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德·莫里亚克写小说，也写剧本，虽然不是当代法国文学中第一流的小说家、剧作家，但他作为批评家却资格甚老，名声颇大。他从一九三八年就开始了理论批评活动，著有论巴尔扎克、普鲁斯特、马尔洛、布勒东、哥克多以及电影史的专著十来种之多。他的小说和戏剧都不大成功，我也未作过研究，但他作为一个理论批评家，我对他倒并不陌生。
大约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从法国报刊上知道，克·莫里亚克于一九五八年出版了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当代的反文学》。在这部著作里，他创造了“反文学”这个新的术语，用来概括荒诞派戏剧、“新小说”以及与过去文学传统有所不同的文学创作。“反文学”这个标新立异的词意味着什么？他下的定义是：“反文学，也就是从平板拘谨的传统中解放出来的文学，它被这种传统赋与了一种贬意，它是永远也无人可达到的一种极端，而不过是自有人类的写作活动以来，所有诚实的人奔赴的一种方向”。从那时起，他创造的这个术语，就在法国文学批评中广泛地流行，甚至跨越了国界，这当然标志着他所具有的重大影响。
六十年代初，我研究法国新小说派，从报刊上注意到了克·莫里亚克对当时正处于黄金时代的新小说派的评介。那时，他以法国批评界权威人士的身份定期为美国《纽约时报》写通讯《巴黎来鸿》，他在通讯中指出，新小说派在法国“受到推崇，并继续使青年一代着迷”。当然，我也从一九五九年新小说派作家在午夜出版社前合影的那张照片上，看到过克·莫里亚克，因而，知道他是属于法国五、六十年代文学中的这个“强力集团”。
一九八一年春，我在美国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对面广场街的一家外文书店里，第一次看到了克·莫里亚克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又一理论著作《从文学到反文学》。这家书店是专做哈佛大学的生意的，其中出售的英文以外的各种文学的书籍，一般都是其他国家的文学代表作或理论代表作，克·莫里亚克此书在这里出售，当然又反映了国外对他的重视。
这是一本以新的观点论述法国古典文学的著作，在作者看来，整个文学发展史上，既有出色的文学家，也有潜在的反文学家，凡是和既成的传统有所不同、具有新意的作家，克·莫里亚克都认为具有某种“反文学”的因素，因此，他自然就从十七世纪的市民作家斯卡龙身上看到了荒诞派剧作家贝克特，从十八世纪心理分析小说家马里伏的身上，看到了新小说派中专门描写人物内心活动的娜塔丽·萨洛特。总之，二十世纪现代派的东西都可以在历史中、在过去作家身上找到根由，可以说，现代派就是古人在二十世纪的表现形式。当然，我觉得这种见解过于夸张，不过，克·莫里亚克把“反文学”理解为追求新的形式、脱离固有的传统、打破既成的框框，因而认为“反文学”古已有之、现代派也有其历史根由，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而且，也正是以这些论点为基础，他作过这样精辟的论断：“文学的发展与‘反文学’的发展，两者是平行的。”
这就是我见到克·莫里亚克先生之前对他的认识。他身材修长，整齐地穿着西装，有学者风度。看起来只有五十岁上下，实际上已经将近七十岁了。
我很坦率地承认我对他的小说和戏剧没有研究，只对他的理论批评“略知一二”，他客气地表示：“如果我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达到您们对法国文学这样了解的程度，那就好了”，然后就谈起他的文学创作来：
“因为我很喜欢法朗斯瓦·莫里亚克的小说，所以我自己很迟才从事文学创作，到四十岁才开始写小说。我想，既然我自己要写，就应该和父亲的小说有所不同，要和他有一个决裂，保持某种距离，加以，我念了乔伊斯的作品，又很欣赏普鲁斯特，受他们的影响很大，因此，我的创作倾向基本上与新小说派是一致的。我在小说《出去吃饭》里，写六个人物在一起吃饭，开始交待了谈话者是谁，后来就不交待了，写法有点象娜塔丽·萨洛特的那种‘潜在的对话’，所以，这部小说被称为‘新小说’。不过，我认为它并不完全是‘新小说’，只是‘新小说’边缘上的作品，整个说来，我的创作既不接近罗伯-葛利叶，也不接近娜塔丽·萨洛特，而比较接近玛格丽特·杜拉，我总想尽可能保持我的特点。我也写过剧本，有一个名叫《对话》，写两个人物在订婚的时候，他们一边讲话，时间就一边流逝，他们并不离开舞台，换装也在台上，到最后，观众看到他们都老了，手法有点象尤涅斯库的，而且扮主人公的演员，也就是演《秃头歌女》的那一位。这个剧本在日本和其他国家都上演过。我的第二个剧本在这里也得到了演出，不过，不太成功，巴黎的评论家很厉害，使人望而生畏。”
克·莫里亚克勾划了他文学创作生活的轮廓，他在法国文学创作界的确是一位晚来的人。他在五十年代以前，一直是从事文学批评和其他职业，直到一九五七年才出版了他第一部小说《所有的妇女都不可抗拒》，那时，正是新小说派兴起和形成的时期。至今为止，他写有四部小说，其中仅他提到的那本《出去吃饭》比较成功，曾获梅第西斯文学奖，至于他小说戏剧创作的整个倾向，显然是属于现代派的，而且偏重于心理分析。
克·莫里亚克深知自己的所短，并力图创造自己的所长，他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所短，并向我们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作家所拥有的自己独特的领域：“我的小说和戏剧都不很成功，我主要的精力是用在我的回忆录上。五十年来，我坚持每天写日记，因为我这大半生和很多有名的人物相处过，如哥克多、纪德、戴高乐，当然还有法朗斯瓦·莫里亚克，所以，这些日记都有丰富的内容，它们本身就构成作品。在这个基础上，我又把日记的时间全部打乱，而根据某一事件、某一主题或某一思想观点，把它们重新加以排列组合，这样就成为了我的一部特别的作品《静止的时间》。《静止的时间》只是一个总的标题，下分若干卷。在这部作品里，法朗斯瓦·莫里亚克是一个中心人物，他出现的次数最多，所以，这部作品其实带有小说的特点。我把它称为小说，是因为新小说派有一个常用的手法，就是剪辑，我无非是用了剪辑的手法而已。不过，我这部小说的每一片断都是真人真事，实际上是一部真人真事的小说，是用我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写成的小说。本来是日记，剪辑、排列、组合以后就成了小说，不妨说是另一种‘新小说’。”
听着这番介绍，我象被引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象探着脚步一样地试着发问：
“完全是剪辑和排列？没有虚构、没有修改或增删？”照我的想法，既然是小说，总免不了要“艺术加工”，怎么能想象用克·莫里亚克那种方法写成一部小说呢？
“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加工，我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间，担任戴高乐的私人秘书，我所记载的关于他的事，完全是实录，对纪德、法朗斯瓦·莫里亚克和哥克多，我都是这样做的。而且，我也是按原来所写的进行剪辑，一字不改，除非我的看法变了，我不同意原来所写的，那我就在旁边加一个注解。我这样加以剪辑排列，时间的发展就不存在了，因此，我把书名叫做《静止的时间》。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完成了六本，第一本出版于一九七四年，现在我正在写第七本。”
说着，他从沙发旁一个旋转的圆形书架上取下两本厚厚的书给我们看，还告诉我说，这部书现在已开始有些读者了，看来会越来越多。说实话，当我搞明白了这一套别出心裁的作品是怎么回事时，我对它的兴趣并不特别强烈，我觉得克·莫里亚克先生这样做，也许象解魔方一样有趣，但是，却既损害了他坚持了五十年的日记的文献价值，又不可能利用文学创作所必需的艺术加工的手段，达到艺术典型化的目的。我感兴趣的还是他那有五十年历史的日记，而且，我对它的兴趣还特别浓：
“您有幸接触过很多当代法国杰出的人物，文学界的和政治界的都有，我想，您的日记一定具有宝贵的价值，也许有可能超过龚古尔兄弟的日记吧？”龚古尔兄弟是法国十九世纪下半叶著名的自然主义作家，他们与当时的文学艺术家有广泛密切的交往，龚古尔日记共有二十二卷之多，可以说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文学艺术界的一份真实的记录。
“我不敢说比它更有价值，但也可能差不多，我从一九三○年就开始写日记，因此，至少和他们的日记一样长了。”
克·莫里亚克说到这里，打开了一个大书柜，里面整齐地排列着一本又一本厚厚的笔记，足有三、四十本之多。他指着说：“请看，这些都是！”我看着这一书柜宝贵的原始材料，我想，它们出自一个作家的手笔，其中一定有好些关于他所见过的著名人物的生动有趣的记载，也一定有许多为一般史家所不解的种种细节和轶事以及隐秘的真相……我真有点为它们被莫里亚克先生剪辑成《静止的时间》而感到惆怅，我关心它们将来的下落：
“您的日记一定会受到后代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的注意，他们一定乐于到您的日记中去查阅某些事实的真相。”
“现在已经有人开始注意了！我将来准备把它们献给巴黎大学后面的那个图书馆，供以后的研究者查阅，我父亲的全部手稿现在也都存在那里。”说完，他象自言自语一样作了一番预料和估计：“反正这些日记作为资料是有价值的，至于把这些材料剪辑成类似小说的作品是否有价值，那就不一定了，到现在为止，虽然有了一些读者，但还没有人对此进行研究。”
根据我对他刚才所作介绍的初步印象，我认为《静止的时间》恐怕难以构成一部小说，在我看来，它基本上还是一部回忆录，既然它是根据某个事件、某个主题或某种思想观点重新排列组合，那也许可算是一部特殊的回忆录，这时，我想起了马尔洛的《反回忆录》。此书与传统的回忆录的确不同，按生活面分篇，不拘泥于时间顺序，文如天马行空，有见闻，有回忆，有想象，有知识性的介绍，也有自己的分析。
“我想，您的《静止的时间》，是否和马尔洛的《反回忆录》有某种共同之点？”
“完全不一样，他的《反回忆录》中有不少自己的想象、自己的创作，而我的《静止的时间》则不添加任何东西。不过，马尔洛这个人很有天才，他讲的东西虽然并不全是事实，但毕竟还符合真实，也就是说，他抓住了他所写的对象的本质，他对戴高乐的某些描写就不全是事实，可是，你读了后，觉得写得很真切，我没有他那种天才，所以我尽可能按当时实际情况来写，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指责我不忠于历史事实。”
他总算在把《静止的时间》看作一部回忆录的前提下进行了对比，而且，对比得也有道理，但是，在我看来，《静止的时间》与传统的回忆录不一样，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我想，就实录性而言，《静止的时间》是与圣西蒙的回忆录相近的。”我尽可能求同存异，因为圣西蒙这部书是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实录性的见闻录。
“是的，您说得对，不过，圣西蒙在世的时候，并未发表他的回忆录，而我在世时，已经发表了好几卷。”当然，如果要进行对比的话，那就应该看到，圣西蒙的回忆录正因为是未被剪辑的信史，因而成为了一部历史的、文学的名著。
我们最后的话题是新小说派。因为克·莫里亚克先生既是一位新小说派作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所以，我想听听他的意见：
“刚才您提到了‘新小说’，我认为它是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轰动一时的实验，这实验有成功，也有失败，不可否认，它将在当代文学中占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地位。”
“我认为，一切和既成传统不同的小说都可以称之为‘新小说’，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上早就有过‘新小说’，如象《克莱芙公主》就是(克·莫里亚克先生的意思，显然是指这部小说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是与既成传统不同的新的东西)，一切和以前的写法不同、带有实验性的小说，都是‘新小说’。”
“这是新颖的见解，我想，您在《文学与反文学》一书里，曾经表述过这一见解。”
“是的。在法国，人们把‘新小说’派当作一个流派，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有机的关系。评论家只是因为他们和传统不一样，才把他们当作一派。新小说派在国外很受重视，研究者很多，在法国时兴过一阵，现在不那么时髦了。”“我认为，新小说派固然与传统有所不同，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与传统决裂。罗伯-葛利叶有自己的与传统不同的东西，不过，他作品中未与传统决裂的成分还比较好一些，我本人就很喜欢他的《嫉妒》，它写得很成功，而他那些真正与传统决裂的东西都是生造出来的。这种东西不一定有生命力，现在人们对这类东西也没有多大兴趣了。娜塔丽·萨洛特的作品可以说是‘新小说’，但她与过去的传统也有关系，她受到了普鲁斯特、乔伊斯的影响，不过，在新小说派中，真正有创新的，只有娜塔丽·萨洛特，因为她真正发现了人，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潜在的会话’，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新的。至于克洛德·西蒙，他的作品一部又一部地出版，而且写得也相当精彩，但他不过是把福克纳的手法加以翻新而已，而且，他老是重复同样的主题、相同的形象：战争、马……等，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是一个骑兵，他老是不能遗忘那一段生活经验”，说完，他又再次表示了对玛格丽特·杜拉的欣赏，我亦欣然同意，我告诉他：“玛格丽特·杜拉是我喜欢的当代法国作家之一，她善于写爱情，特别是善于写绝望的爱情，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指的是杜拉的《广岛之恋》、《长离别》与《琴声如诉》。
我握手告别的时候，感谢他和我作了长时间的内容丰富的谈话，我说：“这次谈话足以使我象您写《与纪德的谈话》一样，写出一篇《与克洛德·莫里亚克的谈话》。”他表示同意，只要求我在谈话录里不要转述他对某某问题的评论。
我当然要尊重他的意见。因此，我这篇谈话录并不全。
巴黎鳞爪
柳鸣九