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次作家大会，我好奇心起，作了一些研究，发现五十年前美国的第一次与第二次全国作家大会的情景就与这次大不相同。
三十年代初期正是国际法西斯主义思想崛起的时候，作家们深感威胁。第一次美国作家大会的举行受美国共产党支持。到一九三七年举行第二次大会时，共产党已退居后台，口号是“人民阵线政策”，目的是在联合无党无派的民主分子。参加大会的有海明威，名诗人阿契波·麦克里修(Archibald MacLei-sh)，文学批评家马尔可姆·考莱(Malcolm Cow1ey)，肯尼思·波克(Kenneth Burke)，沃尔陀·弗兰克(Waldo Frank)等。
那时的美国左翼作家阵营已在渐渐分裂。一小部分作家与共产党分手，这些作家包括后来成名的玛丽·麦卡锡，狄威·麦唐诺(Dwight MacDonald)，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对当时的苏联共产党路线与斯大林政策公开表示不满。
美国的著名左翼文学刊物新《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就是于这时问世，由上面所述的这些作家联合编辑。
我过去在本刊曾数度谈及商业性的美国文学杂志如《纽约人》、《星期六评论》等。而严肃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与论文，商业性刊物不要，很多是在“小杂志”(Littlemagazines)中发表。所谓“小杂志”也者，多半是大学文学系或私人出版的文学季刊，销路不过数千份，但是在出版界影响却很大，因为编辑们往往在这些“小杂志”中寻找写作天才。“小杂志”虽然稿费很少，有的甚至不付稿费，但初出茅庐的作家都很热望在“小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梦想被商业性出版家发现。可是“小杂志”取稿条件严格，态度认真，也常常发表清高的名作家作品，青年新作家要想挤进门去，也并不容易。
所谓“小杂志”不过是因为销路小，广告少而已，在文学界、学术界却受器重，著名的有《芝加哥评论》、《哈逊评论》(Hudson Review)、《西温尼评论》(Sewanee Review)、《耶鲁评论》等。
《党派评论》虽然不是大学出版，由于它所登载的作品注重严肃文学，质量高，也可被列为“小杂志”。“小杂志”中最佼佼的两个是《党派评论》与《巴黎评论》(ParisReview)。它们与众不同处是在于内容的成熟，作家的有名，销路亦较大。随便拣一本，你可见到女作家乔哀斯、卡洛儿、奥茨、名诗人詹姆斯·狄基(James Dickey)这些名字。本文所要介绍的便是这两份在美国文学界、出版界特别受重视的非商业性文学杂志。
《党派评论》开初出版之时，两个主编者是菲利普·拉夫与威廉·菲利普斯。四十余年后，菲利普斯仍是主编，拉夫却已于多年前因发生政策意见的不同而决裂退出。实际上，拉夫不但是初期《党派评论》的台柱，而且也是第二次大战前后美国左翼文学界最有影响的一位编辑兼文学批评家。
《党派评论》那时是文学界高级知识分子集中地，除了上面已列过的几个名字之外，尚有爱德门·威尔逊、莱昂纳·屈瑞林(LionelTrilling)、汉娜·亚仑特(HannahArendt)、西尼·霍克(SidneyHook)、戴尔摩·许瓦兹(DelmoreSchwartz)、保尔·哥德门(PaulGoodman)。这些人士后来都成为著名文学评论家或社会科学家。他们从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的立场出发，常常辩论时局与文学倾向，在《党派评论》发表。后来有的思想转而右倾，如已故的屈瑞林(曾是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和霍克(曾是纽约大学哲学教授)便是两个例子。
《党派评论》的前身原是于一九三四年问世的一个美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编辑包括拉夫与菲利普斯。但是刊物不久即告夭折，同时，此二位编辑对美共在政治与文化上的完全追随苏共路线逐渐感到不满。在一九三七年的作家大会后，他们将《党派评论》复刊。
三十年代后期正是反法西斯主义左翼文坛极为活跃的时候，《党派评论》立即成为美国高级知识分子圈中一个重要刊物。在政治上，这些作家们被指为托派，因为他们批评斯大林。在文学与艺术方面，他们的激进的先锋派作风也引起很大注意。可是他们的处境并不稳定，一面受共产党攻击，一面受右派学术界攻击。
这些攻击实际上不能左右《党派评论》，包括拉夫的思想。自始至终，他是一个激进分子。他一度曾任布兰达斯大学教授，住在波士顿高级住宅区一所洋房中，过着布尔乔亚式的富裕生活，而一面仍在猛烈抨击这个给予他经济上成就的社会制度。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他的态度越来越反美，大大地影响了六十年代美国青年的社会革命(黑人人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等等)。目前爱好文学的青年难得有知道拉夫这个名字的，可是他在美国知识界与文化界所留下的痕迹，不可抹杀。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党派评论》初期人物是诗人戴尔摩·许瓦兹，这个名字对年轻人来说也许不熟。可是读者如有机会读到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索尔·贝娄的小说《洪堡的礼物》时，请注意书中的主人公便是影射许瓦兹。许瓦兹也写短篇小说与文学批评，能争善辩，深深地刺激了当时的文学论争。
许瓦兹在《党派评论》编务方面最活跃时期是一九四三年至一九五五年，写了不少篇文学评论，最引起文学界风波的是他与莱昂纳·屈瑞林的论争。这个论争将《党派评论》的作家阵营一劈为二，但同时也巩固了它在现代文学与先锋派运动方面的开创者地位。
论争的要点在于屈瑞林认为，现代文学名著与激进派政治不能和谐统一，《党派评论》作家们既然深爱现代文学名著，就与他们的政治观点相矛盾。《党派评论》摒斥这个论点，许瓦兹、拉夫与其他作家起而反击，整个文学艺术界的现代主义者纷纷响应。屈瑞林在国攻的情势下渐渐右倾。他的文学批评家声誉也因此遭了挫折。(可是有人指出，拉夫本人于早期对亨利·詹姆斯的作品深加赞扬，到了后期又完全否定了自己的初见，不是证实了屈瑞林的理论？)
至此为止，我在这里所述的不过是美国左翼文学运动一些皮毛，主要是在替《党派评论》的介绍搭起一个背景。四十年后的现在，《党派评论》的主编仍是威廉·菲里普斯。它仍是一个偏左的文学杂志，刊载严肃文学作品(不一定是普罗文学)，可是已失去了当年的色彩与影响。
如果说《党派评论》是个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季刊，另一个受重视的非商业性的文学季刊《巴黎评论》可以算是十足布尔乔亚的产物了。
《巴黎评论》刚于一九八一年春季号庆祝创刊二十五周年纪念。创刊人之一乔治·普林姆顿(GeorgePlimpton)今日仍是该刊主编。普林姆顿出身富有，多才多艺，除了会写文章之外，他的好奇心奇重，什么都要尝试一下，他当过职业的棒球手、拳击家、电影演员、电视广告演员，常将他的经验写书作文。由于家庭的富有，他没有正当职业，可是在电视上作广告，收入很大。
有一次我戏问他：“乔治，你兴趣这么广，杂务这么多，怎么有闲功夫来编严肃的文学杂志？”
他大笑答道：“这就是《巴黎评论》经常脱期的原因。”
名为季刊，《巴黎评论》有时出得晚了，就二期合并。我上次见到普林姆顿时，他说他刚自中国游历回来。我问他到过何处？他说他到的地方既非北京，也非上海，只是广州附近的一个小城。因为他当前的兴趣是焰火，他在那里参观了中国焰火的制法，作为写文章的素材。
偶然看来，《巴黎评论》的主编人对生活似乎取游戏的态度，可是实际上这个文学刊物二十余年来在国际上甚享盛名。《巴黎评论》第一期是于一九五三年春季在巴黎出版的，到一九八一年才庆祝“二十五周年”纪念，便可见到主持人的随便。季刊常常脱期，可是它的材料都是头流，不少作家都在这里脱颖而出。例如，菲利普·劳思(Phil-lip Roth)的初作《再会，哥仑布斯》就是发表在《巴黎评论》(一九五八)上。其他作家如威廉·史泰朗(Wi1-liam Styron)，威廉·格斯(Wi1-liam Gass)，台瑞·塞曾恩(TerrySouthern)等都与《巴黎评论》一起成长。《巴黎评论》所刊载的文章中最著名、最受作者们注意的是“作家在著作”(Writers at work)这一栏，详细记录了对世界一流作家们的访问，解剖了这些大作家的创作方法与习惯。《巴黎评论》的《作家在著作》单行本已发行了五部，是初学小说创作者的“圣经”，也可用来做写作学校的教科书。
由于主编人的交友广泛，《巴黎评论》常有文学界稀有珍品出现。近来一期载了一篇从未在他处见过的海明威遗作《短篇小说艺术》，这篇珍品的来源读来犹如一篇故事：一九五九年三月，出版家斯克立勃纳(Charles Scribner，Jr.)请海明威将他的短篇小说编成一本专给大学生阅读的选集。他自己选了最受人喜爱的十二篇，请海明威也挑几篇，并请他写一篇有关短篇小说艺术的序言，给学生们在课堂作讨论之用。海明威立时同意。
海明威夫人玛丽在打字时，发现这篇文章有自吹自捧、蔑视其他作家的倾向。斯克立勃纳也认为这篇论文不能用作大学的教材。海明威最终听取妻子与出版商的劝告，没有发表此文。原稿存在肯尼迪图书馆中，版权属于海明威基金会。二十余年后，此文终在《巴黎评论》发表，成为文学界一件新闻。
同期的《巴黎评论》还发表一篇威廉·福克纳的鬼故事《狼人》。原来这是一篇福克纳生前向他侄儿女们口述的儿童故事。侄女在幼时听了故事后，印象甚深，成年后便凭她的记忆用福克纳的辞藻与作风记录下来发表。
凡此种种，都使《巴黎评论》成为一本独特的文学杂志，使文学界、学术界、出版界不得不予以特别注意。
《巴黎评论》的筹办其实是一九五一年春季。当时巴黎多的是美国青年作家，希望学海明威的榜样。最初有新创刊物念头的是彼得·麦蒂生(Peter Matthiessen)与哈鲁·休姆斯(Haro1d Humes)。创刊号出版时，普林姆顿恰自剑桥大学抵巴黎游历，即被拉角当编辑之一。由于他有余暇，终而成了刊物的全权负责人。二十余年来，在《巴黎评论》发表而后成名的作家众多(例如，威廉·史泰朗的《苏菲的选择》是近年畅销书之一)，黑人作家理查·赖特(Richard Wright)，欧文·肖，诺曼·梅勒等都曾在此发表作品。还有的成为高级的文学代理人，有的成为书局总编辑。当前美国质量最高的书评杂志《纽约书评》的主编人之一劳勃·西尔伐斯(Robert Silvers)年轻时也曾一度当过《巴黎评论》的编辑。
《巴黎评论》的编辑部于一九七二年搬至纽约，一直设在主编乔治·普林姆顿的家中。乔治以好客闻名，因此他的家就成为非正式的纽约文艺沙龙，好在他的私人进益不少，毫不在乎。他开派对，应邀者都是文艺界著名人士。有一时期，《巴黎评论》那批人士甚至被目为“纽约文艺界的中心”。肯尼迪总统遗孀杰克林有时也是乔治家中派对的客人。文艺与时髦混在一起，这就是乔治·普林姆顿的作风，也就表明《巴黎评论》虽不是一个商业性文学杂志，却有其布尔乔亚的背景。令人可敬的是它坚持发表纯文学作品。
美国的文艺杂志之多，难以计数。这里所述的两种代表了美国当代文学重要的一面。不过在商业化的社会中，有天才的作家往往有不可避免的终局：趋向商业化。《党派评论》与《巴黎评论》这类标榜清高的文学刊物至少有两项用处：一，培养新作家；给无名作家一个发表的地盘；二，收容老作家；给成名的作家做避难所，发表他们在商业化刊物不受欢迎的纯文学作品。
《巴黎评论》不久将出一期介绍中国文学的专号。何时问世，尚不得而知，因为主编人乔治·普林姆顿出外度假去了。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于纽约
纽约通讯
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