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举个例子。前些时候，中央人民电视台播放了连续电视剧《安娜·卡列尼娜》，想不到引起了一场争论，有的同志根据他们的严肃的道德观念，甚至认为根本不该播放这么个电视剧。很有意思的是，早在《安娜·卡列尼娜》问世以前的五个世纪，卜伽丘在他的故事里已经塑造出一个安娜式的妇女形象了，那就是《十日谈》第二天故事第十——我们可以称之为“海盗与丈夫”的故事。两位女主人公的境遇、行状，很有可以比较得起来的地方。这样，这两个作品，尽管一个只是“小小说”，一个是长篇巨著，向读者提出来的问题，必然会带有某种共性。我们给予这两个作品的评价，彼此之间也必然会有某些联系；换句话说，评价两种作品的原则，必然会或多或少，建立在一个相同的基本概念上。
“海盗与丈夫”这个故事，在《十日谈》故事集中，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接触到评价这个故事集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的讨论很可以从这里开始。
我们今天怎样正确评价《十日谈》，症结在哪儿？我看不在于作者讲了一些人情味很浓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例如“洗冤记”(第二天故事第九)，也不在于那些以喜剧性的手法揭露了天主教会的某些阴暗面，象反蒙昧主义的故事：“瘸子求医”(第二天故事第一)，等等；症结该是在于：作者还用很大力气反对天主教会的禁欲主义，因此有些故事不免写到男女关系上去，你们教会口口声声叫嚷禁欲，道貌岸然，我偏要揭发你们在背后尽干些什么样见不得人的事——你们要人家禁欲，原来自己却在纵欲！你们拿“神爱”(对上帝的崇拜)来压制“性爱”，我偏要大写特写男女之间的爱。为什么不许人间有七情六欲？当然，其中有个别故事写得并不高明，肉欲气息过于浓重，近于颓废的享乐主义，在当时就没有多大价值，这些是书中的糟粕，我们暂且不谈。有些故事在当时的确有反禁欲主义的进步作用，象“海盗与丈夫”，而今天读来，却觉得写得粗俗了些，甚至粗野了些，感到不大容易接受——我们的道德观念通不过。这是说，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似乎产生了矛盾。这里就是症结所在，这里就提出了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去解决。怎样正确评价其他欧洲古典文学作品(例如《安娜·卡列尼娜》)，恐怕也有这样一个问题：评价的标准究竟首先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上呢，还是首先建立在今天的道德观念上？
我认为，我们研究古典文学作品，从思想性这一方面来说，恐怕不能要求古代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达到我们今天可能达到的水平；拿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衡量昨天，要求生活在昨天的人们，在我们的道德标准面前是无可非议的，有时候并不一定妥当。人类社会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社会发展史。后一阶段的历史是前一阶段历史的发展的结果。历史上的昨天包含着今天的萌芽；而我们的今天，又将作为历史的一部分，伸向明天。历史的发展既有扬弃，又有继承。人们往往用滚滚的大江来比喻历史长流；但我觉得，如果用二十世纪的科学成就，把人造卫星送上天去作为比喻，也许更贴切些。卫星上天，需要三级火箭。第二级火箭是第一级火箭的扬弃和继承(抛弃用完了燃料的第一级火箭的外壳，继承它的推动力)，第三级火箭又是第二级火箭的扬弃和继承；它终于以每秒七点九公里的速度把人造卫星送进了预定的轨道。你不能说，我只要这最后的第三级火箭，前面两级火箭都可以不要，因为第三级火箭的巨大推动力量是积累了前面两级火箭的推动力量、自己又再加一把劲而得来的。这一点很明显，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如果从今天所能达到的高度去否定昨天的高度，把我们今天的道德观念作为衡量历史的标准，那就会把历史的发展理解为一系列的否定过程。后人否定前人，今天否定昨天。古人有一句话：“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那么非常合乎逻辑的，到了明天，我们今天的所想所为，以及我们今天用以衡量历史的那个道德标准，尽管我们自以为是一把标准尺子，也免不了被我们的子孙全部否定。(不要忘了，道德观念也是历史的产物，同样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啊。这样的结果，人类的几千年历史，势必成为一部一团漆黑的历史。“四人帮”那个时候的历史观，不正是这样吗？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这样的。恩格斯就曾经驳斥了杜林“因为希腊文化是以奴隶制为基础而嗤之以鼻”的那种反历史主义观点。他说：“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①
恩格斯还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革命导师的这些话对于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谈谈“海盗与丈夫”的故事了。女主人公也象安娜一样，正当她象一朵鲜花刚开的时候，就由家长包办，嫁了出去。卡里宁比安娜大二十岁；而她的丈夫更糟，是个比她大几十岁的老头儿，当然，同样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体面人物，是个法官。她和丈夫之间，也象安娜和卡里宁之间一样，没有一点感情，只维持一个冷冰冰的夫妻的名义罢了。在那样一个家庭里，她得不到一点幸福；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但是精神上很苦闷。那个形同枯木、身子虚弱的丈夫向宗教求救，企图拿天主教会的禁欲主义来压她。用种种宗教上的清规戒律，心安理得地要求他的妻子为他牺牲青春的幸福。他那年轻的妻子就象安娜对于卡里宁一样，只是他生活中一件美丽的点缀品而已。
当她不幸被海盗劫掠到船上，使她从那些数不清的宗教禁忌日中解放出来时。就象安娜碰上了沃伦斯基，在她们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个转机，仿佛在沙漠中出现了绿洲。她也象安娜一样，为了追求她所理解的人生的幸福，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家庭，连自己的名声也顾不上了。她敢于向当时的社会挑战。她的丈夫好不容易寻访到了海盗，愿意拿出一笔钱，把妻子赎回去。谁想在丈夫和海盗间，她宁可选择海盗做她的情夫。她对丈夫说得很干脆：“我觉得在这里倒是做了妻子，在比萨只是做你的姘妇罢了。”
按理说，不守妇道的女人，应该受到谴责，作者却把同情倾注在这样一个女人身上，受到无情嘲弄的，反而是那个作为封建家长的丈夫。作者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
当时，建立在买卖婚姻上的家庭，受到了欧洲天主教会的祝福和保护。在教堂里用隆重的宗教仪式举行的婚礼，给封建婚姻涂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天主教会不容许它所批准的“神圣的结合”遭受到破坏，即是说，它不容许离婚。因为它不容许它凭借神权在人间建立起来的“永恒秩序”，遭受到任何破坏。当时的妇女，作为买卖婚姻中的牺牲者(象女主人公那样)，只有从不合法的爱情中，得到她们所渴望的人生的幸福。正是从这种不合法的爱情中逐渐引导出近代人的观念：婚姻必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样，我们岂不是可以说：正是从古代“不道德”的爱情，产生了现代婚姻中最基本的一个道德观念：即必须把婚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
这也许可以说明，历史上有许多有进步意义的东西，往往一开始只是以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文学史上，欧洲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进步意义，就是表现为对于统治阶级所宣扬的“永恒的秩序”的怀疑，以至对于冷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激烈否定。这是因为事物发展的过程，只能是一个螺旋形的前进上升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总是先由肯定的阶段走向否定的阶段；然后，随着历史条件的逐渐成熟，一个正面的先进思想终于被提了出来，它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事物就是这样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不断向前发展着。
恩格斯在谈到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学时，对于封建骑士的风流韵事并没有加以谴责，而认为现代的恋爱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又这样指出：“从这种力谋破坏婚姻的恋爱，到那务期给婚姻奠立基础的恋爱，其间实相隔有一条很远的路程，这条路程，武士们是不能走到底的。”②
这就是说，从对于封建买卖婚姻的否定到正面提出正确的恋爱观，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刚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变过程中的《十日谈》，也就是这样；它没有能力指导我们今天的青年怎样去建立一个正确的恋爱观，然而对于什么是丑恶的，违反人性的，它的确有深刻的感受；值得称道的是，它嫉恶如仇，挺身而出，与之作斗争，对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东西，作了勇敢的否定。
前面所说的女主人公抛弃她的丈夫，而宁愿和海盗——她的不合法的情夫——生活在一起，这一行动的意义就在于：建立在买卖婚姻上的家庭被她勇敢地否定了。这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破坏婚姻的恋爱”。应该看到，在这一否定的行动里包含着历史上的进步意义。
对于历史上的否定，我们作出肯定的评价，当然是因为它曾经否定了那些应该被否定的、不合理的东西。历史在不断向前发展，昨天的旧社会已经被推翻了，如果有人还盲目地拿古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至上主义作为学习的榜样，在今天新社会中也来个“破坏婚姻的恋爱”，那被他们所破坏的，也许正是合理的、大家应该自觉遵守的东西。我们当然不容许这样做。这是一种要不得的“时代错觉症”。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尊重历史，不要因为今天新社会中是不容许的，就不能容忍几个世纪前，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曾经发生过这类的事，而忽视了它可能具有的历史上的进步意义。
自从卜伽丘的《十日谈》问世以来，到托尔斯泰写下《安娜·卡列尼娜》这部杰作，已经整整五个世纪过去了，可是当时俄罗斯的妇女的命运并没得到改善，她们仍然是买卖婚姻中的牺牲品。安娜为了追求爱情的幸福，从家庭出走，仍然是对于建立在买卖婚姻上的家庭的否定，仍然是中世纪那种“破坏婚姻的恋爱”的重演。当然，《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几十万字的巨著，又出之于象托尔斯泰这样一位伟大作家的手笔，它所反映的广阔的社会面，它所具有的深刻的社会内容，不是《十日谈》中短短一万字的小故事所能比拟的。
安娜刚十七岁的时候，还没有什么人生经验，就由姑妈作主，嫁给了她一点不了解的卡里宁。她曾经尽力爱过她的丈夫，得出的痛苦的结论却是：“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爱！”她终于了解他了，了解得太透彻了：“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八年来他窒息了我的生命，窒息了我身上一切有生气的东西，他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生活的女人。”
为作家所深深同情的女主人公，是那样生气蓬勃，感情丰富得快要溢出来似的；而她必须与之生活在一起、称之为丈夫的那个男人，却是这么一个冷酷、虚伪、灵魂空虚的家伙；他不是人，他是一架运转得非常好的官僚机器。我们要看到，安娜所追求的，不仅是她看得最宝贵的爱情，同时也是在那个使人窒息的环境里，追求更鲜明地体现自己人格的个性解放啊。
不懂得什么叫爱的，不仅是她那个丈夫，还有以她丈夫为代表的那个冷酷、虚伪的俄罗斯上流社会。实际上，安娜的存在是为作家打开了一扇窗子，提供一个最方便的角度去观察那个“黑暗王国”——俄罗斯上流社会。这里有一个不幸的女人，她把一切豁出去，为了她所渴望的爱情。在爱神的祭坛前，她献上了她的家庭、名誉、社会地位，甚至割舍了自己最心爱的儿子；然而她所祈求的爱情并不存在于那个时髦的上流社会里，或者说，没法在那样一片乌烟瘴气的环境里抽芽发叶。她跟那个社会挣扎、斗争，然而又跳不出她的社会圈子；她引以为知音、寄托着她的痴梦的那个情人，本是上流社会的一个纨<SPS=1575>子弟。正因为她并不是在逢场作戏，玩弄感情，而是真诚地把爱情当作人生的理想来追求，这就违反了上流社会的生活准则，动了公愤，她终于得到了惩罚。她那美丽而年青的生命以悲剧告终。她这是在缘木求鱼啊。失败是注定了的，所以是个悲剧。作家通过她的毁灭，不仅批判了没有爱情基础、建立在包办、买卖婚姻上的家庭，而且揭露了整个冷酷、虚伪、道德败坏的俄罗斯上流社会。
女主人公从家庭出走——不是无颜见人的私奔，而是理直气壮地公然出走，这一主题一再在西欧古典文学作品中得到表现。我们不妨再举一个妇女的形象来，那就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不同于前面两个女主人公，娜拉是爱她的丈夫的，而且一直相信丈夫也是爱她的。她的家庭，从她周围的人们看来，是一个温暖、舒适的家庭；对于安娜她们，这样美满的家庭也许可以叫她们心满意足了吧。事实上，娜拉自己也的确心满意足。她只稚气地盼望，有一天忽然出现奇迹，需要丈夫奋不顾身把她救出险境，好证明他对她的爱，是完美无缺的爱；她自己就曾经经历过一场考验——为了把丈夫从病魔的掌握中救出来，她毫不考虑自己会承担什么样可怕的法律责任。后来，那个关键性的时刻果然来到了。不幸奇迹却没有降临，反而把娜拉的家庭美梦打破了。她这才看清楚了丈夫的面目。她感到她是和一个她所不了解的陌生人共同生活了八年。她丈夫辩白道：“你是我世上最爱的人了。”她摇摇头说：“你从来没有爱过我，你只是感到和我谈谈爱情是很有趣的事儿罢了。”
丈夫提出了妇女的最神圣的责任，即妇女对于丈夫、对于孩子的责任；而娜拉却回答说：她还有一个同样神圣的责任——“对自己的责任。”旧世界里的围着丈夫、孩子打转的妇女在这里发出了她们的最强音，而全剧的主题思想也显然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按照娜拉的想法，一个妇女在家庭里没有独立的人格，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爱情的。她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只是做一个讨丈夫喜欢的家庭玩偶。于是她毅然离开了她那个舒适的家庭，去闯一条新的人生道路，——追求妇女的独立的人格。这就是娜拉向自己提出的神圣责任。
可是，在旧社会制度还没改变之前，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还没有得到保障之前，妇女要求和男人处在平等的社会地位上，谈何容易，只是一种没法实现的空想罢了。娜拉从家庭出走，自己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很可能她在社会上到处碰壁，最后不得不仍然回到原来的家庭里去。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归根结蒂，我们今天肯定《玩偶之家》这个戏剧的进步意义，不是在于娜拉的出走本身(因为它不解决问题，所以没有很大的实际意义)，而是在于通过她的出走，对于那种笼罩着一层温情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否定，因为那种家庭温情、家庭幸福，是以妇女在她那个小天地里，为之甘心牺牲自己的独立的人格作为代价的。
这样，我们在西欧的文学史上，看到了三个从家庭中出走的妇女形象。卜伽丘笔下的女主人公出现得最早，离开今天差不多有六个半世纪了。她追求的无非是青春的欢乐，生理上的满足，我们今天看来，这样的人生目标未免太低了吧；但是在西欧文学作品中，她也许是第一个公然站出来向旧社会道德挑战的女性。封建婚姻的丑恶，天主教的禁欲主义的违反人性，都在她那个干瘪虚弱的老头儿丈夫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从那样一个丈夫的家庭里出走，她并不认为自己干了什么不光彩的事。在当时，她可说是一个新女性，很不简单；凭这一点，我想我们不应该对她有过多的指责吧。
安娜和沃伦斯基间的爱情，跟他们周围的轻浮的调情比起来，多少有所不同，对于旧势力有一股冲击的力量。尽管沃伦斯基是个花花公子，但是来到安娜面前，他的人格多少受到了感化，使他在一阵热情冲动中，忘却了他原来只是想征服彼得堡最美的贵妇人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有那么一段时期，他进入了他扮演的多情种子的角色。当然，和我们今天所要求的建筑在一个共同理想基础上的爱情比起来，安娜所醉心的那种爱情(即使她当真找到了永不变心的情人)又算得什么呢？但是托尔斯泰要留在读者心目中的安娜，分明是一个美丽、善良、热情的妇女的形象；她原是可以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甚至会发挥她的才华为社会服务(只要给她机会，人们也许会发现，她是一位少见的优秀女演员)；她原是应该受到她周围的人们的爱慕和敬重的；然而她处身的那个冷酷、罪恶的俄国上流社会把她毁灭了。她的悲惨遭遇是值得同情的，也是发人深思的。不要说，这叫做自作自受；不要说，这是死不足惜。要看到，当安娜纵身往铁轨上跳下去，熄灭自己的生命的火焰时，她是在向那个罪恶的旧社会提出了悲愤的抗议。她的悲剧应该有它深刻的意义，那就是对于旧社会的强烈否定。在那个旧社会里，每天都在发生着大大小小的悲剧，而安娜的悲剧，由于天才作家赋予了巨大的艺术魅力，是其中特别令人感动的一个。
娜拉的从家庭出走，意义就和上面两例不同。爱情不是《玩偶之家》的第一主题。她和丈夫之间，首先的问题还不在于有没有爱情，而是妻子和丈夫是不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妇女的人格高于妇女所珍惜的爱情。所以娜拉的出走，已不是对于建筑在买卖婚姻上的家庭的否定，而是对于以传统的夫权思想为基础的家庭的否定了。在那样的家庭里，妇女不过是丈夫的附属品罢了；丈夫对妻子的爱不过是妻子在丈夫跟前所能讨得的欢心罢了。娜拉往前跨出了一大步。她是我们谈到的三个女主人公中最强的一个。她不是从一个家庭走到另一个家，从一个男人身边走到另一个男人身边；而是从家庭出走，走向社会。然而她还是有局限性：她不能够把妇女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结合起来，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命运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如果不是着眼于她在前进的道路上，比以前的姐妹们走得更远些，而是只看到她的不足之处，她所没有能跨越的高度，那么即使象娜拉那样一位值得称道的女性吧，因为有她的局限性，也还是要被否定了。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我想主要看他是否走在他同时代人们的前面，做了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而不是拿在当时的条件限制下，他所没能做到的事来批判他。列宁就说过这样一段话，很值得深思：“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③
怎样正确评价离我们的时代比较远的古典文学作品，我想应该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吧。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昆明，在外国文学教学会议上的发言，六月三十日整理成文。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三第220页。
② 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73－74页，一九六二年人民出版社版。
③ 见《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0页。
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