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使时，他的夫人也一同远涉重洋。这一点，在当时的封建官僚中也还算是开明的，和洪钩的带赛金花出国有些不同。但在出使前，曾经写信向随行的翻译官法国人法兰亭，提出一件“极要之事”：
“泰西之例，男女同席宴会；凡贵重女宾，坐近主人，贵重男宾，坐近主妇，此大礼通例也。……中国妇女，若与男宾同宴，将终身以为大耻。……中国公使眷属，只可间与西国女宾往来，不必与男宾通拜，尤不可与男宾同宴。”
这在今天看来，固然迂腐可笑，对妇女自然还是出于不平等的偏见。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我倒觉得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国情观”。因为一百年前的中国上层妇女，还不可能完全适应西洋那一套社交习惯，如果勉强适应，我们可以想象，这会增加这位公使夫人多么重的压力，甚至回国之后，也会引起物议。他说的“将终身以为大耻”，也许有些夸张，但宴会时精神上极度的紧张当是事实。与其临时受窘，不如事前避免。所以这还不失为明智的办法。在曾氏出使前一年，刘锡鸿曾以副使出使英国。当他看到外国“凡妇女皆肉袒，不以男子挤拥为嫌。……无男女但识面，皆与握手”的现象，就大惊小怪地在他的《英轺日记》中当作话柄记下来，可见那时男子的眼界就都是这样。
当曾氏一行到达香港时，香港总督亨乃西准备派他夫人来拜访曾夫人，曾氏却“答以内人应先登岸拜候”，只是不能拜访男宾。到了巴黎，曾氏本人则拜会了法国外交部长的夫人。这也说明，他对国际间的社交活动，还是重视的。
当然，“国情观”也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今天，我们对一些两性间正常的社交生活，不会再象曾纪泽那样的当作终身大耻了，因此，我们的国情观自不包括应当淘汰的落后的东西在内。但由于中外历史传统的差异，在生活方式和社交习惯上，也需要有个适当的界线。外国有外国的民族作风，我们应当尊重，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能盲目模仿。“橘逾淮而变枳”，因为两地的水土不同。因此，在外国可能是真理，在中国也许是谬误。
曾纪泽的认识水平受到历史的局限，但他的思想方法，却还有其“务实”的一面。
读书小札
金性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