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三十年前，白寿彝针对旧通史存在的王朝史和大汉族主义倾向，就曾明确提出：中国通史要“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土地上的先民活动。”他认为，这样就“可能使本国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可能使本国史告诉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历史的由来。”(《学步集》)现在出版的他所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就正是实践上述见解的一部史著。
“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来研究中国古代史，首先明确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凡今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的主人，都对祖国的开发作出过贡献。不错，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汉族史或汉族王朝史不能等同于中国历史，它只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这个组成部分多么重要，只有再加上另一个部分——各少数民族史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史。正是基于这一看法，所以《纲要》在讲述历代王朝兴亡的同时，还十分注意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特别是不在王朝统治范围内的少数民族的发展情况。例如在《西汉的盛世》一节中，除谈了匈奴以外，还提到了居住在今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少数民族。在隋代，除谈了契丹、室韦、<SPS=1848><SPS=1852>、突厥、吐谷浑等外，还特别提到了台湾，简明地叙述了自三国以后，大陆移民与当地高山族共同开发祖国这一宝岛的史实。在不同章节里，对西藏，对西南等地的少数民族都有扼要的介绍，说明这些地区和内地关系的渊源。凡此，都使人突出地感到，“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民族都不是孤立发展的。每一个民族都对祖国历史的创造出过力，也都跟国家的命运同呼吸。”(本书第一章《叙论》)
但是，《纲要》并不回避历史上的国内民族矛盾。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白寿彝先生三十年前就曾提出两点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不要把汉族本身的利益作正义的唯一标准，也要把别的民族的利益算在里面。第二，要把民族斗争的性质弄清楚。”(《学步集》)《纲要》就正是按着这些要求作的。例如，《纲要》充分肯定了女真首领阿骨打发动的抗辽斗争的反压迫性质。同时，，在宋金问题上，也明确指出，金兵最初南下攻宋，“主要目的在掠夺江南的财富和俘虏人口”。这就充分肯定了韩世忠、岳飞等抗金的正义性。《纲要》盛赞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称他们为“杰出的军事家”和“杰出的政治家”。对皇太极组织归顺的汉人进行生产，组织蒙汉壮丁为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优礼明的降将等，都作了充分肯定。由于《纲要》明确指出，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是在中国境内，明皇朝以外的一个独立地方政权”，因此，书中对清兵入关并没有异族“入侵”，甚至“亡国”的哀叹；相反，明统治者的腐朽，和清创建者的朝气蓬勃，倒使人感到了后者将要取代前者的历史必然性。这些，都显然摆脱了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偏见。必须指出，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怎样处理历史上的国土和民族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吴晗等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很好的意见。可惜，这种带有民族偏见的错误观点在今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相反，“某些史学家和文艺作家把汉族以外的其他族对中原(中朝)进行武装斗争时，叫‘侵略’”(李一氓《读辽史·兼论<四郎探母>》)，就是这种错误观点的具体反映。
关于历史分期，《纲要》认为商周是奴隶制时期，东周初年和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秦汉是封建社会成长时期，而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直到五代、宋元，则是封建社会发展和继续发展时期，到了明清，封建社会便进入了衰老时期。这些结论勾勒了我国封建社会从成长到衰老的整个历程。尽管对于我国历史分期问题史学界尚有不同看法，但作为一种观点，阐述的如此清楚则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还要提及的是，《纲要》还体现了优良的学风。白寿彝先生在本书《题记》中特别指出：“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和游国恩等同志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给我们的教益较多。有时，我们作不出更合适的表述，还袭用了一些作品的成文。”这种不自矜、不掠美的老实人精神是多么可贵和值得提倡呵！
(《中国通史纲要》，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十一月第一版，1.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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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文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