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罗洛普一生出版四十七部小说，此外还有短篇小说集、游记、政治家、文学家评传和一部自传，还曾计划写一部小说发展史，总之他在自己的一生中集中了几个人一辈子都难以完成的业绩。
特罗洛普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作家。
他通过以虚构的巴彻斯特市为中心的小说系列反映了英国教会的内幕，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教会的世俗性质，对教会内部的争权夺利极尽嘲讽之能事。他实际上把教会当作世界的一个缩影，通过教会，讽刺资产阶级社会的浮名浮利和芸芸众生的渺小可笑。他是十九世纪作家中少有的继承了十八世纪反讽传统的一位。
他在以《如此生活》为中心的一系列社会题材小说里揭露十九世纪后期上流社会的腐败、股票投机的黑幕以及普遍追求权势的势利主义风气。
他的一系列政治题材小说日益引起重视；他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正面描写英国的政治状况、党派斗争、议会内幕和选举制度的作家。
总之，他在卷帙浩繁的系列小说中反映了英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状况，上至首相下至社会最低层的爱尔兰移民。他描写了招摇撞骗的暴发户、经纪人、律师、向上爬的冒险者和政治投机分子以及各种各样在资本主义大都市里讨生活的小人物。
特罗洛普也描写了乡村社会，这也是当时英国作家较少接触的题材。他熟悉那些控制地方选举的贵族和勉强维持传统生活方式的老式乡绅，还有那些企图靠儿女婚姻振兴家业的破落地主。他描写了佃农、手工业者等农村下层人物的生动活泼的形象。
特罗洛普又是少有的反映爱尔兰生活的作家，他作为邮政总局的职员在视察邮政之际目睹了爱尔兰四十年代末的大饥荒，自称是“最了解爱尔兰”的作家。此外他还有一部分外国题材的长篇和短篇小说。
就算没有这些，仅他的一部《自传》就足以使他在文学史上留名。他在《自传》中生动地记叙了他的一生经历和作品的创作背景，坦率地泄露他在写作时为自己规定的字数“定额”以及由出版作品所获的收入，好象故意要激怒那些推崇灵感的唯美主义者。同时，特罗洛普还在《自传》中对小说的写作以及同代人的作品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总之《自传》一书趣味盎然，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坛状况，而且处处流露作者的幽默情趣与独特个性，称得上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
十九世纪末，文学风尚和读书趣味有所变化，与“维多利亚主义”相联系的特罗洛普被认为是“老式”、“过时”的，声望一度下降。但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文学界对维多利亚时代重新点燃了研究兴趣，特罗洛普的名气又有回升。二次大战后他的许多小说再版，有的改编成电视系列片，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一时间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特罗洛普热”，致使有人著文专论“特罗洛普的衰与盛”。近年来西方对特罗洛普的兴趣似乎又在形成第二个热潮，而目前“热”的特点是人们不再把他当作一个维多利亚式作家的标本而是当作一位微妙的艺术家看待。英国名作家伊丽莎白·包温的《安东尼·特罗洛普：一个新的评价》广播讲话后来印成小册子出版，集中代表了人们对他的这种新认识。当前，正当特罗洛普百年诞辰之际，关于特罗洛普的专著陆续出版；伦敦举行了大规模学术讨论会，这对特罗洛普的研究将是一个新的推动。
尽管特罗洛普是享有这样高的国际声望的著名现实主义小说家，但长期以来，在我国很少翻译介绍。解放后只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主万同志译的《巴彻斯特养老院》和吴人珊译的《尼娜·巴拉特伽》。而他的小说中更有代表性的《巴彻斯特主教堂》和当前日益引起重视的一组政治题材的小说以及暴露上层社会的《如此生活》等则一直没有译介。对于他，除极个别同志长期以来在从事研究之外，在整个出版、研究界没有引起过什么重视。
问题当然不在一个特罗洛普。象这样被冷落的名家何止他一个。以英国现实主义小说而言，比特罗洛普稍早一点的乔治·艾略特又是一例。她的代表性作品、篇幅巨大的《米德尔玛施》以一个城市为中心，描写了城乡广阔的社会生活，涉及了政治、金融、教会和各行各业，描写了家庭生活和私人关系，揭开了人物的心理历程，又贯穿了作者对生活的探索，既有现实性又有哲理性，有“英国最伟大的小说”之称。但《米德尔玛施》至今没有译介。著名的《呼啸山庄》、《简·爱》也只是近几年才重新出版，至于奥斯丁的《爱玛》、《曼斯菲尔德庄园》等似乎更提不上日程了。就是我们历来重视的狄更斯，也译得很不完全，象《尼古拉·尼古尔贝》、《小多丽特》、《董贝父子》、《我们共同的朋友》等重要代表作也没有见翻译出版。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汉译狄更斯全集呢？
如果我们再把目光移到十九世纪小说以外的领域，或索性扩展到英国以外，那么不难发现这类疏漏也比比皆是。美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品如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霍桑的《红字》、麦尔维尔的《白鲸》、梭罗的《华尔腾》(这是真正的对资本主义的背弃，为什么无人问津？)要么没有译介，要么是虽有译介但很少引起评论界的重视。
解放以来，我们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有计划、有系统，成绩确实是巨大的。打倒“四人帮”以后的几年里，又有新的开展，填补了过去不少的空白。然而，近几年来在这普遍的繁荣中，仅以英美文学而言，选题的不平衡是很明显的。对某些通俗作家的介绍，真是唯恐不全，甚至一部作品可以有好几种译本，而相形之下，不少古今名著却十分冷落。其实在题材取舍方面的某些偏颇从建国初期就存在，虽然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考虑到我们已有了三十年译介外国文艺的基础，是否可以要求进一步把各国名著配备得更齐全些、评介得更充分一些？
我们译介什么作品和不译介什么作品，自然取决于我们掌握的文艺批评标准。
本来，按照马克思主义对待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外国文学优秀遗产都在批评继承之列。我们的外国文学翻译评论园地会出现种种不平衡与疏漏，看来是跟我们掌握的批评标准有关的。任何评论，实际上都是在掌握一种标准。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评论一部作品，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方法：可以把作品中的形象与现实对象相对照，可以从作者本人的生平经历中溯本求源，可以从作品产生的效果上去进行评判，也可以从作品反映的集体意识、阶级意识方面去考察……。我们在这样做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在掌握一种批评标准。肖伯纳对王尔德的世态喜剧《认真是要紧的》的评论，虽然具体结论本身并不那么重要，但不失为一篇批评名篇。在这里，他表现了批评家的自觉性，直言不讳地声明他建立了自己的关于戏剧是什么和应当怎样上演的观点并以它为标准向当时的流行戏剧开刀。他看破了戏剧作家的手法，把当时流行的所谓“结构严谨戏剧”层层剥开，暴露出作者为达到取悦观众的效果而施用的伎俩。他的这种批评方法开创了戏剧批评的一代新风，对于从构造上解剖那些流行于一时的时髦戏剧提供了锐利的武器，作为有特色的剧评流传至今。
总之，自觉地掌握批评标准是重要的。
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往往从认识价值着眼，重视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但怎样理解现实主义又是个问题。如果把现实主义广义地理解为艺术地认识生活的客观规律，那么现实主义作为批评标准实际上与真实的标准等同。但若把现实主义狭隘地理解为历史社会的图解，那也会使我们忽略文学史上许多重要的、但非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就以十九世纪英国小说而论，司各特不是现实主义小说家，然而恰恰是司各特的小说描写的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和情节深刻地表现了人的历史存在，是从历史的透视中观察人物性格和个人命运的杰出范例。而我们过去对司各特却往往用“保守”之类的一顶帽子就把他打发掉或一笔带过，只是近几年才开始引起翻译、研究的兴趣。又如美国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小说家麦尔维尔、霍桑等人也不是现实主义作家。霍桑自己就宣称他写的是“罗曼史”。无论是他笔下的红字和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还是麦尔维尔描写的巨鲸，都不是现实主义的形象，都有浓厚的超验意味，喻示着远远超越对景物的具体描写的更深刻的哲理。而恰恰是这些对“超验”的探求在当时的思潮中有深刻的根源，表现了作者在资本主义长足发展面前的思索。这类作品照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而且至今还影响着一代作家，如在我国有不少译介的美国当代作家约翰·厄普载克就宣称“我们都是霍桑的子孙”。至于麦尔维尔，从某种角度分析，甚至可以说他在《白鲸》中“对劳动人民的推崇，对劳动的赞颂，对他们的斗争的同情简直与苏联文学目标一致”，然而，评论者接着说，“无论如何麦尔维尔也称不上现实主义者”①。可是对于这类作品难道就不应该与现实主义作品同样重视吗？如果固守一条狭义的“现实主义”标准，那么就不能把不同类型、流派的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切实地反映出来。
反过来，在我们的一般概念中与“现实主义”绝对无缘的卡夫卡、乔伊斯从某种角度看，又是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前者努力“毫无遗漏地表现人类心灵的深处”，后者在《尤里西斯》中对都柏林的描写达到近乎摄影式的逼真，而他的“意识之流”不也是试图对人的意识活动给予真实的再现吗？可是长期以来号称重视现实主义的评论，什么时候重视过卡夫卡和乔伊斯？看来，概念模糊不清的、狭义的“现实主义”不足以成为文艺批评的至高标准。
我们如果主要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方面着眼，以艺术的真实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是不是会更好地把古今各种不同风格流派的优秀外国文艺都包括进来，而避免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中的顾此失彼？在这个问题上，他人的经验教训是值得借鉴的。正如王佐良先生在谈到编写外国文学史问题时所指出的：“苏联的研究者则往往排斥他们所称为‘现实主义’以外的任何东西，用一个刻板的方法去对待所有的作家，价值标准有时又过分脱离英美历史的真实……”②，话说得十分中肯，很值得我们对照检查自己走过的路。至于前面列举的特罗洛普、乔治·艾略特等明显的现实主义作家，也被冷落，这不仅是理论观点问题，而干脆就是继承了他人的偏见，妨碍我们自己的英美文学译介工作更全面的开展。在这个问题上，张隆溪同志的评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的文章也是很有启发性的。
值得注意的还有，狭义的“现实主义”标尺不仅会把一些优秀的非现实主义作品排斥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而且由于理论上的不够精确，还可以成为理论根据，为没有文艺价值的通俗(包括庸俗)的作品大开绿灯。无可否认，西方流行的通俗小说满足特定的社会需要、写得成功的拥有广大的读者；正如有的同志指出的，它们之中也有高低之分，其中比较健康的不是不能译介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读书趣味。但是，如果笼统地在“现实主义”的旗号下加以推销，是否会导致文艺批评上的混乱，这是值得考虑的。当然，正如著名美国批评家哈利·莱文所说的，“文艺批评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③我们不能以数学的精确性在艺术和非艺术之间划清界限。但无论如何，通俗小说作为小说的一种类别的划分是个客观事实，不仅图书馆和书店的分类排架上都反映出来，而且也有学者对它进行专门研究，如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方面进行研究。④钱钟书先生关于通俗小说的通讯正好说明了通俗小说是一个独立的范畴⑤。我们对一些通俗小说冠以“社会小说”、“暴露小说”的名称、肯定它们揭露大财团等等的内幕、描述了社会的“现状和弊病”，甚至传播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等所谓“形象的认识”作用等等，都无法改变它作为通俗小说的一个根本特点，即许多作者指出的“逃避主义”⑥，亦即“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杜·莫里叶的作品所概括的“好梦的供应者”⑦。在这个问题上，有些通俗小说作者比较坦率，如美国的畅销书作者悉尼·谢尔登就说：“现实的不幸使人们整天忧虑，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让他们暂时逃避一下现实的苦恼”⑧，话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诚然，通俗小说在娱乐、消遣的同时能传播知识，但恐怕很难反过来以传播知识——大概是现实主义的认识作用的一种引伸吧——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以轰动西方的《将军》为例。这本小说写十七世纪的英国水手在日本的冒险经历，精装本销了一百万册、简装本销了六百万册，是“上座”率最高的电视连续剧。据加州大学日本史教授亨利·史密斯说，“这本小说在对最大多数的人传播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比太平洋战争以来所有的学者、记者和小说家合在一起所传播的知识还要多”⑨。但归根结蒂，它还只不过是一部消遣性的通俗作品，象有的评论家说的，它“尽管跑得快，但终归飞不起来”。在这里，“跑”指销售量遥遥领先，而“飞”则指升华为艺术。《将军》作者说“我不是小说家，我是讲故事的。好象在哪儿有谁说过我是‘存在主义者’，我可拼不上来那个字，也不懂它是什么意思。它与我不相干。只要能娱乐众人就行。批评家说我的书是‘逃避主义’的，那太好了，我正求之不得”⑩！至于通俗小说“揭露”的“矛盾”早有论者做了很好的概括：那不过是“舒舒服服的人们的舒舒服服的问题”，最后当然舒舒服服的“解决”。正因为是这样，若一定要为通俗小说冠以什么“主义”的话，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浪漫主义”可能比“现实主义”对它更恰当一些。
总之，通俗小说往往不按照自己的本来面貌，而一定要作为“现实主义”的样品出现，好象非如此才能获得通行证，这足以说明“现实主义”在我们这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作为文学史上一种文艺观和创作方法在我们这里已被视为文艺的本质特征和普遍的文艺批评标准。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是不仅许多优秀的古今作品被忽略，而且文艺批评标准本身也乱了。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促使我们清理一下理论概念，考虑一下如何按照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本身的特点更实事求是地评价、更全面地批判继承古今优秀外国文艺作品，使外国文学工作更好地为我们的文化建设服务？
我们重视文学的倾向性，希望通过介绍历史上有进步意义的外国文艺对我国读者起到启发教育作用。我们译介革命题材的作品如《牛虻》、《斯巴达克斯》等有明显进步倾向的作品，无疑会起到这种良好作用。然而有些作品的倾向性不是表现得那么单纯，如何实事求是地判断一部作品的倾向性往往是比较复杂的。就拿《白奴》〔应为《阿尔琪·穆尔的回忆》〕这样一本书来说，它是美国
文学史上最早揭露蓄奴制的小说之一，尽管它拖沓、重复，但还是灌注了义愤与激情，从它的历史地位给予肯定是完全必要的。然而有的同志却以小说主人公阿尔琪从奴隶主手下逃亡后参加了“非正义”的战争这样一个结尾而对全书的评价提出异议⑾。似乎作品中人物参加过“非正义”战争就等于宣扬“非正义”战争，由此就否定了全书的倾向性。按照这种逻辑，莎士比亚也难保。他的亨利五世率兵攻占法兰西领土，不也是一场非正义战争吗？在这里，我们面对着一个如何判断一本书的倾向性的问题。是根据全书的总的倾向去判断呢？还是抓住一两个个别情节去作文章？这里有一个根本的文艺观问题。中世纪的神迹剧、道德剧上演圣经故事和圣徒传说，把美德与恶德拟人化，剧终时好基督徒升天、犯戒者下狱，各人的不同结局都在舞台上活生生地表现出来。在这里，表演的内容本身直接向观众传达惩恶扬善的说教目的，也就是说，题材就是倾向，颇有点“三突出”的味道。可以说，这就是中世纪文艺观的特点吧。按照这种文艺观，《白奴》中的阿尔琪参加了非正义战争，自然就为全书“定性”了。但是，如果我们掉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呢？如果我们说，小说中的阿尔琪本来就不是作者要宣扬的正面形象，如果我们说作者把他设计成妥协苟安的典型以衬托出逃亡奴隶领袖汤姆的英雄形象，那全书的倾向不就改观了吗？阿尔琪的参加非正义战争这样一个情节不就服从一个总的良好的倾向了吗？何况有鉴赏力的读者都会发现，在小说中，阿尔琪的参战不过是个插曲，根本不构成全书的主体。远的不说，英美文学中这种情况就不知有多少，幸而《白奴》一书有俄译本，我们译介有根据⑿。但如果上述那种逻辑普遍盛行，真不知有多少好书会被打入冷宫哩！《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的情况与《白奴》颇为类似。如果说，汤姆信奉基督教就是宣扬了不抵抗恶的人道主义，那么不是也可以说，在小说中不抵抗恶的汤姆的悲惨下场和具有反抗精神的乔治的胜利逃亡恰恰形成对比，是对不抵抗主义的否定和对反抗精神的赞扬吗？何况《汤姆叔叔的小屋》全书是那样生动地表现了暗无天日的蓄奴制社会的一触即发的气氛，深刻地预示一场大变动的不可避免……。在美国文学史上“引起了一场战争”⒀的这部小说为什么至今还不能跟中国读者见面呢？
分析一部作品的倾向是个复杂的问题。你怎么能确定作者的意图，就算确定了又怎能断定作品是达到了作者预期的效果呢？何况一部作品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效果。这就牵涉到文艺批评中的一个问题：“含混”。英国著名批评家燕卜逊曾有一部批评著作《含混的七种类型》主要论述诗歌语言含混。其实文艺倾向的含混比比皆是。以莎士比亚为例，《威尼斯商人》究竟同情犹太人还是批判犹太人，是争论不休的问题。《亨利四世》上下篇是赞颂“新式”“贤明君主”还是暗暗地抨击了新式资产阶级君主的长于计谋和冷酷无情？堂·吉诃德到底是可笑还是可悲？《名利场》把利倍加描写成一个“狐狸精”、女骗子的典型，但到头来与那些上层权势者相比，作者在字里行间是否又有点为她抱不平？狄更斯的一些女主人公善良可爱，但她们那副一本正经劲儿是否也令人腻烦？根植于生活、深入人的内心的真正艺术创作往往有这种复杂性。这并不是用“含混”取消对作品的倾向性的分析，而是说，真正伟大的艺术更深刻地揭示生活，因而会呈现出思想上的复杂性和多层次的意义和意味，这是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可望而不可及的。夏洛克既是受压迫民族的代表，又是高利贷者奸商的典型；哈儿太子作为新式资产阶级君主的雏型既有维护民族利益的一面，又有压迫人民的一面……这种例子在西方优秀作品中是不胜枚举的。我们的评论工作多去挖掘作品的复杂性不是比抓住一两个情节横加指责更有益吗？
我们重视文学史上一般所谓的高峰，尤其重视高峰时期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如文艺复兴和十九世纪文学，这些时期的文艺反映了重要的社会思潮、集中了许多优秀作家，形成了群星灿烂的光辉局面。以英国文学而言，我们对这两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比较重点地译介自然是很应该的。但是另一方面，具体作品又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作家也往往是互相影响、互相衬托的。不了解莎士比亚同时代的马洛、本·琼生等一大批作家，怎能了解莎士比亚的特点？看不见他同时代那些描写市民生活、反映市民思想感情的喜剧和故事，就很难理解本·琼生何以要说莎士比亚“属于一切时代”。同样，不了解英国十八世纪小说的四大名家(菲尔丁、理查逊、斯特恩、斯沫莱特)，就不能全面了解英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高峰，尤其不能真正了解狄更斯、萨克雷这些深受十八世纪影响的小说家。进一步说，若看不见理查逊的《帕米拉》，怎能了解英国心理小说的源头、怎能理解象狄德罗这样的大家何以满怀激情地赞颂理查逊？至于十七世纪文学的遗产，就更少有人注意。实际上若不了解十七世纪玄学派诗歌，又怎能充分理解西方现代派诗歌呢？我们若不仅只看见一、两个高峰而能进一步放开眼界补齐文学史上各阶段的代表性作家作品，那我们不仅对国别文学的发展会有更全面的认识，而且从比较中对“高峰”也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我们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注意作家的历史和政治表现，这方面的考虑无疑是正确的。对于那些反共反华的作家，我们当然要坚决唾弃、彻底批判。但是，另一方面，一味地介绍我们所认定的进步作家，不适当地抬高他们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而忽略其他作家，那也不合乎文学史的实际。在这方面，恐怕我们也接受了他人的偏见，有些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如象五十年代初的一些做法，使青年读者生活在一种错觉中，以为美国当代文学就以法斯特、马尔兹为中心哩！七十年代“四人帮”横行时期，某些书稿把《牛虻》与宪章派当作英国十九世纪文学的高峰，把司各特、奥斯丁等从文学史中抹掉，把一部英国文学的发展史搞得面目全非，恐怕都是可以总结的教训。何况象法斯特那样打着共产党员招牌的所谓进步作家只不过有一层薄薄的民主主义外衣，他的作品从来就是低劣粗糙的，我们若从一开始就能实事求是地按作品的本来面貌加以评判，就不必非等到他公开叛党以后才承认这一点。当前，法斯特已完全堕落为粗制滥造的通俗小说作者，年复一年象机器生产那样制作他的产品，偶尔从德莱塞的作品中窃来一点“灵感”，这本是他作为“小说家”的一种必然发展，反过来更证明他的作品〔也许除极个别的还可以读一读以外〕本来就没有很高的价值，只不过我们当初脱离了文艺批评的基本原则，才会形成如此抬高他的情况。归根结蒂，这还是一个在外国文学评论中如何掌握文艺批评标准的问题。
文艺批评是一种审美活动，如别林斯基说“确定作品的美学上的优劣程度，应该是批评家的第一步工作”⒁。做好对古今外国文艺的评介，归根结蒂，首先是个鉴别问题。区别“跑”的和“飞”的，总之，解决作品的“质地”问题。而文艺批评，如莱文所说，“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因而这种鉴别也是最难的。有时，真正的艺术创造会被忽略，哪怕是名家也会判断失当，如纪德就退过普鲁斯特的《忆华年》的稿子，梅里迪斯也退了哈代的一部早期著作，文学史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另一方面，没有什么真正艺术价值的作品，表面上闪光(甚至表面上也不闪光)的东西，被不适当地抬高，这种事情更在人们周围经常发生。困难在于你无法拿着尺子砝码度量一部作品，精确地说出它的价值的尺寸、分量与高低，或有没有价值。《苏联大百科全书》(一九七四年版)中赞扬《飘》有“巨大的艺术力量”，你又有什么办法呢？趣味问题是没法论战的。西方著名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在研究了各种不同的批评流派以后说“文学批评是关于文艺作品的论述”⒂，其他学者也有类似概括，都是把对象的艺术性当作当然前提，而没有正面解决怎样鉴别那个点铁成金的大写的“艺术”。看来这是难以用精确的语言下定义的，正如海明威在谈到福克纳的小说时所说的：“真正优秀的作品，不管你读多少遍，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写出来的。这是因为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有一种神秘之处，而这种神秘之处是分解不出来的。它总是存在，总有生命力。你每次重读，都会看到或学到一些新的东西。你所看到的首先不是你如何上了写作技巧的当。比尔(福克纳)一度有这本领。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一个真正作家能够做到这点，而这是我们无法用一个陈叙句来概括的。”⒃美国著名小说家、批评家亨利·詹姆士以哈代的小说《远离尘嚣》为例试图解决这个困难的问题。他举小说第八章关于农民在小酒店里饮酒闲谈的一段描写为例，与乔治·艾略特笔下的乡村情景和农民形象做比较，说哈代的描写是矫饰的典型，是“操纵人物，制造一片喧嚣与活动，……机械地模仿根本不存在的热情、深度和智慧……”⒄。詹姆士指出，这是“模仿的技艺”，不是“艺术的魔力”，并通过二者之间的对比启发读者的审美感、艺术鉴赏力。我们把相同或类似题材的不同处理加以比较，也有助于体会那单纯“模仿的技艺”与真正艺术之间的微妙界限。如拿辛克莱·路易斯在《大街》中关于闭塞的小城的描写和杜·莫里叶的小说《王巷镇》(又译《金石盟》)做比较就能衬托出这种区别。前者通过中西部闭塞的小镇概括了美国社会的一个本质方面即粗俗的物质主义，通过人物的命运绘出了理想幻灭的普遍性。后者貌似揭露小城的阴暗面，不过在那里耸人听闻，具备着畅销小说的一切成分⒅……肖伯纳就发现，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的智慧来自蒙田，他的历史材料取自普鲁塔赫的《名人传》，而他的故事梗概是从邦戴罗等人那里借来的，然而莎士比亚仍是独一无二的莎士比亚。这里并无贬低蒙田等人的意思，只是可以说明，艺术创作的奥秘是很难用一个公式、配方来表达的。
解决了艺术上的真伪问题(这不等于艺术标准第一)以后，应该看到，外国的古今优秀作品都有其可取之处。正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倒不一定在古典名著的博大精深和现代名著的纤细灵巧之间扬彼而抑此，⒆何况古典的不一定都博大精深而现代佳作也不一定都纤细灵巧。同样，现实主义固然有杰作，浪漫主义也不乏珍品；文学史高峰时期有巨著，其他时期也有自己的代表作……至于古典与现代之间，都应用文艺批评的共同标准去衡量、评价。掌握了这个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根本标准，凡是有价值、有影响的艺术佳品都可以有计划地拿过来，不论是古典的、现代的、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至于具体评论，倒不妨有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凡在创作中起作用的因素——社会的、历史的、民族的、阶级的、个人生平、思想以及文化思潮的影响等有关作品的外在关系……凡属作品的形式、结构、语言、形象等即有关作品的内在关系，总之一切有助于提高我们对作品的理解与欣赏的，都应是评论家驰骋的领空。正如有的评论家说的，文学评论是一幢“开着许多窗户的房子”⒇，对真正艺术佳品的评论是没有完结的，对同一作品总可以从新的角度、侧面进行批评欣赏，总会有新的发现，如此不断提高外国文学评论的水平。
粉碎“四人帮”以后，外国文学工作出现生动活泼的局面，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引人思考，过去有同志提出过不少，譬如“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现在用得有点乱……”“出现了一些商业化的倾向和迎合一部分读者庸俗趣味的倾向”(21)等。在这里笔者也大胆提出自己的粗浅想法——与其说是想法，不如说是提出问题——其中难免有谬误，好在提出问题只是思考的过程，也是向前辈、同行和读者求教。
① 哈利·莱文：《比较的基础》第216页。
②《英国文学论文选》前言。
③《比较的根据》一九六一年。
④ 如詹姆士·哈特：《畅销的书》。
⑤《译林》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⑥《读书》一九八二年十月。
⑦《读书》一九八二年二月，第15页。
⑧《译林》一九八二年第二期，第273页。
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
⑩ 均见《新闻周刊》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⑾《读书》一九八○年第四期。
⑿“即便是西欧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介绍与否，也是一看苏联有没有译本，二看苏联怎么说”，见《读书》一九七九年第七期。
⒀ 林肯语。
⒁ 转引自《上海文艺》一九八一年六月。
⒂ 《外国文艺》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⒃ 董衡巽译自《海明威书简》一九八一年美国版，第770页。
⒄ 亨利·詹姆士：《文艺书评与散文》一九五七年。
⒅ 它也确实成为了畅销小说，后改编成电影，由现任美国总统里根扮演男主角。
⒆《读书》一九八二年第七期。
⒇《外国文艺》一九八二年三月。
(21)《读书》一九八○年八月。
朱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