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学”并不是一门新课，过去冯友兰、朱谦之先生都曾讲过，但引起人们对它如此浓厚的兴趣，还是张先生这次讲授。其中的原因，我想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张先生以其《中国哲学大纲》为代表作，在中国哲学史界很早就是卓然大家，现在他讲“史料学”当然会有它的特色；一是多年来哲学史研究对史料的重要性有所忽视，特别是“四人帮”横行时期，哲学史成了买空卖空的“空论”。“史料学”的开设，也是对这种流弊的一种针砭。
二十年前，冯友兰先生就曾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一书问世。张先生自己说他这本书与冯先生的《初稿》，虽然基本内容一致，但详略取舍则不尽相同。所谓“不尽相同”，我理解就是它的特点。例如冯先生《初稿》，先秦史料讲了《尚书》、《周易》、《论语》、《墨子》、《孟子》、《管子》、《老子》、《庄子》、《慎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以及名家的一些著作；张先生还讲了《诗经》、《左传》、《国语》、《孙子》、《申子》以及“先秦时代百家之学的史料”，如公孟子、董无心、告子、杨朱等。这些人有的在当时影响还很大，孟子就说过，“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告子“性无善恶”则是人性问题上独树一帜的理论，介绍他们是非常必要的。这是详略不同的一例。即使同样的典籍，两书不但所列书目互有异同，具体讲法也不尽一致，例如《周易》，冯书只介绍了“经”和“十翼”的内容，张书不但讲了“经”“传”的异同，而且还列述了它们的流传情况和《周易》“经学”的历史演变；这是详略不同的又一例。
哲学史上还有些长期争论、疑而未决的问题，这要以某些著作的年代和作者真伪问题最为突出。譬如《庄子》，到底哪些篇是庄子本人的，哪些是庄子后学的，争论就很多，冯书是打乱历来“内”“外”“杂”篇的界线，认为《天地》、《天道》、《天运》、《秋水》、《庚桑楚》、《则阳》以及《逍遥游》、《齐物论》是庄子的著作，张书则采取传统说法，认为“内篇”才是庄子的著作，这是取舍不同的一例；其他象“三礼”和《公羊传》，张书认为是战国时期的儒家著作，冯书则把它们当作汉代典籍，这是取舍不同的又一例。
当然，和冯书相比，张书还有另外一些特点，它吸收和介绍了近年出土的汉代竹简、帛书资料和研究成果，如《左传》列了杨伯峻的《左传注》，《老子》列了任继愈的《老子新译》，《孙子》列了银雀山竹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抱朴子》列了王明的《抱朴子内篇校释》，王弼著作列了楼宇烈的《王弼集校释》。对于前几年传为李贽重要著作的《史纲评要》，张先生采取崔文印同志的考证，认为它不是李贽的著作。如果这些新近的成果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它介绍那些时下哲学史论著很少讲到的人和著作，就是一个显著的优点了。如南宋的薛季宣、陈傅良，元代的许衡、刘因，元明之际的谢应芳、叶子奇，明代的吴与弼、何塘，清初的张履祥、陆世仪、陆陇其、吕留良，近代的陈沣、沈善登等，这些人历史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而现在的哲学史又几乎不曾提及的，张先生都作了简要的介绍。有的哲学史上很重要的资料，如唐代成玄英的《老子义疏》，久已佚失，过去蒙文通先生曾有辑录(蒙先生《叙录》曾载《图书集刊》第五期，七九年我到成都，蒙默同志曾检一复本赠我)，可是搞研究的同志却一直忽视，这次张先生则特地提了出来。这些内容对于开拓后学的眼界，无疑是有益的。内容详略不只是形式上分量多少的问题，我认为它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五十、六十年代相比，深度和广度都有了相当的变化。
哲学史研究必须掌握充分的材料，但材料怎么掌握还有一个方法问题。“史料学”作为一门学科，就是要研究掌握史料的科学方法。过去有目录、辨伪、校勘、训诂等学问，人们往往统称之为考据之学，“史料学”当然要吸收考据学的成果和某些方法，但不能把“史料学”的任务就归结为史料的考订和鉴别。“史料学”毕竟还不等于考据学。考据只是探究文献的真伪，校勘训诂也只局限在文字读音释义，它们并不问资料是属于文学还是哲学的性质和运用问题。张先生在讲到方以智著作时，说除了《通雅》和《物理小识》，别的书在清代并没有发生影响。这实际上就讲了哲学史研究如何运用史料的一个重要原则：不但要了解一部著作的写作时代，还要注意它的流传情况。写作时代说明一种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流传情况则是反映这一哲学思想实际社会影响。现在某些哲学史论著对这两者的分别是不深究的。譬如有的论著说王充在东汉同谶纬神学如何进门“两刃相割”的斗争，如象那时真的有一场唇枪舌剑的论战。但《论衡》当时并没传出，直到东汉末年它才传世。因此这些论断就未免与事实相去太远。又如王夫之，有的同志说他的思想在清初起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可是王夫之生前，他的著作大都没有刊布。“差足<SPS=1742>清夜，人间一字无”。既然当时一个字都没有在社会流传，又哪里能发挥它的启蒙作用呢？
“哲学史史料学”既然是研究哲学史的史料，它与一般历史文献学相比，就应该有它独特的内容和相应的方法。这一点不仅要反映在列述的分目上各有偏重，更重要的还应该体现在它能适应哲学史研究的需要，有助于推进哲学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古籍从来是不分家的，传统的“经”“史”“子”“集”，与其说它是学术上的分类，还不如说是根据封建时代人们的观念对不同典籍进行地位上的分等。虽然这在目录学史上有它一定的意义，但与今天学术研究的要求已经远远不相适应了。所以，今天古籍整理已经打破了这种分类，根据各个学科的特点来分别去取，象历史和文学史，就都根据它们各自研究深入的需要，编辑整理了不少专题、专人的资料。相形之下，哲学史在这方面的工作就显得落后了。现在不少同志对研究哲学范畴的历史演变呼声很高，但第一步工作即有关范畴的资料汇辑却还杳无音讯。当然要做这样的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事。翻开现在任何一本哲学史，人们都会碰见到处都是“气”，究竟“气”这一范畴何时起源，如何演变，它反映中国古代理论思维哪些特点，产生过什么社会影响，好象哪一本哲学史也不曾讲清楚。本来，古人讲“气”就是五花八门，严复就曾对“中国老儒先生之言气字”发过感慨：“问人之何以病？曰邪气内侵。问国家之何以衰？曰元气不复。于贤人之生，则曰间气。见吾足忽肿，则曰湿气。他若厉气、淫气、正气、余气，鬼神者二气之良能，几于随物可加。”他说这些“气”讲的“究竟是何名物”，则是谁也回答不出来的。说回答不出来当然未免夸大其词，问题在于没有专门研究。解放后的研究已经大大推进了一步，但作为一个专题研究，还是很不够的，现在不少同志提出要先把资料汇辑起来，这样就碰到一个问题，古人讲的“气”究竟哪些是哲学范畴？如果没有一个鉴别的标准，见“气”就收，那将是一盆浆糊，编的人不堪其劳，用的人也无从入门。其他象阴阳，象五行，也是几乎随处可见，古人什么事都要拉扯上它。哲学的资料既然还被包裹在其他各种议论中，那把它剔除出来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鉴别哲学资料的标准，探讨专题资料编纂方法，这些问题都应该是“哲学史史料学”的一部分内容。不然的话，只是满足于把已有的典籍混沌不分，一古脑儿介绍给读者或研究者，以致它同一般文献学分不清界限，这未免是一种缺憾，说明它独立的特征还没有反映出来。
冯友兰先生《史料学初稿》曾说，研究历史在史料方面要做四步工作，即收集史料，它的要求是“全”；审查史料，它的要求是“真”；了解史料，它的要求是“透”；运用史料，它的要求是“活”。冯先生讲的是“历史研究”，却没有讲哲学史研究史料的搜集整理是否还有它特殊的要求。“哲学史史料学”按它的性质来说，既同哲学史不可分，又同历史文献学有密切联系，是一综合性的边缘学科。所谓“全”“真”“透”“活”，既然适合于历史文献学，当然哲学史史料学也不能例外，不过它和历史文献学区别不出什么特点，那人们就有理由怀疑它是否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固然研究者也应该做这个资料爬梳剔抉的工作，但从学科分类上讲，这毕竟是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属于“史料学”范围的任务。其他象专题目录、索引的编纂和使用，资料贮存方法和使用手段的现代化，“史料学”是不是也应该把它们网入自己的范围？我想这是没有疑问的。
“哲学史史料学”作为独立一门学问，还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冯先生的《初稿》和张先生这本近著，是仅有的两部。它们都是以人物为经，以著作为纬，优点是便于初学，缺点是基本上还停留在论著提要的阶段上。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当然不是两位著者而是由于当前哲学史研究本身还没有摆脱人物列传的形式。因为从道理上讲，“史料学”和哲学史研究虽是两门学问，但实际上它是脱离不了哲学史研究的。现在，范畴研究、专题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了。这些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对哲学史研究的深入有益，对“史料学”的建设也同样是有益的。如果开拓视野，不难发现哲学史上还有不少问题有待探讨。单就史料说，从先秦诸子的某些单篇论文，到汉代司马谈的《六家要旨》、刘向的《七略》，以至各朝“正史”的“儒林传”“道学传”，到宋代朱熹和吕祖谦的《近思录》、陈淳的《北溪字义》，清代孙奇逢的《理学宗传》、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直到章炳麟的《诸子学略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些论著形式的变化，是否也反映了前人对历史上学术思想发展过程的总结，对哲学本身特点认识的逐步深化？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的话，那“史料学”也不妨从史料的角度对这类论著演变情况进行一番清理。这样做不但会推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甚而也会促进“中国哲学史史”一课的建立。
“哲学史史料学”这门学科，冯友兰先生虽然开创于前，但一直是讲一讲，停一停，好象它是可有可无似的。现在，张先生《史料学》的出版，无疑将会引起更多的人对这门学科的重视。我衷心祝愿它能茁壮成长。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张岱年著，三联书店一九八二年六月第一版，0.78元)
包遵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