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泰昌同志送我一本《艺文轶话》，本来是随手翻看，不料，看着看着，却有点放不下了。这倒不是因为该书有何宏谈伟论妙言隽语；也不是因为该书如何举一援十，资料丰富，足以吓人。这些都没有。但是，它那轻轻道来的文坛掌故，很使人兴味盎然。它常常在人们不大注意或很不注意的小地方，或根据传闻，或查些资料，讲了好些颇有意思的文学史实。例如，他讲到张闻天说，“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撰有一百四十二位作家小传，其中共产党领导者除陈独秀、瞿秋白，仅张闻天。小传说张‘是小说作者、译者、文学研究会干部。作品发表于《小说月报》者甚多。有长篇《旅途》、《青春的梦》。译著有科洛连科《盲音乐家》’”。这段材料我记得也看过，并且还知道张是柏格森美学名著《论笑》的译者。这些虽然引起过我的注意，但没去再想它。因之，《艺文轶话》作者紧接着的下段话，我觉得就很有意思了。他说：“早期共产党人中业余爱好文艺的，实在不是一个两个。可以说，不少人同文艺都有过姻缘，并留有习作”。下面举了李富春、周恩来。并举出周的某首新诗当时居然被人认为“作者似乎是个女诗人……。这首诗里深涵着自然幽雅的女性美。即使作者是个男子，也无愧乎诗人的本色。诗世界的司命本是女神啊。”(35页引一九二二年《新诗年选》编者语)这不是很有意思吗？这种材料恐怕很少人留心，表面看，也似乎不说明甚么问题。但是，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和骨干力量中那么多人(还有毛泽东、陈毅等等)原来喜欢文艺，或作新诗，或用旧体，有些作品写得很美，并不一定有什么“火药味”，是不是倒可以说明他们本来所追求的理想，他们之所以最早参加残酷、艰苦的阶级斗争本是为了一个美的世界呢？李大钊的诗就有“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这不也是“深涵着自然幽雅”的美吗？
　　小中可以见大，但是不能瞎扯。上面只是我的随感，并非作者原意。《轶话》长处恰恰在于不多发议论，只用史料本身说明问题。例如证明包天笑并非鸳鸯蝴蝶派代表(尽管好些文学史陈陈相因都如此说)，引用了一九六○年包自己的答辩；例如介绍“我国第一份诗刊于一九二二年在上海诞生”，查出了该刊始末及人物；例如说明挨鲁迅骂的钱杏<SPS=1713>是鲁迅《二心集》出版的媒介人，刊出了当时出让版税的单据……，如此等等。而这些材料都是搞现代文学史的人所必须注意的。所以我和一位朋友说，这本书将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参考资料长期流传下去，我宁愿看这种言而有据的短小札记，而不喜欢那些连篇累牍既少新意又缺材料的空论分析或高头讲章。
　　也讲讲缺点(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一是不平衡，有些篇章淡而寡味；二是好像有意搞调和。例如大谈鲁(迅)与郭(沫若)的“友谊”，而无视他们的思想乃至气质的差异、矛盾和冲突。这似乎也是当今通病，作者未能免俗吧。
　　《轶话》优点之一即是简短。我的“品书”如太长，未免煞风景。就此结束。
　　　
　　一月二十九日夜十时匆草　　
　　(《艺文轶话》，吴泰昌著，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第一版，0.93元)
品书录
李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