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在《<第五纵队>与最早四十九个短篇小说》一书的前言中曾谈及他写作《第五纵队》一剧的经过。他说，“这个剧本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天和初冬时写成的，当时我们正期望一次大反攻。这一年，中央前线的部队计划三次重要的反攻。其中之一在勃罗奈一带进行。这一战役起初打得很漂亮，但以血战和不分胜负告终，我们于是等待其他两个反攻计划之一的开始。不过这两次反攻始终没有实现，就在我们等待的期间，我写了这个剧本。
“这一剧本之取名为第五纵队，因为根据一九三六年秋天叛军的宣告，他们有四个纵队向马德里进军，而在马德里城中的叛军同情人，便从后方袭击马德里的保卫者，则成了他们的第五纵队。如果第五纵队内的多数人如今都已在战争中死去，这些人是并不亚于在其他四个纵队中死去的人，他们是同样凶险、同样决心一死的。”
曾经有人因海明威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简单地把他视为民主的斗士或反法西斯的英雄，这实在是一种对海明威的讽刺。老实说，过去我也是这样看待他的，逐渐我却产生了怀疑。如今离开海明威故世整整二十年，他的传记发表了，他妻子玛丽·威尔什所写的回忆录《事实真相》出版了，今年他的书信选集也印行了。从这些著作以及其他有关的批评论文里所显示的海明威，和他作品里所表现的哲学观点，我们不难把二者合成一个本色的海明威。他可以说是一个自封的“英雄”，而这个英雄却是游离于现实世界的。海明威写西班牙内战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鸣》最足以代表他对西班牙内战的态度。
本书里所收集的故事，仔细读来，你总感到这些以第一人称写的东西，似乎缺少一些什么。故事不能说不动人，艺术上也不能说没有魅力，但是缺少些什么呢？在这次修订和重译时，我逐渐参悟出这个缺少的东西，就是海明威内心对这些故事及人物的感情。文章有独特的风格，异常简洁纯朴的语言，就是缺点儿热情。抒情而不问是非，参战而驾于战争之上。在这些故事里，这个第一人称的“我”只是个目击者，海明威象写新闻报道一样，把故事讲得头头是道，把人物写得生动如实，可是他自己却又显得那样漠然，那样无动于衷。《告发》中的老侍者要检举那个混入革命队伍中的法西斯分子，他想从“我”那儿得到行动和精神上的支持，但他得到的回答，则是“事不关己”的冷漠。固然，“我”最后还是提出可以把检举的责任归在自己身上，但那只是由于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名“好汉”，事情还是在于求心之所安而已。《蝴蝶与坦克》中对那个以香水喷人作戏的市民，这个“我”没有把市民的可怜结局，视为一出“悲剧”，而只作为一件蝴蝶撞坦克的有趣事件看待，写出来是为了供人谈助。《大战前夕》里的那个坦克手，“我”似乎对他同情，但却透露出一种宿命论的无可奈何的调子。这种宿命论不但是对坦克手而言，对一次反攻，甚至对西班牙内战的前途也作如是观。这三篇是写却柯特酒吧的一组。至于《在山岗下》，“我”称颂了战场上的一个逃兵，说他是个“好汉”，说他“断然脱离这次反攻，带着非凡的庄严”。《桥头的老人》“我”只能让这位无力逃避战争的老人托命于“好运气”了。当我们读这些故事时，你可以看到海明威那双冷漠无情的眼睛，正注视着在西班牙内战中发生的一切，从而你的心也就和他的眼风一样，沉入冰点。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怀疑海明威是否真正是民主的斗士和反法西斯英雄的理由，当然我也完全不否认海明威在帮助西班牙内战政府军时的正义动机。
参加过内战的西班牙文学批评家阿图罗·巴雷亚在《不是西班牙，而是海明威》一文中，对海明威的冷漠问题作了无可争辩的答复。他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明威饱受心灵的创伤与折磨，一直无由自拔，其后他在西班牙斗牛场上的兽性与残暴的竞技中，找到了一块遁世之地。一九三七年初，他就是怀着这样一种不安的心情，重新回到他过去所熟悉和热爱的西班牙的。虽然，“海明威喜欢在酒吧间里和士兵们混在一起，而不爱和自命不凡的左翼知识分子来往。……在弹痕累累的弗罗里达旅馆里，在外国记者、休假的国际纵队军官、五光十色的游客和妖艳的女人中间，他过的是一种并不那么真实的战地记者生活。他能和西班牙人熟练自然地交谈，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分享过他们的生活，不论在马德里，还是在战壕中”。
“再说到西班牙，海明威能够真实地、艺术地描绘他从外部看到的一切，但是他想作进一步的描绘。他希望分担西班牙的斗争。由于他和西班牙人没有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生活和共同的痛苦，他就只能根据他所熟悉的西班牙形象，在想象中把这一切塑造出来。……”
“所以，我认为，海明威小说的内在的失败——在文学创造中反映西班牙战争的失败——是由于他虽然想当一个参加者，并以参加者身份来写作，他却一直是个旁观者。然而，旁观者是不够的：要真实地写作就必须生活，而且必须感受到你所生活的内容。”①阿图罗·巴雷亚此文，是评论《丧钟为谁鸣》的，但我认为这也可以拿来评论海明威其他有关西班牙内战的小说。《丧钟为谁鸣》问世以后，美国批评界曾热闹了一个时候，有的著文捧场，认为这部小说是海明威的传世之作，但也有人浇了冷水，认为写得并不怎么好，还不及他写的一些短篇小说，如此等等。不过我以为说得最持平的，还是巴雷亚的文章，因为他说出了海明威作品中的基本态度：尽管他可以对一人一事一景写得精确无比，但他只是一个可靠的报道人，而不是一个与小说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人，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旁观者。我以为在这本集子里，真正对海明威有切肤之感的文章，只有一篇，那就是我以之为代序的《哀在西班牙战死的美国人》。在这篇不到一千字的文章里，海明威以诚挚的语言，动人的笔触，哀悼那些为反对法西斯、为保卫马德里民主政府的死者们。可是海明威为之悲痛、关切的是去支援西班牙人民斗争的美国人，而不是为了自己求解放的西班牙人民。
也许读者们会讪笑我的出尔反尔，过去把海明威捧为斗士、英雄，而现在却又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向，把他视作一个冷漠得可怕的旁观者。但我想，我看待这一个人的过程，正说明历史发展对我所起的作用，如今我已看出海明威的弱点(即使看得可能不正确)，而不把自己的意见写出来，那是对不起读者的。
那么，我又为何厚爱于海明威，而还要重译他的戏剧和小说呢？这里有我对海明威的偏爱，也有对他艺术的倾倒的因素在内。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开始，我视西班牙人民掀起全世界争民主的浪潮为人类的希望。那时中国正在遭受日帝的侵略，我认为西班牙人民的斗争，也就是中国人民的斗争，因此我的身心经常为西班牙内战的形势所左右，政府军推进一个山头或马德里的一条街，我为之欣喜；他们的后退一步，我为之忧愁。到了一九三七年，我偶然在书店里买到一本厄普顿·辛克莱写的《不许通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关保卫马德里的小册子，我读了又读，为之流泪，为之振奋，而且更坚定了我对西班牙人民的同情。其时，日帝在华北发动了“七七事变”，而后战火又蔓延到上海，“八一三”的炮声真正揭开了中国的抗战，无形中就把西班牙内战和中日之战联系在一块了。中西两国人民都是国际法西斯主义的牺牲者。我一有空暇就翻译《不许通过》，我想这是本对我国抗战有帮助的文字。但在一九三八年初，我以一个偶然的机会，竟到了香港。虽然我人到异地，但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后，日帝在闸北所燃起的熊熊大火，却始终在我的胸头燃烧着。有一天我在香港摆花街的一家小书铺里看到了海明威的小说《告发》，我为小说的故事所感动，以后我又得到了其他两篇小说，我决心把它们翻译出来，因为这样的文学作品，对于我们鼓动中国人民抗战，也是有好处的。
我爱上了海明威，其实那时我仅仅读过这三篇写马德里却柯特酒吧生活的小说，至于读他另外的作品，则是在一九四一年到重庆以后的事了。海明威是个文体家，他的行文非常简洁、质朴，他排除了一切用以渲染故事中人物情绪与行动的华丽词藻。他要读者直接从人物的语调里把握人物的情绪和必然的行动，他不愿以作者的身份对故事中人物横加限制或演染成浓得化不开，从而影响读者；他要求读者从他的白描手法里，直接去体味或推想故事中人物的形象和感受。这就给予他的作品以一种独特的具有艺术魅力的风格。他在行文中对于使用形容词句可以说是最吝啬的了，他把全力集中于人物的对话，从对话中透出人物的情绪与行动的变幻，气氛的浓淡。评论家认为他的散文一扫十九世纪小说家那种冗长繁琐的文风，而开创了一个新天地。如以《哀在西班牙战死的美国人》一文而言，他只写了躺在西班牙土地里的死者，用“冷冷地”②三个字便寄托了他对于这些死了的英雄们的无限哀思，令人感动，令人怀念；这也可看出他炼字的功力了。这种惜墨如金的笔触，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揣摩的。而这本集子里的故事，虽已早成陈迹，但海明威毕竟反映了当年西班牙人民为保卫民主传统而流尽鲜血的史实，对我们今日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事业，也还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因此我还是加以重译出版。
也许这只是我的怀旧病，但愿我没有白费时间。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日
(《第五纵队及其他》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 引自董衡巽编选的《海明威研究》。
② 全句是：“今晚死者们冷冷地睡在西班牙，他们会整个冬季冷冷地长眠，因为土地和他们躺在一起。”
冯亦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