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卷本《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我国已经翻译出版四卷，第五卷听说也快要出版了。这套选集是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普列汉诺夫档案馆的参加下，为纪念普列汉诺夫诞生一百周年而于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间先后编辑出版的。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中有苏联最著名的普列汉诺夫专家恰金、约夫楚克和福米娜等人。中译本的第一卷于一九五九年问世，第五卷如果在今年出版，全书的出齐整整花了一代人的时光。不过这里要减去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比起普列汉诺夫的祖国经过三十五年漫长的岁月方才实现列宁一九二一年关于“把现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全集中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详细的索引等等”的指示来，时间毕竟短多了。由此我联想到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在中国的命运。
一九二四年八月，《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刊登了郑超麟译的《辩证法与逻辑》，这大概是我国第一次发表普列汉诺夫著作的译文。其后从一九二九年起，译本便络绎不绝地问世。《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甚至先后有九个译本。鲁迅、瞿秋白、博古和冯雪峰等人在译介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一九二四年到现在的五十七年间，我国共翻译出版普列汉诺夫著作不下三十种，约五百六十余万字。按字数算，在除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以外的所有外国哲学家著作汉译中是首屈一指的。解放后，国内学术界对黑格尔哲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他的作品据说已有一半译成中文。译文数量之多，东西方哲学家中无出其右。然而概算起来也还没有超过五百万字。如果拿普列汉诺夫同第二国际其余所有领袖或理论家相比较，其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更是遥遥领先。这么说来，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在中国的遭遇似乎比在其祖国相对地要好得多。
但是从国内对它们的研究，特别是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看，情况就大不相同。与翻译的这种领先状态比较，研究工作的落后简直不成比例。无论研究著作的数量和质量，我们至今都无法同这方面研究的国际水平相抗衡。解放前，鲁迅和瞿秋白在自己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著作前面写过两篇序文，当时发生了有益的重大影响，但是它们的写作目的并不在于发挥特殊的理论见解。除此之外，就几乎找不出什么专门的研究文章了。三十年代胡秋原写过一本长达六十二万字的《唯物史观艺术论——朴列汗诺夫及其艺术理论之研究》，但那主要是作者根据几个日本人的著作编译汇集起来的，算不得独立研究的产物。解放后三十二年，国内没有出过一本反映我们自己研究成果的专著。报刊上发表的一些专题论文，据初步统计，共有六十四篇。包括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九篇，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四年七篇，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一年四十八篇。六十年代的七篇中，四篇论述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两篇批判他的后期政论，仅有一篇是讲他的哲学思想的，而且止于批判。这个数字清楚地说明，对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研究的薄弱，已经到了何等程度。请看，一九七六年后短短几年间发表的专题论文竟等于解放后二十六年全部文章的三倍！这个事实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在这个意义上，真正有成果的、全国规模的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研究只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开始的(这里所说的研究仅仅指关于普列汉诺夫的那些专题论文)。如果考虑到这几年的文章中对流行的传统观念大胆而有根据的质疑，新看法的不断提出，那更是此前所不可比拟的了。
不过我们也不能割断历史。今天的成绩乃是过去劳作的继续。不仅普列汉诺夫原著和其他研究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为后来的分析整理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料，就是我们过去的研究本身也仍然是有成就的，特别在美学理论方面。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现在，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再度引起国内的重视，而且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的重视。据了解，至少有六所大学已经或即将开设介绍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的选修课。这些课程目前水平还不够高，缺点也不少，但依然受到大多数选课者的欢迎。研究生和本科生中选择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作为学位论文题目的人正在增加。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关于普列汉诺夫的长篇评传已经完成初稿。在这种新成果方兴未艾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译本的全部出版，对于推动我国的普列汉诺夫思想研究，进一步认识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理论，无疑都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普列汉诺夫是一个有多方面才能的卓越的历史人物。他既是哲学家、美学家、哲学史家、文艺批评家、经济学家、伦理学家、历史学家、宗教批判家、政论家；也是散文家，他的文章流畅优美，兼具法国式的奔放、风趣，德国式的深邃、思辨和俄国式的渊博、简洁的特点。他又是翻译家，他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奠定了现代俄语的马克思主义语汇的基础。他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领袖。在所有这些领域他都有许多贡献、许多创见，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个方面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总的说来，他的主要成就还是在哲学方面。他的历史地位也主要是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确立下来的。
他年轻时就作为民粹派政论家噪声文坛。一八八三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一生最光辉的创作时代。但是，严格说来，直到一八九○年他才发表自己的第一篇哲学专论——《评梅奇尼柯夫的书》。一八九五年底问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一下子把他的理论思维水平带到了最高峰。整个九十年代可以说是他最富于创造性成果的多产的岁月。此后哲学论述虽然依旧层出不穷，甚至一九○三年政治堕落以后还出版过《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这样驰名遐迩的现代唯物主义原理概述，但整个说来理论上并无新的突破，只不过是广度的开拓、纵深的发展，或者说是对个别领域、个别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罢了。然而无论前期还是后期，他的所有哲学著作总是历久不衰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其中有些作品值得反复钻研，已成为学术界永久性的“保留节目”。只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在普列汉诺夫著作最遭贬抑的三四十年代的苏联，《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等小册子仍然被当作经典著作与马恩列斯的名著并排地列入高等院校理论教程的必读书目。人们为作者严谨的逻辑推理所慑服，倾倒在旁征博引的大量事实材料面前。新颖的结构、潇洒的风格、韵味无穷的文学比拟、不时迸出给人以美感享受的警言妙语，更常常使它们的读者大开其心。许多同时代的杰出人物读过这些著作以后都获益匪浅，终生对他保持着美好的感情。高尔基尊称他为自己的“导师”。卢那察尔斯基深情地悼念他的去世，号召大家缅怀他在黄金时代所创造的一切不朽的东西，敬仰这个珍贵的宝库。克鲁普斯卡娅在三十年代撰写的列宁回忆录中一再惊叹他的智慧和才华。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则高度赞颂过他的文章风格，说是很象自己的父亲。
至于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推崇，更有着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列宁赞扬他“精通马克思主义、精通唯物主义”，称他是“最通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在普列汉诺夫的一系列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及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论述”。列宁郑重要求年轻党员认真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全部哲学著作，包括他政治上堕落为孟什维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以后的著作，说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最后这句话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过誉。我们有不少同志并没有读过普列汉诺夫的书，或者没有研究过他多少哲学著作，仍然成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有可能阅读比列宁在世时更多得多的优秀的共产主义读物，包括后来陆续发表的马恩和列宁的大量遗著。但是从列宁时代出版物的状况看，这句话包含着无可置疑的真理。它同时也是列宁自己亲身经验的反映。普列汉诺夫著作是列宁经常阅读的书籍。从保存下来的书信中我们多次看到列宁是如何急切地要求亲友和同志把刚出版的普列汉诺夫著作立即寄给他。十月革命后，在克里姆林宫的列宁办公室里，普列汉诺夫著作同马恩著作并排放着。一九二○年九月，列宁在填写“俄共(布)莫斯科组织党员重新登记表”时说，他读过“几乎全部”普列汉诺夫著作。我们有理由断言，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不仅曾经帮助青年列宁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而且是列宁在后来的整个时期内不断从中汲取智慧的泉源之一。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的战斗性。要在他的著作中找出几篇没有火药气味的作品是颇不容易的。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他同任何人都要辩论一番，不同的只是辩论的方式和激烈的程度。每当人们抱怨他喜欢辩论时，他总是要象我国古代的孟夫子那样喟然叹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而他也正是在激烈的论战中发挥了他的才智，建立起他的功勋的。可以说没有辩论就没有普列汉诺夫的风格。不过这种战斗精神还有另外的一面，就是他毫不害怕充分肯定论敌或资产阶级学者一切正确的东西。他和敌人交锋不只是要歼灭对手，更重要的是“袭其营垒，夺其辎重”，以便为我所用。他对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的了解虽然没有达到列宁的高度，却远胜过今天某些人那过于狭隘的观念。
人们在论述普列汉诺夫这种战斗功勋时经常援引列宁的话：“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一八八三——一九○三年的二十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这是对的。不过必须指出，在一九○八年和以后几年普列汉诺夫写有许多批判马赫的作品。有人在引证这句话时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的巨大功勋只在一八八三至一九○三年，这就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了。他们错误地竭力贬抑普列汉诺夫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俄国先进阶级的哲学“整顿”中的“伟大”作用：正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所领导的这种哲学“整顿”在俄国起到了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在法国或者从康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在德国所起的那种作用。
当然，我们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论著绝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历史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未来，以便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普列汉诺夫在唯物史观、哲学史和美学三个领域里都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库，不仅把马恩一系列的原理具体化了，而且提出了许多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创见。近十余年来，苏联学者，特别是恰金，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又据了解，七十年代苏联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就吸收了普列汉诺夫许多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成果。难道提出关于社会意识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这样两种基本形式以及社会心理是诸种思想体系的共同根源的学说，在解释复杂的意识现象方面没有重要的意义么？难道关于地理环境或人口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论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重大发现么？恰金说，普列汉诺夫关于五项论的公式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著名原理的具体化，这是很有见地的评断。普列汉诺夫提出美感对社会、民族、阶级而言是功利的、理智的，对个人而言是非功利的、直觉的，这种美感矛盾二重性的秘密在历史过程中，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中，不能说是对康德的让步，而是辩证法在美学中的光辉运用。
研究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今天引进外国先进的企业管理科学，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吗？是不是向资本主义投降？普列汉诺夫在同司徒卢威辩论时指出，不能“‘整个地’看待一切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有两类：一类叫“直接关系”，或叫“技术关系”，即人们在同自然作斗争的直接过程中所结成的关系，例如工厂中的劳动组织；另一类叫“财产关系”或“所有制关系”。马克思说，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原来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从而引起革命变革。这里所谓生产关系仅指后者，而非前者。第一类生产关系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相平行地改变”的，它不会因为自己落后于这一发展而造成社会革命的必然性。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它基本上没有阶级性，它对各阶级一视同仁。这就从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论证了引进外国先进管理经验的合理性。其实这种思想并非普列汉诺夫首创，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更详细地发挥过了，只是他不叫“直接关系”，而叫“生产方式”或“劳动方式”罢了。但是明确指出“直接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平行地改变”的，似乎还是肇始于普列汉诺夫。
评价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应以列宁的著作，特别是他直接评述普列汉诺夫思想的那些言论为指导。米丁、尤金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们三十年代批判德波林时确立了这一真理。他们的错误是没有全面地彻底地坚持这个原则。一方面他们没有看到列宁所指出的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的缺点的全部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也不懂得列宁何以如此始终一贯地高度推崇他的哲学成就。首先，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普列汉诺夫是承先启后的决定性的中间环节，他在列宁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阐明。其次，整个说来，从哲学原理的高度看，列宁的确远胜于普列汉诺夫，这一点人们讲得很多，也很好。但是还得承认，和列宁相比，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也有一日之长。例如在唯物史观、西欧哲学史、美学、俄国社会思想史、艺术理论、宗教批判等方面的某些成就，便是相当突出的。一九二四年克鲁普斯卡娅说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来不把自己同普列汉诺夫对立起来”。这可说是对后来的米丁们切中要害的批评。
书籍也象它们的作者一样有自己的命运。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在中国的命运将揭开新的一页。它们的内在价值是不用怀疑的。作者赋予它们的那种无畏地探求真理、鄙视停滞的精神正是今天读书界的好尚。可以期望，读者将用创造性的劳动，使它们固有的丰姿得到展现。
《选集》主要取材于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出版的二十四卷本《普列汉诺夫全集》和一九三四至一九四○年出版的八卷本《普列汉诺夫遗著》，参照普列汉诺夫档案馆所藏手稿和作者生前出版的各种文集、单行本和外文版本进行了反复认真的校勘。全书原著三百一十余万字，加上各卷前面编者写的序文和书末的注释、索引，共达三百七十多万字，真是洋洋大观。头三卷收入作者在反对民粹主义、伯恩施坦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马赫主义及其他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斗争过程中保卫和论证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按发表时间顺序编排。一二卷集录马克思主义时期(一八八三至一九○三)的作品。第三卷集录孟什维主义时期(一九○三至一九一四)和社会沙文主义时期(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的作品。第四卷编进了关于几位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哲学思想的著作。这次出版的第五卷则全是作者的美学和艺术社会学论著。应该承认，这种编排方法是自成理数、颇费匠心的。本书注释详细，总篇幅达五十万字以上，对于各篇的基本思想、写作的目的、发表的经过、版本的源流、各方的反映、重要异文的存录、文献的确注、故实的说明、名词的诠释等等，都有相当明白的交代。我国出版物中编辑工作能够做到这种水平的还不多见。
一九八二年春节于武昌珞珈山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共五卷)，三联书店出版，第一卷，一九五九年第一版，3.80元第二卷，一九六一年第一版，3.85元；第三卷，一九六二年第一版，3.80元；第四卷，一九七四年第一版，3.50元；第五卷将在年内出版)
王荫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