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有的翻译作品，尽管整体是好的，细细咀嚼起来就有砂粒。日本小说《油断》第二十九页上有这样一段话：“这次的调查，是把日本石油进口仅达平常的百分之三十的情况作为前提来进行的。目前日本进口的约百分之八十一来自中东地区，……”事实上，这个调查是一次假设，研究将来的某一天日本石油危机，进口只达现在的百分之三十时怎么办？即是除了来自中东地区的百分之八十一以外的百分之十九，再加上从另外的途径搞到百分之十一。(后来小说虚构从美国和中国等国搞到。)数字并没有错。可是，译者却随意加上了“原文如此，数字前后不一”的脚注。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和国外学习中文的人数的增加，我们的书如果不是十分认真地编写、记述和出版，难免要闹些笑话。
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学习一下许多革命前辈对翻译文字的严谨态度是有好处的。
比如《共产党宣言》的新译者成仿吾老人。成老早在二十年代就应斗争需要着手翻译这部经典著作，后在延安时期和解放后又译过多次。敬爱的朱委员长看到后称赞说：没有倒装句，好谈！一九七八年他的新译本又经过反复推敲出版。一位精于德文的老同志曾经向我推荐这部新译本，并高兴地说：“改得好。例如第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一句多年来人们就觉得很绕嘴，不贴切。那geht in Europa um一语，确是有徘徊的意思。但是熟通德语的人还知道，这个字如果讲人，是徘徊，如果讲鬼魂，就是出现。马克思在这里用的是‘幽灵’，新译参考了‘红色魔怪’之说，那么，徘徊和出现那个更符合原意呢，应该是出现……”。
不久前见到七十八岁的刘思慕老人的《歌德自传》修改稿，在旧版本字里行间的密密麻麻的小字，真使我感动万分。刘老不仅对照德文原版字句斟酌，还参照英译本和日译文反复核对。他说英、日译本也有许多优点，例如有些译注就很好，对介绍当时的历史环境，更准确地反映原著，有很大帮助。然后由别人帮他誊清，这总可以交出版社付印了吧？不，刘老还要在稿纸上再改一遍哩！一部重版的旧作，他老人家都这样认真，更不要说新作了！
我最近在大同、曲阜等地看到许多珍贵的石碑和古版的刻本，心中对古代那些有名和无名的制碑、刻版的前辈们不禁油然起敬，是他们尊重原作的严格而准确的刀锋，使我们后代之人得以欣赏这些艺术珍品。今天，许多老前辈严肃的治学态度，不也可以和他们媲美吗？相形之下，倒是许多初出茅庐的作品，显得粗糙了些，他们似乎觉得，只要能了解外国文艺的动态就行了，用字遣词不必讲究，更不考虑中国读者的习惯，有的甚至前后矛盾，错行丢段。希望我们的翻译工作者们学习文坛前辈们的科学态度，象对待珍珠一样爱护文字，为祖国的翻译文学增添更多的华丽篇章！
江柘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