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同志是我国一位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位正义的战士。
我知道侯老的名字，大约是在一九三二年春间，那时我在上海四马路一家书店买得侯老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分册。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下，马克思的著作，是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人士的“罪证”。如果没有高度的信仰和决心，那是不会公然把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翻译出来的。但那时，我不认识侯老；向“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的同志打听，才知道他是北平的一位进步教授。地下工作和牢狱生活，使我没有机会同侯老见面。
到一九三八年秋，我从武汉撤退到重庆的时候，才同侯老见了面。侯老那时已经是一位知名的教授，他从武汉撤退到重庆之后，由《新蜀报》的漆鲁鱼同志发起，组织一个小小的宴会，来欢迎他。我那时是《新华日报》的编辑，也应邀出席。大家热烈谈论抗战形势，谈论中国前途，谈论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怎样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工作。由于武汉的撤退，当时有一些人，特别是国民党中有着“恐日病”的人物，到处散布悲观失望的论调。侯老反对“恐日病”的态度是坚决的，他希望在座的同仁，必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打击这一种悲观失望、妨害抗战的病症。热烈的讨论一直谈到我要回报社上夜班时，才告结束。从此之后，我就同侯老经常见面。
记得侯老到重庆不久，就在中苏文化协会主编《中苏文化》月刊。当时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为了反共，就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上大做文章；针对着这种情况，侯老就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解释三民主义，因而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打击。在横逆面前，侯老屹然不动，这是难能可贵的！
皖南事变以后，白色恐怖布满山城。周恩来同志在城内的办公处是曾家岩五十号，而五十号的左邻右舍，都是被国民党特务戴笠的大小机关所盘踞着。为了保护来访人士的安全，恩来同志就在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的二楼布置一个会客室，会客时间，每天从下午七时到深夜。在开头几个月，一些在政治上摇摆的人士，是不敢登门的。只有坚决跟着党走的朋友，才敢到《新华日报》门市部二楼来访问，侯老同翦伯赞同志就是其中两位不怕国民党特务盯梢迫害的朋友。总理同侯老翦老不仅谈当时的抗战形势，谈当时的国民党反共的后果，而且也谈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的问题。总理对他们两位说，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它对于新四军九千抗日健儿的包围屠杀，只能在它的血债簿上多记上一笔帐，只能在政治上进一步丧失了民心。中国共产党当然因为皖南事变受到了损失，但是国民党的这种倒行逆施决不能阻止新四军和八路军的日益壮大。侯老和翦老根据当时一些具体情况，问问总理，国共会不会从此破裂？抗战会不会因此就被天折。总理微笑着说，党的方针，就是争取时局的好转，但同时还要准备更坏的局面的出现。至于抗战能不能继续下去，那决不是蒋介石一人所能决定的。侯老和翦老都表示，如果离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解放事业，就没有保证。无论局势如何困难，一定要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到底。那次谈话，我是在场的。四十年前他们这两位学者的那一次诚挚而深刻的谈话，直到今天，记忆犹新，还在我的脑里盘旋。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时候，侯老同许多坚持正义的人士一样，都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而欢欣鼓舞。当旧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时候，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社交会堂”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鸡尾酒会。当时到中国来调解国共关系的马歇尔，也出席这个酒会。大家都为抗战胜利和旧政协的圆满闭幕而高兴。记得郭沫若和李公朴二人就在会场上跳起舞来。参加那次酒会的侯老也因为朋友们的高兴而微笑着。国民党特务在沧白堂和校场口破坏群众集会，殴打好几位为和平建国、反对内战而努力的民主人士的时候，侯老不顾横逆之是否到来，严肃地站在进步的一边！
日本投降的次年，侯老同许多进步人士一道，从重庆转移到上海。当时，美蒋勾结，日益露骨，全面内战，迫在眉睫。党在这个时候，有计划地把一部分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转移到香港，侯老也是其中之一。在香港，我同侯老又经常见面了。记得有一天，侯老把党在香港工作的几位搞社会科学的同志，请到他的家里座谈。从研究《资本论》、翻译《资本论》谈起。我问他，他的《资本论》译本为什么不继续译下去？他说，他已经把三卷《资本论》大部分都译完了；听说郭大力、王亚南两同志的已经付排了，所以就把自己的译稿压下来。大家都赞叹侯老的谦虚礼让，那天真是无所不谈，一直谈到对祖国解放后的美好憧憬，最后尽欢而散。
侯老在一九四八年冬沈阳解放时，由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后来又到西安当西北大学的校长。当了几年校长之后，转到历史研究所继续他的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而我则是把绝大部分时间，用之于行政工作。“隔行如隔山”，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间，除了在宴会上，我们的见面，几乎屈指可数。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大家都成为斗批对象，更没有见面的可能。但是，世间的事情，往往会出人意外。一九七二年(这是我的被打倒、被“监护”的第六年)秋，我在牛棚中害了相当严重的“骨质增生”，连走路也感到困难，周总理批准我到医院就医。我就被送到宣武医院去；恰恰侯老也在这个医院治疗。多年不见，颇有唐人的“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的味道。在他出院之前的一个夜里，他到我的病房来话别。他告诉我，他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到次年夏因为支持进步活动而被捕；他告诉我，“一月风暴”以后他受到不少天的冲击；他又告诉我，翦伯赞同志因经不起摧残而夫妻双双自杀。但是，他的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工作，还要干下去。对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他低声对我说，“这种人物，虽然能够横行于一时，但是，这种横行，是兔子尾巴，没法长久的。这是历史的规律。”病房一夕话，证明侯老确实是一位具有远见和正义感的社会科学家。
侯老之作为一位渊博的学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写出了完整的系统的著作，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独立的见解。杜国库同志在三十多年前对于侯老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的评介中，有着这样的话：“通观全书，确能遵守着这一‘朴实’的‘实事求是’的方法，而其成就也颇有‘独立自得’之处”。杜老的这段评语，不仅适用于侯老的《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而且适用于侯老的其他著作。我对中国思想史是门外汉，对中国社会史是一个小学生，我只能借杜老的话，来评价侯老的治学方法。现在出版的《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反映了五十年来他在史学领域内艰苦探索的历程。至于这部书的内容和价值，读者自有定评，用不着我来说空话了。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挥汗如雨中写于南沙沟宿舍(本文系根据《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序言》改写)
许涤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