得很高兴，说他完全不记得有这回事。但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不久以前，听说田锡安先生在杭州逝世。我感到惘然。这并不是一位全国知名的教育家，但的确是很有见地的切实的教育工作者。他对我曾有过知遇之情，有过赏识和信赖，如果没有那一次对我感情上的伤害，我大概将和《儿童时报》相始终，我后来所走的也许会是和现在不同的另一种道路。人生的际遇有时也真是难说。前尘如梦，一切都过去了，伤痕也早已愈合，他对我的好处，我也一直没有忘记。我们在漫长的人生道上，常会有这样的经验：有些事你竭力想记住它，过后却在记忆中逐渐消失了；有些事你并不想有意记取，却总是难于忘记。据我知道，《儿童时报》遭受过不少艰难曲折，在抗战期间，流迁浙闽，辗转东南，直至抗战胜利，才迁返杭州，坚持十九年，直到全国解放。——我不完全了解，为什么解放了，它反而停刊了。这对我是一个谜。但我想，在中国儿童教育史上，或者新闻史上，应当会有它的一席之地。无论如何，这总是个有意义的尝试。我期望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们的教育家、文学家、新闻出版家，会送给我们下一代一件宝贵的礼物——一张彩色精印、图文并茂、内容丰富、趣味高尚、眼界开阔，适合儿童心理而没有各种僵硬的教条戒律的儿童报纸！我相信，这将是一个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好方法。
我借“文字生涯第一步”这个题目，向读者倾诉这些早年藐乎其小的悲欢得失，只是为了向过去告别。对年轻的读者，在这一点上也许不无意义：有些青年在工作岗位上漫不经心，不满于自己的处境，而总是有安安稳稳的大锅饭可吃。而不知道过去的一代人，想兢兢业业地保住一只饭碗是多么困难。但我也还有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人目的：《月亮姑娘》和其它两本小书，经过几十年的沧桑变幻，早已流落人间，无影无踪了，我很希望有这种幸运，在热心的读者中获知它们的下落。它们尽管不成材，毕竟是我心灵中最初孕育出来的婴儿。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九日
柯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