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寅的《杂录》不象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津津乐道于西方的奇风异俗，也不象曾纪泽的《使西日记》，孜孜于外交的捭阖纵横；他专心致志于工矿企业的参观访问，机器船械的质量、价格，同他作为科技专家的身分完全一致。初读此书，似乎枯燥乏味，但如果透过这些对工具、工艺流程、检验标准和管理方法的描绘，联系当时国内科学技术的落后状态，看到新的一代中国专家正在兴起，仍能使百年后的读者为之神往。不错，徐建寅的顶头上司、驻德公使李凤苞也是曾在江南制造局搞过编译的专家，后来到欧洲监督中国留学生，也曾写过《使德记略》。可是，由于他做官以后，官僚习气越来越重，专家作风——特别是中国专家的作风丧失殆尽。在同德国厂商订购机器时，竟被对方所绍，“故许价较昂”，虽经徐建寅“再三言而不听”，结果经过实验证明，合同所订“二万”的标准“又成画饼矣”！从这里可以概见，同属专家，由于精神面貌、工作态度的不同，将产生多么不同的后果；同时也可想而知，徐建寅对李凤苞“重洋仆而轻华员”的批评，不仅仅是指公使离任后不叫参赞代办署务的权利之争，而更为重要的是指他盲目崇拜外国人、不相信中国专家，代表着一种恶劣的倾向：从轻洋、仇洋的一个极端走向崇洋、媚洋的另一极端，致使国家的建设事业蒙受不应有的损失。
与李风苞恰恰相反，徐建寅通过购买铅字铜模的单价忽高忽低，验收机器的不能合用，提出了“可见西人言语亦不尽无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来源于他父亲徐寿等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也是有迹可寻的。一九○八年(宣统元年)杨寿枢等十四人联名上学部请求表彰“锡、金四哲”的公呈里提到徐寿：“又以锡邑植桑育蚕，有天然水利而不知兴，民生日蹙，爰自治田植桑数十亩，躬为倡导，复‘筑灶烘茧’，制机缫丝，以防利源之外溢，而蚕业大昌，邑民食无穷之利焉。……以洋人入内地购买鲜茧，既违公法，兼夺民利，乃倡立‘烘灶’以为抵制，人争仿效。”
徐建寅在法国里昂“往观丝厂，器具及工人甚多，法亦甚繁。但染成之丝皆脆而易断，且不能成艳色，不如中国简法之佳”。这就是儿子继承发扬父亲在无锡“烘茧缫丝”的简法，对西方缫丝繁法的批判。在肯定西方各国先进经验的同时，徐建寅指出：“不精备的器具反而可以生产出较良的产品”，在于掌握，科学试验的法则，“尽心竭力，有弊即改，随时消息于无形，无他秘法也”，这就更加显示了中国科技专家的特色。
徐建寅费尽心力为清廷向德国订造的两艘铁甲舰，于一八八五年下水回国，取名“定远”、“镇远”。它俩在设计上兼采英德两国之长；在质量上，选用钢材经过严格检验；在制造上，派有中国留学生驻守监督；无疑应属当代最新式的海军利器。可是，由于清帝国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加上日本侵略者的凶猛狡诈，甲午中日战役，这两条船就随同北洋舰队全军覆灭了，“定远”号的管带(舰长)刘步蟾，“镇远”号署管带(代理舰长)杨用霖以下官兵同时殉难，徐建寅的心力被葬送在朝鲜海里去了。但是，他不气馁，继续埋头苦干，直到一九○一年在一次试验纤维火药的爆炸事故中不幸牺牲。他的精神是不朽的，即使在近百年后的今天。
读书小札
旷觉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