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在一个美国杂志中连续发表了两篇书评。一篇是论波士顿大学教授梅尔·哥德门(Merle Gold－man) 的《中国知识分子：忠言与异见》(China’s Intellectuals：Ad－vise and Dissent)；一篇是论耶鲁大学教授琼纳森·史宾斯(JonathanD.Spence) 的《天安门：中国人与其革命，1895—1980》(The Gate ofHeavenly Peace：The Chines andTheir Revolution，1895—1980)。对前者是批评，对后者是赞扬。写书评时，我着重“可读性”，因为无论是具有如何高度学术性的书，如果写得枯燥无味，不能吸引读者，又有何益？
对哥德门一书的批评，引起哥教授来信强烈抗议，我已在那个杂志上一一作答，不在本文范围之内。引起我感慨的是书评所能引致的论争。这类在思想上有启发性的论争很能使一个刊物办得生动活泼。“书评”与“新书介绍”在本质上有所不同。书评是批判性的，新书介绍不过是将新书的内容形容一下。
由于美国出版书籍的众多，阅读书评是读者在百忙中获悉出版界知识的经济办法。通常受重视的高级性杂志几乎都有书评栏。美国最著名的书评刊物有两个：一是《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一是《纽约书评》半月刊。对这两个刊物，我在年前本刊中已作过详尽的介绍。这里所要谈到的是其他十个重要杂志的书评栏。书评栏所占的篇幅一般并不大，这就容易使读者起疑问：杂志如何挑书作评论？书评家如何有时间阅读这么多的书？
曾在《纽约时报书评》写过专栏的朋友马丁·勒文(Martin Levin)现在替美联社辛迪加(AP Syndi－cate)写一周一次的书评专栏，专门评论平装本的书籍。我到他家去作客时，常见他的公寓中到处都堆满了书。我问他如何有工夫看这么多书，还要写文章？他摇首苦笑说，绝大多数的新书没有受到书评家的注意。向例是书局每有新书出版，寄送一本给各个报章杂志及书评家，目的是在获得一些免费的广告与宣传。在这类新书泛滥的情势下，杂志的编辑与书评家当然只能挑选少数加以评述，这少数中选的如能获得好评，当然就容易销售。
文学界、出版界所举行的鸡尾酒会中常有这种现象：客人与客人间闲谈时，突然有人问书评家：“你每星期大概看了几本新书？你是不是有工夫阅读你所评论的每一本书？”
书评家逢到这样的质问，就要无可奈何地规避质问者的眼光。一般的答复是书评家平均每星期约看十本至十五本新书。至于他是仅仅随便地翻阅，或专门细读，那是他的秘密。当然，精湛的书评家在写评论前不必将全书从头到尾一字不遗地细读的。
美国几家全国性重要杂志的负责书评的文学编辑对如何选书、如何作评论各有不同的意见。出版商则对书评家取了又爱又恨的态度。他们依靠书评家作义务宣传。可是书评家如把他们的新书置之不理或加以剧烈的抨击，他们当然又不乐意。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双方的矛盾是难免的：出版商希望书评家成为他们推销机构的一部分，可是书评家是替消费者(读者大众)服务的，必须诚实地报告他的读书心得。
《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周刊文学编辑杰克·裴蒂(JackBeatty)将书评家的就业态度说得恰到好处：“世界各种活动中很少是大部分基于爱的，书评是其中一种。”
《新共和》周刊是一个已有六十七年历史的偏左的刊物，销路不大，可是读者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因此它的意见很受重视。它的书评栏所占的篇幅很大，在美国全国各杂志中占第三位或第四位。每期至少有七、八篇书评，每篇约二三千字。文学编辑裴蒂说《新共和》每年约评五百本新书，有时特别注意初作的小说，其用意是在发掘写作天才。可是由于《新共和》是个政治时论性的刊物，所评的书多属社会科学与政治方面，特约撰书评稿者也都是著名时论家与社会科学家。除此之外，书评也包括了重要的文学传记、文学评论、美术、心理学等方面。
与《新共和》唱对台戏的《民族》(The Nation)周刊也是一份历史悠久、在政治上老气横秋的左翼刊物。它的读者群与《新共和》是同样性质的。它的文学编辑伊丽莎白·波可达(Elizabeth Pocoda)择书的准则有所不同。她觉得文学见解与政治见解之间不必划有深沟。因此，她以为，《民族》即使在评论唐诺·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的短篇小说集《六十个故事》时，书评中也可能难免有政治观点。同时，《民族》虽然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左翼刊物，但是对“左翼”书籍批评的标准特别严格。在目前，薄薄的《民族》每期所刊书评不过二三篇，以后要增至七八篇。每年春秋出二个专载书评的特刊，波可达说最犯忌的是作家们写书评互相吹捧。
在政治上极端右翼的《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双周刊在书评方面也尽量保持保守主义的立场。《国家评论》的主编是美国右派第一枝笔威廉·勃克莱(WilliamF.Buckley)。他多才多艺，不但会论政治，也会写畅销小说(多半是以国际间谍为题材)。这个刊物同时也带有浓厚的天主教观点(如反堕胎、反离婚等)。它每期约载每篇八百至一千字的五个书评，另加二个至六个的每篇二百字的短评。百分之二十的书评对象是小说，被评的作家包括与《国家评论》政治立场完全相反的丽琳·海尔曼(Lillian Hellman)与高尔·维达尔(Gore Vidal)等。《国家评论》的另一特点是辟有一个专门论述冷门书的专栏。
《星期六评论》一向在美国杂志史上被目为重要的文学刊物，它创刊时原名就是《星期六文学评论》。但是近来它的后台老板与主编人换了好几次手，由周刊变为月刊，由一个文学杂志化为一个介绍美术、舞蹈、音乐、戏剧、电影、图书的综合性刊物，每期约有四分之一的地位归于书评，长的(一千五百字)四五篇，短的(二百字)十二篇至十八篇。这个杂志的特点是在每期都刊载有关文学的专论，有的介绍文学新倾向(例如拉丁美洲作家近况)，有的是作家访问记(近期包括约翰·厄普代克、欧文·肖、索尔·贝娄、诺曼·梅勒等)。据它的文学编辑劳勃·哈立斯(RobertHarris)说，《星期六评论》的书评重视有新闻价值的书籍，他举出史宾斯的《天安门》为例。他说，书评的指标应该是：公正，客观，但也可以有论争成分，这可提高刊物的生动性。书评者必须有明确的观点，不能随便拿起一本书来便加以吹捧或抨击。他对书评者的选择就是以此为原则。
《新闻周刊》(Newsweek)书评栏每期约载四篇书评，每篇约七百字，通常一半是评小说的，每年约有二三期专评新小说。该刊每年一次将单独一个作家的评论作为“封面故事”(Cover Story)，例如近期曾以黑人女作家托尼·摩立逊(Toni Morrison)为主题。有时，整个书评栏讨论出版界近况。例如，不久以前，以“如何造成一本最佳畅销书”为题，专论《高尔基公园》一书(马丁·史密斯的小说)。文学编辑彼得·普莱斯各脱(PeterS.Prescott)说，《新闻周刊》也重视有文学价值及学术性的书籍，同时也不忽视平装书。
《时代》周刊与《新闻周刊》相似，每期平均也有三四篇书评。因为它们都是时事新闻性的刊物，关于出版界、新书与作家的新闻特别受重视。文学编辑保尔·葛雷(PaulGray)说，他很注意有特别天才的初作小说家，也不忽视冷门书与诗集。由于《时代》的读者群很广泛，它有向读者介绍新诗的责任。每年一次，《时代》专论有价值的新出诗集。《时代》的书评每篇七、八百字。它和《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一样，也每周载有最畅销书书目。另一个特色是经常出现的“编者的偏好”(Editor’s Choice)一栏，列出本刊编辑们目为佳作的新书。每隔六星期左右，《时代》载有一篇作者访问记。
《老爷》(Esquire) 月刊有悠久的历史，近年来也变换了好几次主编人。此刊专有一个书评作家，名詹姆斯·沃尔考脱(James Wol－cott)，每期写一篇长达一千六百字的专栏介绍新书。他注重初作小说家。在非小说方面，他所评论的新书，特别着意以有关“流行文化”(popculture)的音乐与电影为主题的。这个方向与读者性质不无关系。《老爷》杂志一向以大学生与知识青年为对象。但它有时也登载作家访问记，最近一篇访问了菲力浦·罗思。
《大西洋》月刊刚于今年开始调换了主编。新的主编人威廉·韦特瓦斯(William Whitworth)原来在《纽约人》当编辑。一到任后，马上向《纽约时报书评》挖角，请来书评家詹姆斯·艾特拉斯(James At－las)当书评编辑，扩展了书评栏的篇幅。目前此月刊每期登载二篇专评，以及十篇由本刊同人所写的短评。艾特拉斯说他着意于某个作家在文学方面有份量的新书，例如女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将出的选集，及已故左翼剧作家克立福·奥德茨(Clifford Odets)的传记。《大西洋》并将发表有关文学趋向的论文，正在计划中的有一篇是讨论严肃的文学季刊，另一篇是讨论现代主义文学。
与《大西洋》齐名的《哈泼氏》月刊最近也换了一个新主编，名迈可尔·金斯莱(Michael E.Kinsley)，年仅三十岁，原是《新共和》一个编辑。《哈泼氏》每期必有一篇文学论文，但是它所评论之新书数目不多，书评的对象是小说和文学、历史书，有时也评烹调书，这很令人不解。
《纽约人》每周所评的新书约十余本。短篇的书评由本刊同人所写，但有时也请名作家写书评。例如著名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就不时在《纽约人》发表书评。书评的对象主要是小说、文学传记等，有时也包括了历史、政治及社会学诸方面。
英美出版新书的众多，不但使读者来不及看，也使书评家来不及挑选。他们经常不得不割爱。出版商则用尽各项办法：赠书，开鸡尾酒会，举行介绍作家的记者招待会等，来引起文化记者及书评家的注意。
中国国内近来新书出版得相当多，我看也有多登载向读者介绍新书的书评的必要。我奇怪许多文学刊物为何不辟一个书评栏。
在这方面，《读书》似有专门的责任。最近收到的本刊新年第一号，不但封面的装帧更比以前悦目，而且新辟的“品书录”也特别吸引我的注意。我写这篇有关美国杂志书评栏的报告，就是出于从“品书录”所得的灵感。我希望书评在国内会逐渐成为一种严肃的文学形式。写书评不应是一面倒的颂扬，也不是一面倒的批判。写书评的准则是公正，客观。
一九八二年二月七日于纽约
纽约通讯
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