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承制作者自己出钱印书的出版社，英文名词为“虚荣出版商”(vanity press)，含义似乎很切合。“虚荣出版商”一向被美国文艺界与出版界所藐视，可是近来已慢慢地令人刮目相看起来了。这是因为商业性出版社的购稿条件苛刻，大学出版社缺乏经费所致。通常藐视“虚荣出版商”的作家与学人，于几度被退稿碰钉子后，亟欲出示自己的作品，不得不自掏腰包，找“虚荣出版商”来出书。
美国的出版商大致可分为这么三类：一、传统的商业出版社：选稿购稿以盈利与高质为标准，希望所选出版之书不但不会亏本，而且会畅销赚钱；不但质量高，而且会提高出版社的声誉。二、大学出版社：受校方津贴，目的并不是赚钱，而是出版普通读者没有兴味的学术书。所出之书，销售不多，但是教授作者可持书作为他学术研究的证据，于每年评级时有所帮助。(请参阅本刊总第三期《不发表就发霉》一文)三、“虚荣出版商”：不管你是张三李四、阿狗阿猫，只要有钱，便可找“虚荣出版商”承印自己的书。这类书出版后，只能送自己的亲友，市上书局不会代售，而书评杂志根本不理“虚荣出版商”的出品。也有罕有的例外。二十余年前我曾遇到一个青年作家。他的小说有独特的风格，但到处投稿不成，发愤而自己出钱请“虚荣出版商”出版一本小说集。他的运气好，一位书评家偶然看到此书，加以好评，他突然身价百倍，不但《纽约人》杂志接受他的作品，而且出版商也自动来找他。当然，他的作品确是出色，只是当初没有人能欣赏罢了。这位作家名詹姆斯·波地(James Purdy)，并不是多产作家，可是在文学界很有声望。
“虚荣出版商”近年来的生意大增，很与美国的一般经济情况有关。物价的高涨，出版成本的昂贵，使一般读者对取价十五元、二十元的新书望而却步。这就造成两种现象，一是廉价劣纸的平装书出版商的蓬勃兴起；一是传统出版商的选稿购稿的标准更加严格。例如，在过去，出版商尚可冒险出版前途有望的初作小说家的作品，或盈利不大的严肃文学作品，现在则更加挑剔，非确知此书能够大量赚钱不可。
传统出版商的挑稿标准既严格，不少被拒的作者不得不求助于“虚荣出版商”。近来的征象显示，用这种方式出版的，知名之士也越来越多，包括外交界、教育界、科学界人士，自掏腰包的费用，自五千元至二万元不等。“虚荣出版商”的任务包括编审原稿，封面设计，排字印刷，有限的广告宣传。
试举一个例子：去年萨尔瓦多的内乱成为国际重要新闻之时，曾于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年间任驻萨的美国大使弗兰克·狄凡恩以为有机可乘，立时赶出一部回忆录：《萨尔瓦多：围攻下的大使馆》。可是也许此公不善写作，他的主题虽很合时，好几家出版商都把他的稿件退回。他一气而找梵太极书局(Vintage Press)出版，付费五千元。六个月内他成为一个作家，可以引以自豪，可是他的本钱不一定捞得回来。
梵太极书局是美国三家最大的“虚荣出版商”之一。其他二家是阐明书局(Exposition Press)与陶仑斯公司(Dorrance ＆ Co.)。这三家每年出版书的总数达一千种，都是作者自己出费用。它们的生意完全依靠投稿无效、出版不成的作者们的虚荣心。它们常在文学杂志与书评杂志登广告找生意，相信不少读者都是有发表欲的“未来作家”。
“虚荣出版商”所出版书籍的题材也包罗万象，有初作小说、诗集、传记、自传、家庭史、自助书等等。可是正如前所述，由于传统出版商的唯利是图的取稿态度，不少失望的作者如教育家科学家等也要自费出版。这样的风气反而提高了“虚荣出版商”出书的质量。例如，通常应由大学出版社承受的学术书，由于学校缺少津贴，无法出版，作者乃不得不转向“虚荣出版商”找出路。
这类自掏腰包出书的学者们不乏知名之士，这里且提几个：
曾任美国经济学家协会主席的康乃尔大学教授摩立斯·柯柏伦。以前他的著作都是大学出版社出版。
亚利桑那大学生化学教授瓦拉斯·福勒，哥仑比亚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副教授弗立德·叙纪柏，曾由传统出版商出版过他们的著作。
伦敦《每日电讯报》科学记者阿德林·倍雷，他是牛津大学出身，曾由美国传统出版社出版二本非虚构的作品，其中之一名《未来一万年》，共曾销售五十万册。
南方摩尔霍斯大学校长本杰明·梅斯。
前纽约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乔治·史多达。
我举上面几个名字，不过要表明，这些知名之士以前至少可以获得大学出版社支持，现在也不得不自掏腰包。
“虚荣出版商”的主顾甚至包括企业公司，为他们承印宣传性的公司历史或老板传记等。此外，外国学者与教授们，特别是非洲国家，因为本国没有大学出版社，也被美国“虚荣出版商”的广告所吸引。在过去两年来，阐明书局就出版过八部非洲各国学者的书，作者包括现任利比里亚驻美大使约瑟夫·关纽。三年之前，墨西哥驻联合国代表古埃伐斯也雇请梵太极书局出版一书。
除了上面所述的成名小说家詹姆斯·波地之外，另有一个成名的是曾于一九七三年及一九八一年获得全国诗奖的诗人A.R.阿蒙斯(A.R.Ammons)。他的第一本诗集就是于一九五五年自资交陶仑斯公司出版的。现任的美国教育部长T. H.贝尔所写的几部书都是由阐明书局出版。可是这也可能是文化知识界对他蔑的原因。一般意见是：他所著之书如真有价值，便用不着自掏腰包出版。当然，这也可证明里根总统挑内阁人选缺乏见识。其他靠求“虚荣出版商”的名人包括曾获一九三七年诺贝尔医学奖金的生化学家亚尔倍·辛特一乔其(Albert Szent－Gyorgyi)，及曾获一九二七年普立策文艺奖金的埃莫里·霍洛威(Emory Hollo－way)。后者以诗人瓦特·韦特曼传记而获奖，但此后很不得意，要出书不得不找“虚荣出版商”。
在商业盈利的社会制度中，即使成名的作家也慢慢地发现要自掏腰包才能出书。以诗为例：诗集根本没有销路，商业出版社很少甘愿下资出版诗集的。美国有什么诗集出版都是受津贴的。无名诗人如要发表作品，便不得不找“虚荣出版商”(偶然发表一首小诗的文学杂志也少得可怜)。
陶仑斯公司成立六十年来，一共出版过六千余种自费书，其中约有八百五十本是诗集。出版费用则视书的厚薄，纸张质量及装帧而定。通常一本诗集，三十二页，载二十六首诗，精装，双色书套，费用约三千元。长篇大论的小说或非虚构作品，非一万至一万二千元莫办。
一般的印书费用是七千至七千五百元：约印四千本，每本一百六十页，精装，双色书套。作者可以分期付款，但须在出书之前全部付清。每本书出售后，作者可获零售价百分之四十的版税。这就是说，每本如定价十元，四千本完全售出，作者可取一万六千元。可是这是做梦。“虚荣出版商”所出版的书很少有人购买。有的甚至一本不销，有的则由作者自己承购下来赠送亲友，在经济上等于是双重的负担，可是作者至少可将印了自己姓名的新书向亲友们炫耀。“虚荣出版”的名词即出于此也。
“虚荣出版商”招徕生意的广告往往用“百分之四十版税”一词来吸引顾客。这个百分率确实较一般传统出版商所付者为高。可是书既销不了，又有什么版税可言！何况即使有了一些收入，先要抵销自己所付成本。相反的，出版商却不会赔本，因书一出，他已可自作者收费赚钱。因此政府方面曾一度禁止“虚荣出版商”滥用“版税”一词。
对出版界情况不熟悉的人们，在付费出书后突然发现自己的杰作卖不掉，往往觉得受了出版商之骗，向法庭提诉讼的也有。一九七五年时有一名叫史丹立玛的人写了一部纪念因癌病去世的儿子的充满感情的书，向梵太极书局付了六千元。三数年后，书一本未销，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二千万元，指控梵太极书局行骗，伪装是正式出版商，其实根本不向书店推销。此案搁置多年，尚未上庭。
一九七六年时有一个名叫拉逊的挪威籍牧师，向梵太极书局付了三千八百七十五元，出版一本有关青年性教育的书。以后，发现此书根本不能销售，因为没有一家书店甘愿批发“虚荣出版商”的出品。拉逊在挪威是一个相当成名的作家，可是他不知道美国出版界详情。很可能挪威没有这类“虚荣出版商”。
梵太极书局却替自己的行业作辩护，说“虚荣出版商”只做诚实的生意，往往向自投罗网的作者们事先说明这种出版的性质，不能保证靠卖书收回本钱。
自费出版书籍的作家能够收回本钱的绝无仅有。据《作家文摘》估计，这类自掏腰包出版的作家，能够收回百分之二十五的费用已算很幸运了。绝无仅有的是一个名叫铃木(Shinichi Su－zuki)的日本音乐家，他后来以新法教导儿童拉提琴弹钢琴闻名国际。一九六九年时他在美国尚没没无名，出资请阐明书局出版一本解释他的教学方法的书。这本书竟销了好几万本，并将版权售与好几个国家，但这类事情是极为稀有的。
书评刊物，包括最重要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在内，根本不理“虚荣出版商”的出品。全国各地书店很少批发他们的出版物，原因之一是“虚荣出版商”不雇推销员，售书都是用邮购。出版商已经从作者那里赚了钱，不愿在广告上化钱，因此邮购的读者也极少。
梵太极虽经常在《纽约时报》登广告，可是所占篇幅不大，所列者不过是书目单，难得引起读者注意。这类广告主要目的不过是向作者们交账。陶仑斯公司有时在《纽约书评》半月刊或《美国诗歌》登广告，可是作者如要特殊的广告，必须另外出钱。
虚荣在商业社会是人的天性，因此“虚荣出版商”的主顾源源不断。就作者而言，既找不到地方发表或出版，化了五千、一万元出版一本书至少可满足本人的发表欲。所有虚荣都是费钱的。往往有人甘愿连续出资请“虚荣出版商”印书。
打破纪录的是一个名叫克拉芙纳夫人的寡妇。她曾请梵太极一共印了十一部书，都是她的先夫牧师的教堂讲道稿。她似乎将丈夫的遗产都化在“虚荣出版商”上。这种讲道稿当然没有读者，可是她在书房中每日看到十一本整齐的书册，一定很可自慰，很有满足感。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于纽约
纽约通讯
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