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没有瑰丽奇异的景色，没有慷慨激越的音调，也没有缠绵悱恻的情语，它的主要人物中甚至没有一个年轻的女性。人们可以对书中的观点有所保留，可以嫌它行文过于冷静，也可以指责它的色彩有些阴暗，但是，很少有人读过它而无动于衷，更少有人否认它是一件朴实无华的艺术珍品。
这本书写的是一场鼠疫，时间是一九四四年，地点是北非城市奥兰。全书是以第三者转述一位医生的手记的方式写成的。加缪强调的是历史的真实，因此，他从来也不用“小说”二字称呼这部作品，而称为“纪事”。然而，谁都知道，此时此地，并无鼠疫流行。这一明显的矛盾，泄露了天机。正如卷首那句作为题词的引语所说：“用一种囚禁来描绘另一种囚禁，用虚构来陈述真事，两者都是合理的。”一语道出了这部纪事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虚构的纪事影射着真实的历史。加缪曾说：“我希望人们在几种意义上阅读《鼠疫》，但它最明显的内容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此言不虚。
天灾掩盖着人祸，鼠疫反映出历史。加缪在阅读了大量有关鼠疫的历史和医学方面的著作的基础上，以科学家式的冷静笔触，准确地描绘出鼠疫从发生到消失的可怕征候；又作为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和见证人，以历史家式的客观态度，鲜明地勾勒出人民从觉醒到胜利的艰难历程。看起来，作者是在绘形绘影地描述一场传染病，其真实准确达到了令读者身临其境、仿佛受害的程度，实际上，鼠疫的发生和演变处处都与法国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的种种现象相呼应、相对照，使读者于不知不觉中将鼠疫和纳粹视同一体。历史的面貌和鼠疫的面貌惊人地重合在一起，从而使虚构的事件反映出真实的生活。这是《鼠疫》能够打动千百万读者的心的根本原因。
然而，这只是本书“最明显的内容”，而作者是“希望人们在几种意义上阅读《鼠疫》”的。加缪一向视小说为“形象化的哲学”，他追求的是某种哲理。他继承了伏尔泰哲理小说的传统，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能事，而把人物当作某种思想、某种品格的物质承担者，当然，人物性格仍是鲜明的，只是少些血肉而已。这在小说的创作上可以被看作某种缺欠，但小说仍旧可以是真实的，生动的，感人的。至少对《鼠疫》可以作如是观。
加缪称自己的思想为“荒诞哲学”，即“关于荒诞的哲学”，人们也常常用“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等一、二句话来概括他的思想，并因此将其归入存在主义哲学体系。拈出一、二句引人注意的警语来概括一种哲学思想，也许是使其传播广远的一种有效的方式，但是它包含着巨大的危险，即此种哲学思想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歪曲。事实上，“世界是荒诞的”这一命题既不足以概括萨特的存在主义，也不足以概括加缪的荒诞哲学，“荒诞”一词流传的结果，只是使加缪有一天感到了“这个词的不幸的命运”而感慨万分。
荒诞哲学认为，荒诞不在世界，亦不在人，而在二者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敌对的，不协调的，而且二者又是不可分的，因此才是荒诞的。人生并无先验的意义，但是人可以赋与他的存在以某种意义，其出发点是对于此种荒诞性的认识。加缪把人发现了和获得了荒诞感称为“觉醒”。“觉醒”在加缪的哲学中只是一个起点，是第一阶段，更为重要的是，人一旦认识到这种荒诞性，获得了觉醒，就应该设法寻求解决的途径，因为人只能正视荒诞，接受荒诞，而不能在荒诞中生存。解决的途径是反抗，反抗不利于人的生存的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但是，反抗不是无限的，没有限制的反抗势必导致虚无，又会回到荒诞。所谓限制，就是古希腊哲学所主张的相对、中庸和节制。觉醒和反抗之间，加缪更多地强调后者，正如他在评论萨特的《恶心》时所说：“对我来说，唯一的已知数是荒诞。问题在于知道如何走出去……意识到生活的荒诞性不能成为一种目的，而只能是一种开始……令人感兴趣的不是这种发现，而是其后果和人们从中引出的行动准则。”这种“行动准则”充分地体现在《鼠疫》这本书中。
《鼠疫》提出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类如何走出荒诞的状态。虽然在整部小说中，读者找不出“荒诞”这个字眼，但是在作者的眼中和笔下，荒诞无处不在：城市是无法想象的“丑陋”，居民的生活是那样的“平庸”，而鼠疫的发生和流行更是使人们处于流放和囚禁的状态，时时受到死亡的威胁……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这正是作为荒诞的集中体现的鼠疫向人类提出的挑战。加缪在一篇生前未曾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一个大火熊熊、哀鸿遍野、监狱林立的欧洲，我们应该立即寻到一种清晰的理性和一种行动的准则。”这正可移作《鼠疫》这本书的宗旨。《鼠疫》表明，作者已经寻到了“清晰的理性”和“行动的准则”，那就是人在面对恶的时候，应该正视恶，承认恶，抵抗恶，战胜恶；恶虽败而不能绝迹，人虽胜而不能止步，幸福总是存在于相对之中。围绕着这一宗旨，作者组织了一系列不同思想和行为的对立和交锋。
作品中最基本的思想斗争表现在对鼠疫的认识上面，主要发生在医生里厄和神甫帕纳卢之间。神甫认为鼠疫是天主对人类的集体惩罚，是“一道光”，“这道光又一次通过这条充满着死亡、恐慌、号叫的道路把我们引向真正的宁静和一切生命的本源”。医生的回答针锋相对，他不能接受“集体惩罚”的说法，他不能认为“鼠疫有它好的一面”。他认为真理的道路是：“向客观事物作斗争”。医生的职业教他明白，对鼠疫的胜利是暂时的，鼠疫的失败是“没完没了的”，然而这并不能成为不向疫病作斗争的理由。对鼠疫的这种看法也许不符合医学上的事实，但《鼠疫》不是一本医学教科书，作品要表达的思想是明确的：恶总是要失败，但不会被根除，人类总是要胜利的，但不会一劳永逸。医生的态度无疑具有实践上的积极意义。作品用事实支持了医生的看法，驳斥了神甫的观点。
思想上的分歧还表现在医生里厄和他的朋友塔鲁之间。在对鼠疫的抵抗和斗争中，他们在行动上是一致的，但在认识上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如果说神甫帕纳卢代表的是一种以宗教的形式出现的极端观点的话，那末，塔鲁代表的则是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同样是一种极端的观点。他用“自然产生的”细菌代替了基督教的原始罪恶，断言：“每个人身上都有鼠疫……没有任何人是不受鼠疫的侵袭的。”他要成为一个不信上帝的圣人。他积极地参加了抵抗鼠疫的斗争，但那并不是出于对同类的友爱，而是出于内心安宁的需要。他需要面对恶，他需要反抗什么东西，在反抗中实现他的“奢望”，因此，当鼠疫退去的时候，他的心中出现了惶惑的感情。而医生里厄却完全是脚踏实地，出于理智和经验，对客观事物采取一种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现实态度。他说：“我感到自己跟失败者休戚相关，而跟圣人却没有缘分。我想，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作一个人。”应该说，这两个人都代表着加缪的一部分观点，而且分享着他的一部分经历，但是，我们同意加缪本人的说法：“最接近我的，不是圣人塔鲁，而是医生里厄。”塔鲁在鼠疫退去、城门开放的前几天，被鼠疫夺去了生命，他“输了”，他没有当成圣人，至于他是否找到了“安宁”，也还在疑问之中。实际上，加缪在对塔鲁表示敬佩的同时，否定了他的生活哲学。他肯定的是普通人的斗争和生活，是现实的、伸手可及的世界。不过，在这一点上，他的看法既是一致的，又是矛盾的，一致中有矛盾，他自己也并非时时刻刻清楚。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医生里厄与小职员格朗和新闻记者朗贝尔的比较中看出来。
格朗是个极平凡的政府职员，他因不能用确切的语言确切地提出他的要求，而始终得不到加薪晋级的机会，妻子也终于离他而去，但是，他有善良的感情和理解的精神，他能兢兢业业地埋头于防疫斗争中的统计工作，同时又利用晚上的时间琢磨他将要写的一本小说的开头。在他写过的五十多页稿纸上，其实只有翻来复去修改的一句话：“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富丽的枣骗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花径上。”他因追求完美而终于写不出第二句话来。作者对他这“看来有点可笑的理想”是抱有深切的同情的，而对他的平凡和善良则给予衷心的赞美：“假如人们真的坚持要树立一些他们所称的英雄的榜样或模范，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那末作者就得推荐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这并非笑谈，因为作者认为，“这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也就是说，人生的第一要义是幸福，而幸福是具体的，可感的，触摸得到的，并不是那种从遥远的海外传到这座孤城的“歌功颂德的语调和词句高雅的讲演”。那些象格朗一样平凡的人们正是为了幸福而默默无闻地做着他们应该做的事情。“爱在一起或死在一起，舍此别无他途”，这显然是医生里厄、也是作者所肯定的态度。然而，医生又清醒地认识到，追求幸福的权利虽然是神圣的，却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他可以在道义上支持新闻记者朗贝尔违反市政府的规定、试图逃出城去的打算，却不肯在实际的行动中给他以任何的帮助。他承认朗贝尔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并不认为那是可行的。我们在作品中看到：朗贝尔在成功在即的时候，突然决定留在城里，因为他认识到，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都是 这城里的人了。在“享受自己的幸福”和“分担别人的不幸”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他不愿因自己的逃跑而“影响他对留在外边的那个人儿的爱情”。这说明，在爱情与责任之间，最后还是责任占了上风。尽管医生表示不太理解，然而这正是他自己所采取的态度，只是他不十分清楚此中的原因罢了。这固然说明了作者本人思想上的矛盾，同时也说明，他尽管把幸福当作人生的第一需要，但在现实的斗争和生活当中，他不能不把幸福与“羞耻”、“正直”、“尊严”等道德观念联系起来，在必要的时候，个人的幸福可以而且必须牺牲。这也其实正是作者本人在现实生活中所取的态度。
对于上述这几个人物，医生虽然与他们有思想上的分歧和认识上的差异，但是，他理解他们，爱他们，赞赏他们的勇气和美德，他可以代表他们讲话，他愿意跟他们“爱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放逐在一起”，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与鼠疫作斗争(神甫后来也参加了抗疫斗争)。相反，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信念，医生就不能理解，不能成为代言人，例如对科塔尔。这个人实际上是与鼠疫站在一条阵线上的，“具有一颗愚昧无知的心，即一颗孤独的心”，“他从心底里赞成那种导致孩子和成人死亡的东西”，他是恶的化身，他象征着与纳粹同流合污的合作分子。医生对他没有同情和理解。在加缪看来，“愚昧”和“孤独”是人类的最严重的缺欠。他说，“世界上的恶几乎总是来自于愚昧无知”，而“孤独还是友爱？”这正是他毕生萦绕脑际的疑问。他在《鼠疫》中，以科塔尔的死结束了这篇“纪事”，是有着深刻的寓意的。
综上所述，加缪在《鼠疫》中提出的道德教训是：当人类面临着恶的挑战时，既不应梦想着成为超脱于恶之上的圣人，不管是相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的圣人，也不应该屈膝投降，束手待毙，而应该象那些普通人一样，怀着谦逊而真实的感情，团结在一起，去从事看似平凡其实有效的工作；尽管他们的胜利不会是最后的，他们却会在不断的斗争和不断的胜利中获得慰藉和幸福，而不会因只顾个人的幸福而感到羞耻，更不会因与恶势力同流合污而感到孤独。人类如何走出荒诞的状态？这就是加缪在《鼠疫》中提供的答案。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答案太平凡了，太缺乏英雄气概了。然而，人类的斗争不正是由许许多多看似平淡的具体工作组成的吗？那种惊天动地的壮举，那种叱咤风云的英雄，实在是大多数人毕生都难得一见的。但是，当那些看似平凡的工作变成回忆被载入史册的时候，未尝不会获得一种史诗的色彩，显得既崇高又悲壮。因此，加缪在《鼠疫》中揭示的真理是平凡的，又是伟大的，因其平凡而常常为人忽视，又因其伟大而值得大书特书。
伟大的真理有时是以极平淡的口吻说出的，而往往又因此更能服人。《鼠疫》的口吻是平淡的，如话家常，有时近乎单调，然而读者只觉得它朴素，而不觉得它呆板。这是因为行文的质朴使读者解除了精神上的抵抗，完全为小说的真实性所征服，从内心深处相信作者所说的话是真的。平淡的口吻不会降低小说所叙事件的重大性，相反，由于口吻与事件之间的不协调，还会在无形中使事件的重大性给予读者以深刻的印象，从而使小说具有一种史诗的气魄。加缪深知此中奥妙，他说：“斯丹达尔的秘密在于口吻和故事的不成比例。”他从不用慷慨激昂的笔调描写人同鼠疫的斗争，而是不动声色的铺叙事实，反衬出这一场生死搏斗的悲壮；相反，他把慷慨雄辩的口吻送给了帕纳卢神甫，并且有意地唤来狂风暴雨来加强神甫布道的威势，其结果是使他的第一次布道显得那么笨拙、空洞而可笑。因此，《鼠疫》虽然是一份客观的见证，却并非无动于衷的叙述，它饱和着作者的爱憎，只是读者不易觉察罢了。这种貌似平淡、实有激情的口吻，使作品既具真实性又有感染力。
当然，象任何一部真正深刻的作品一样，它一定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和诘难。最严厉的责难来自萨特一派的存在主义者们，他们指责他用病菌代替了纳粹，而未直呼其名；他们嘲笑他宣扬了一种不分敌我友的红十字会式的道德；他们认为加缪是在回避历史和真正的问题，等等。这多半是一种出于某种政治需要的批评，加在《鼠疫》这样一部哲理小说身上是不大合适的。人们不能要求一部小说就某个政治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假如一部小说能够给人以某种启发，能够促使人们思考，那末这部小说就是有益的。
《鼠疫》的主要缺点不在于它用病菌代替了纳粹，而在于它宣扬了恶的根源是不可认识的这样一种思想。小说虽然歌颂了人们的斗争，但强调的却是“鼠疫去得好象和来时一样突然”，“它的巢穴是不为人知的”，“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这种恶的不可知论是加缪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的表现。这里牵扯到加缪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看法，但其复杂的程度已经远远地超出一篇对于《鼠疫》的简短评论的范围了。
一九八一年六月
(《鼠疫》，〔法〕阿尔贝·加缪著，顾方济、徐志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年八月第一版，0.69元)
郭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