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大师。他对我国进步的美术事业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作为伟大的创作家，他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艺术遗产。他的不朽画卷，反映了同代人的思想、感情，反映了急剧变化的时代风貌。作为杰出的教育家，他培养了一代写实主义艺术的骨干。他的学生解放以后活跃在我国美术教育战线上，为社会主义美术教育辛勤耕耘，有十分丰硕的成果。徐悲鸿生前面临美术领域内保守、顽固势力的围剿和攻击，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发表了许多革新美术的言论，推动美术家跳出一味模仿古人和讲究形式的狭小天地，重新从生活中汲取朝气和活力。在中国近代史上，引导美术家迈上革新道路的无疑是鲁迅，而在具体的美术实践中，在延安鲁艺的革命美术活动之前奋勇搏斗的战士中应首推徐悲鸿。当然，鲁迅在美术方面的见解更深刻，更富有战斗性。
这是我夜读艾中信先生的近作《徐悲鸿研究》的突出感想。艾中信是徐悲鸿的学生和同事，他以丰富的感性材料为基础，结合大量的史料写成这本著作，兼有回忆文体和学术著作两者之长。又由于作者有长期的绘画实践和相当工力的理论修养，以及他对当前美术创作和教学认真的思索研究，致使这本研究著作触及到许多当前为人们所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作者常常结合对徐悲鸿的思想和作品的分析，发表自己的艺术见解，独特而精辟。
全面、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不是件容易的事。常常听到一些人对徐悲鸿的非难和指责。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画派。徐悲鸿和他的画派不是没有缺陷和不足的。这些缺陷和不足，一方面是由于他个人的局限(这不是套话，一个人总不可能是那样全面的天才，说的和做的都无懈可击，何况在艺术趣味这个问题上，容许偏爱，这偏爱既是艺术家常常具备的品格，而又是一种天然的局限)；另一方面是时代的因素造成的(这也不是套话，因为在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在需要克服一种主要倾向的同时，可能掩盖着另一种不易为人们所觉察的倾向)。在徐悲鸿生活的年代，他和他的战友们大声疾呼恢复和发展写实的艺术传统，主张改良国画，主张吸收西画的长处发展民族艺术，在当时是正确、勇敢和有远见的行动。徐悲鸿本人推崇写实的画风，他具有博大精深的知识和丰富的艺术阅历，他的艺术趣味并不偏狭。他之所以对印象派之后的西方美术比较鄙薄，那是因为他深信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只有写实的艺术方能振兴人民的精神；在当时陈陈相因、模仿和抄袭之风盛行的中国画坛，也只有写实的作风才能驱散乌云，振兴真正的艺术。徐悲鸿在执着的追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和激烈的争论中，是不是有某些固执和不够全面的地方？我以为那是在所难免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算不得什么。因为徐悲鸿着眼于美术的“大道”，给我国近代美术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使之朝气蓬勃，那是成果卓著、功绩显赫的。要求前人句句说的是真理，件件事都做得似天衣无缝，那岂不是一种苛求！
《徐悲鸿研究》出版的现实意义在于它能帮助我们廓清一些混乱的认识。例如，对写实主义究竟怎样看？它是不是机械模仿的同义语。西欧人也有把美术中的写实风格称作“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徐悲鸿也常用这个术语来指写实主义的画风。这里的“自然主义”，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缺乏艺术概括的自然主义，而是忠于自然的意思，和古典主义(classism，以古代作品为典范)相对立。忠于自然(这里自然作广义解，既指人和社会，也指自然界)，是艺术观察和创作的基本要素。忠于自然和艺术家的主观创造，和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并非是水火不相容的。写实主义是美术创造中的基本手法(当然不是唯一的方法)。写实主义的长处是最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欣赏。写实不是简单地复制客观物象，而是容许依据客观对象加以适当的变化和创造。写实艺术中包含有幻觉、错觉。不论在西方和东方，中国和外国，写实主义的传统源远流长，是文艺发展的主流。因为客观现实是在不断发展着的，不是静止不变的，又因为人们对客观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而不是停留在一个水平上的，又因为技法、手段不断在变换和革新，写实的艺术随着历史的演变而演变。不过它的发展不是直线上升，而是充满着曲折起伏。笼统地把写实艺术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程式，实在是一种误解。诚然，在照相机没有发明之前，造型艺术(绘画和雕刻)担负着双重使命，形象地记录史实，使其永存于世；创造“美”，提供人们以精神上的享受。这双重使命是相互交错在一起、彼此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艺术家在再现和造型中凝聚了自己的审美感情和创造精神，他们不是象摄影师那样单纯地再现客观物象。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西方的美术家认为照相技术的完善可以取代写实的绘画和雕刻，曾经猛烈地否定和抨击写实风格。就西方各国当时的具体条件来说，艺术家们主张从写实的圈子跳出来，吸收东方绘画、非洲艺术、原始艺术和中世纪宗教艺术中的营养，具有一定的革新意义。西方艺术摒弃写实的传统以后，在虚幻的道路上奔驰，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的说来没有得到理想的成果，而且艺术和技巧水平不断下降，形成了艺术的危机。有些西方的美学家从七十年代起就哀叹“艺术的死亡”。这两年在法国、英国连续举行本世纪初的美术展览，人们把写实的美术品和同时代的摄影作品加以比较，以说明摄影取代写实绘画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在我们当中有些主张艺术创新的同志，把西方艺术史上的写实大师伦勃朗、委拉兹贵支等称之为摄影师，主张抛弃写实手法，宣扬脱离客观物象的抽象美。在这些同志看来，似乎艺术发展到今天，艺术家不需要再研究和表现客观物象的美了，只要专门研究形式美的因素和创造形式美就行了。这种理论似乎有些偏颇。打个比方说，鲜美的滋味存在于鸡鸭鱼肉之中，我们怎能设想只从它们身上抽取鲜美的滋味而舍弃它们本身！如果真的那样做，岂不是成了味精之类的东西，哪里还有什么味觉的快感可言。味觉是如此，艺术的审美感受恐怕也有类同之处吧！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否定研究抽象美的价值，也决非想说，写实语言是美术表现的唯一途径。艺术美的创造，手段应该是极其广阔多样的。我只是想说，鄙视写实艺术的风格，认为它是过时和陈腐的创造手段，不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不符合广大群众对艺术的殷切期待。
美术领域和其它文艺领域一样，讨论的课题和题目，基本上就只是那几个，但它们之所以不断被人们提出来，且争论不休，主要在于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它们有不同的认识和阐释，不断从新的角度加以深化，这就是所谓旧题目的新变化。正因为如此，前人探讨的问题今天不会显得过时和陈旧，今人的思考和求索，也不会是老调重弹。研究徐悲鸿的生平和创作，从正确的立场上总结历史经验，对于发展我们今天的美术事业无疑是有益处的。
恕我离题太远了。不过我觉得由我这个对徐悲鸿没有研究的人来评论《徐悲鸿研究》未免太自不量力了。这本书的作者在论述中条分缕析，明白晓畅，既有逻辑性和哲学味，又富于文采。读者自会从这本书中得到许多历史的和艺术的知识，得到美的享受。我上面写的只是夜读过程中的一些肤浅的心得。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一日夜于北京
(《徐悲鸿研究》，艾中信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月第一版，1.05元)
邵大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