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BB82B03801>
既然马卡连柯可以把他的小说命名为《教育诗》，那么我似乎也可以给阎纲的某些文学评论文章起一个别名：“评论诗”。——其实，冯雪峰早就给鲁迅的杂文下了评语，说那是“诗与政论的结合”。不过，诗的领域包罗万象，内容千差万别。阎纲勉力而为的评论和梦寐以求的“评论诗”又是什么呢？我说，那不是周颂，而是国风和小雅；不是宋玉，而是屈原；不是王维、储光羲，而是杜甫、白居易——不是白居易的后期，而是他的前期。从前有的诗人的诗不是被称作“诗史”吗？我读阎纲的文学评论——主要是小说评论，就感到象是在读当代小说史。新中国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小说创作发展中所出现的景象，那一波三折，那几落几起，那死水微澜，那波澜壮阔，那顽固的阻力，那强劲的动力……几乎都反映在阎纲的评论诗的旋律里。
多年来读阎纲发表在报刊上的评论就有此感觉，最近读了他的《小说论集》这种感觉就更趋强烈了。
四年来我国文学的复兴，发展，是我国历史上新的文学运动，或称新的文学解放运动。这场运动不但区别于“文革”十年的阴谋文学，而且不同于十七年的传统文学。……它在阵痛中诞生，在“神学”与“人学”间进行抉择；它受过重伤，身上带着血污；它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前行，却不得不暂时停下来同走过的荆棘地告别，不得不蹲下身子裹一裹淌血的伤口。……
我们的文学同我们的政治、人民一样，由噩梦到梦醒，由昏眩到清明，由禁区到解放，由现代迷信的祭品到现代迷信的对立物，经历着痛苦而悲壮的涅<SPS=0566>过程。这是多么富有历史意义的挣脱和解放呵！
以上引自这本集子中《小说在争鸣中前进》一文的片断文字，只是一个例子。请读读吧！这难道仅仅是评论而不是诗吗？这里难道只有逻辑思维而没有形象思维吗？这里难道只有冷静的思考而没有强烈的感情吗？鲁迅所说的“热烈的好恶”，不是在这些有如铿锵的诗句般的文字中透露无遗吗？
论贵乎有理，诗贵乎有情。情理结合而后产生斑斓的文采。可惜那种干巴巴的说教，板着面孔讲大道理，“瘪三”式、“开中药铺”式的八股腔曾经泛滥一时，现在也还不能说已经绝迹。我自己就写过味同嚼蜡以至内容错误的评论，这是不能以“遵命文学”(只是借用鲁迅先生发明的这个词儿，而含义则有别)为借口而辞其咎的。因此，我读阎纲的这本评论集，更感到他意发乎中，情见乎词，健笔纵横，挥洒自如的文风是如何地“于我心有戚戚焉”。
阎纲在这本评论集的《后记》中说：“‘文革’前，主要靠按捺不住的热情写文章；‘文革’后，主要靠不可遏止的义愤写文章。”好一个“热情”，又好一个“义愤”！而且是“按捺不住”，“不可遏止”！他在评论有些小说如《乔厂长上任记》等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借用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的一句话，说这些作品乃作者“发愤之所为作也”。我说，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阎纲自己的评论。愤怒出诗人。信哉斯言。君不见热情加义愤出了诗人气质的评论家吗？阎纲在“文革”后所写的文章并非没有热情。义愤其实是热情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的变形和深化。无宁说，近三、四年来阎纲的许多评论文章更加充满了火样的热情！而其转折点，或者说动力，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没有三中全会，就没有现在这样新的文学局面的出现，当然也就不会有阎纲今天的评论诗或诗化的评论的出现。
热情，我确实看到了阎纲对小说新成就和小说新作者的出现是如何地欢欣鼓舞，热情洋溢。“文革”前对《大波》，对《红岩》，对《创业史》等的充满热情的评论，已经令人瞩目。近年来，我们看到他的热情又升到新的高度。《班主任》一出现，阎纲首先站出来为这篇正视现实生活、勇于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的小说“拍手叫好”，指出它的主旨是“谨防灵魂锈损”。当《灵与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阎纲立即喊出“宁夏出了个张贤亮！”指出“张贤亮所操的现实主义无疑是深化了的”。对工人作家蒋子龙，阎纲称赞他“把‘工业文学’的现实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了”。面对着短篇小说佳作滚滚而来，阎纲惊喜地为“短篇小说的突飞猛进之势”而欢呼。当中篇小说异军突起，大显身手之时，阎纲又敏锐地指出：“中篇小说的突然活跃，而且如此长足的发展，这种情形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史上，恐怕是空前的吧！”称赞这是“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盛况。当长篇小说一时落后而又急起直追之际，阎纲及时呼吁长篇小说“要前进，必须总结经验教训”。热情产生勇气，勇气激发热情。阎纲在评左建明的小说《阴影》时指出，写作和发表这篇作品的同志“都表现了思想解放的勇气”。我想说，评论者敢于从理论上理直气壮地肯定这样一类作品，同样表现了思想解放的勇气。这样的勇气，在阎纲的许多评论中都可以感觉出来。从他的热情，从他的勇气，我们感觉到了一位评论家的历史责任感和一位诗人的时代激情。
勇气和义愤应该说也是一对孪生姊妹。世界上有没有懦夫的正义感这种怪物？胸有义愤而不敢仗义执言，那“义愤”又有什么价值！在阎纲的这本集子里，虽然没有专文，但从许多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感到了他对于“四人帮”的阴谋文学、假道学、伪禁欲、“根本任务论”以至“文艺黑线专政论”、“文艺黑线论”等等，义正辞严地使用了“批判的武器”。例如，他在谈到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中人物典型的塑造时，强调人物的真实性，而“人物要写得真实，必须象生活中的人物一样，表现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和流动性”。他之所以一再提到人物、包括正面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是有针对性的。在他犀利的笔锋下，我们不难窥见他对当代文学在一个时期内深受林彪的“天才论”、“四人帮”的“三突出”谬论之害的极度愤慨和他要求消除这些影响、让文学健壮地走上现实主义康庄大道的迫切之情。
义愤，并不仅仅限于对创作方法的探讨中。
在这本集子里，有一篇题作《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文章，这是为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受到某些人的不正确批评而进行辩护的评论。文章在分析作品所涉及的道义同法律的矛盾、组织服从和临机应变的矛盾、动公仓、“抢皇粮”和拯民于水火、救民于死亡的矛盾、英雄和罪犯的矛盾的时候，用层层剥笋、步步深入的笔法，以精细严密的逻辑推理，声势夺人的雄辩艺术，俘虏了读者。文章不能说是议论风生，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死活定于一瞬，一身系得安危，燃烧自己，照亮人民，无异于煮自己的肉给别人吃，真正的舍己为人，这算得什么为‘犯人’讴歌？”“它拳拳呼唤李铜钟圣洁的亡灵，它殷殷提醒人们记住这历史的一课：‘战胜敌人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战胜自己的谬误也往往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活着的人们啊，争取用较少的代价，换取较多的智慧吧！’”这样的评论，读来真感到一波三折，一泻千里，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文章引了马克思《<博士论文>序》中赞美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的话：“哲学的白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用来比喻共产党人李铜钟，并把马克思的话作为文章的题目，确实有深意存焉。文章已经不太象文学评论，倒有点象政论了。而这样的政论正是从评论者胸膛里喷冒而出的正义感——深广的义愤的熔岩！
阎纲给自己规定了写评论应当遵循的十条，其中第一条是：“自己不被感动的作品，不勉强推荐。”这一条真好！我诚恳希望写评论的同志注意这一点。我还希望增加一句：自己没有认识到作品的坏处(当然，认识允许有一个过程)，不勉强批评。如果自己都不感动，不认为好，而勉强推荐，或自己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作品的缺点错误，就勉强批评，那就是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也属于瞒和骗之类，还说得上什么热情，称得起什么义愤？字字读来都是假，怎能打动读者的心？
勇气而无卓识那只能是鲁莽。必须同科学精神相结合，热情才能持久。在热烈欢呼小说新成就的同时，阎纲不忘给这些作品冷静地指出不足之处。他论述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悲剧力量之所在，同时提醒作者：李铜钟“没有成功为人物典型”，而其原因之一“就是忽视了对李铜钟心理活动的深入描写”。阎纲称赞蒋子龙“运笔如椽，各色人等纷至沓来，四时风云舒卷目前”，但同时指出“蒋作确有粗陋之处。……缺少特征性的、精彩的艺术细节描写，是产生这种感觉的重要原因”，“粗犷可能给他带来粗糙，急于改革或许使他按捺不住说教，艺术剪裁上还不象制造精密机器那样微妙……”这样的评论，我认为就是实事求是，就是科学态度。这样的批评之所以能为小说作者所接受，就因为它出之于赤诚，衡之以客观；也只有这样，才更加显示出评论家对作家的似火热情，殷切期待。
阎纲在论述以“文化大革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时，既肯定此类作品中有不少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又提出这样的观点：“比起这个题材的海洋，长篇小说表现的不过是几滴水珠。尽管是真实不谬的，但毕竟太少了，太零碎了。”“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相比较，我们的长篇小说还失之浅露。”这是不是号召作家以“文革”为题材多多益善地写“暴露文学”呢？我以为不是。本来，揭露是为了总结，回顾是为了前进。但这里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深化问题。一八一二年的俄法战争产生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而古今中外历史上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至今还未曾产生出与之相适应的史诗式巨著。阎纲把问题放在长篇小说谈中提出，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种体裁较能适应这个题材的容量。我们期待史诗的出现，我们期待大师的成长。阎纲正是说出了广大读者的期望。
总结过去是为创造未来，而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新人的。阎纲慨乎言之：“我们现在文学作品中新人新事何其少呵！”他提出“好人并不都是新人”。他说：“社会主义新人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人，比起一般的好人来，他们接近新的英雄人物。”阎纲呼吁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创作中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涌现，这也是说出了广大读者的期望。阎纲给自己规定的十条中有一条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褒不掩过，评不掠美。”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到，这一条不仅贯彻在他对具体作家和作品的评论里，而且贯彻在他对总的文学现象的探讨里。
说到这里，我还想加一句：“评不加罪，褒不溢美。”这也是科学态度。那种以“莫须有”的罪名或“无限上纲”的绝技把对方一棍子打死的恶霸作风，仍然值得我们警惕！而那种言过其实、“拔高”作品、一片颂扬的文风，也为真正关心文学事业的评论工作者所不取。捧杀和骂杀的现象，均应予以扫荡。阎纲的评论，在我看来，无加罪语，无溢美辞。如果说在褒和评之中尚有掌握得不十分准确之处的话，那是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而这是任何人都难以避免的。
阎纲的评论有时也暴露出弱点来，例如，在他的文章里有时文和质的关系还摆不平。“文革”以前的某些文章，如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一九六三这三年的中、长篇小说巡礼，就少了一点文采，但作为历史的记录，收入集子里是可以的。“文革”以后的文章，大大突破了他自己过去的水平，总的看来，内容扎实而又文采斐然。但也有的文章说理和分析不够。例如，《新版<创业史>的修改情况》一文，有一节列述了柳青对这部小说中爱情描写的修改，征引了不少被删去了的文字，但为什么删，删得好不好，就没有分析，只有一句：“读者可以进一步研究。”也许这是阎纲有意让读者去思考。但作为读者，就觉得不满足了。又如《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一文，对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思想内容的分析，确是深刻而又雄辩。但文章未能从美学的高度对这个悲剧故事的构思和悲剧英雄的塑造进行深入的艺术分析，指出其得失，则是文章的不足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文和质的完美结合，相得益彰。
我还希望阎纲同志能结合当前文学创作的实际，从理论上切切实实地探讨一下这样一些问题：诸如现实主义，写真实，典型化，“二革”，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包括“引进”现代派、意识流)等等。我认为探讨这些问题如果纯粹从理论到理论，将无助于——至少无大助于创作实践。而阎纲了解创作，熟悉创作，热情关怀创作，因此由这样的评论家来参加这些问题的讨论，定能言之有物，射之有的，会给当前的文学创作实践起一点切实的启发帮助作用。
《小说论集》是阎纲已出版的第四本文学评论著作。这位中年评论家身体病弱，精神顽强。他忙于《文艺报》的编辑工作，但仍力疾撰写评论而不稍懈怠。为了写好评论，他努力读书，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外古今的文学评论著作，特别是鲁迅的著作，从中吸取营养。他已写下了大约一百多万字的评论文章，但他没有请过创作假，他的评论是利用业余时间写的，有的是在病榻上赶出来的。就这一项，也是他的热情和义愤的一个注脚。从这一点，也可以窥见他为文学评论事业化费了多大的力气。许多文学评论家都在力争突破旧框框，推倒八股调，去陈言，创新腔。这些努力都是可贵的。而阎纲的诗化的评论，不能不说是在文学评论界引起特别注意的一种评论风格。当前，文学评论不太受重视，文学评论家的社会地位不如创作家。这与文学评论本身落后于文学创作有关，而社会的不够重视又反过来影响了文学评论的发展和提高。这似乎成了恶性循环。从文学史看，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到历代的诗话、词话等等，受到何等的重视。事实上，创作离不开评论，正如评论离不开创作一样。今天，文学评论在支持创作、推荐创作、推动创作方面，毕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要提高文学评论的社会地位，这不是排坐次，争席位，而是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本身发展的需要。但文学评论地位的提高，不能靠呐喊，更不能靠乞求，而要靠“自力更生”。只有文学评论以其自身的逻辑威力和艺术魅力赢得了读者，赢得了社会，文学评论的社会地位才有可能提高。因此，阎纲的诗化评论的出现，他的评论风格的形成，同许多别的评论家的探索和创新一样，不仅是他个人的成败得失的问题，而且也是影响着文学评论的停滞或发展、影响着文学评论的社会地位的大问题。
阎纲曾自嘲地说自己的文学评论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高级广告”。我不同意。因为诗与广告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但，话又说回来，在吸引群众、打动群众这一点上，怕也有一些共同点。那么，我这篇文学评论的评论，似乎也可以称作“中级广告”了。我要“广”泛地“告”诉读者：我们的文坛上已经出现了一位成熟的、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文学评论家。然则，我的广告里所说的到底是“美丽的谎言”还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大实话呢？那就让实践来检验，让历史来证明吧！
(《小说论集》，阎纲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四月第一版，1.30元)
屠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